刘寅：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新”

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第二任君主查理曼（768—814年在位），在其统治中后期，对治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宗教教育、行为规范与教会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开启了被称为“加洛林革新”（Carolingian Renovatio）的历史变革，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的查理曼改革研究主要聚焦于改革的政治与宗教理念：弗莱肯斯坦认为，确立和推广政治和宗教生活的“正确标准”（norma rectitudinis）是查理曼发动体制与教育改革的核心动机；施拉姆强调，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矫正”（correctio 或emendatio）确立社会规范和统治秩序；厄尔曼将“加洛林革新”理解为拉丁欧洲的一次“制度新生”（institutional Renaissance），认为“查理曼所期望实现的复兴是依托教父传统、以基督教教义和教理观念改造当时社会”。由于上述研究反映出查理曼改革具有鲜明的观念先行、自上而下的实践特征，所以对改革在社会基层的落实程度及实践效果的叩问，成为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机。

1977年，尼尔森发表专题论文，对“加洛林革新”是否实质性改变法兰克王国的社会肌理提出质疑。与此同时，麦基特里克聚焦加洛林改革的历史过程，通过梳理改革相关文献，如君主条令、宗教会议决议、主教法令、布道辞、礼仪用书、教理汇编、俗语文献等，探寻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与尼尔森相比，麦基特里克的结论更为乐观，她认为通过各层级的文献传导，查理曼的改革理念和意图在基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此后，以文献为中心考察查理曼改革成为主流方法。通过分析和考证基层司铎用书、布道文集等文献抄本的生产、流通与利用情况，改革的基层实践效果愈加得到印证和承认。尼尔森也对此前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应当对“加洛林革新”的实际效果给予更多认可。

随着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一批改革实践者的身影逐渐浮现出来，使得更为立体、鲜活地再现查理曼改革的历史过程成为可能。以“人/改革实践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深入揭示查理曼改革的运作机制、现实效果及其在不同地区呈现出的多样性和能动性，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趋势。在学者钩沉出的各种人物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教区主教——他们大多既是改革文献的制作和使用者，也是改革在基层的实际执行者。查理曼治下的法兰克地区，主教教区数目接近140个。作为教区最高宗教权威，主教同时肩负地方治理的重要职能。查理曼以知人善任著称，对重要教区都有特殊的人事安排。主教教区成为查理曼改革的主要执行单元。

近年来，学界已就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恩（Arn of Salzburg）和科隆大主教希尔德巴尔德（Hildebald of Cologne）的改革实践进行了较多讨论，但对另一位重要的改革推进者——里昂主教莱德拉德（Leidrad of Lyon）的关注和挖掘尚显不足。实际上，在莱德拉德的相关文献中，有一封他担任里昂主教期间（798—816）写给查理曼的述职信，其中罗列了他在礼仪规制、教士教育、书籍生产、教堂修复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革新举措，对其“治理里昂教会”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因此，笔者拟结合这份重要文献，对里昂改革展开个案研究，以期进一步深化“加洛林革新”的历史认知。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论述。首先，对莱德拉德的出身、经历及社交关系进行考证和还原；其次，对莱德拉德在里昂推行的改革实践过程进行复原；再次，结合莱德拉德的生平和改革过程，总结里昂改革的历史内涵；最后以里昂改革为切入口，综合分析“加洛林革新”的推行方式、实际效果及历史意义。

根据现存文献的时间序列，莱德拉德首次现身于史料时，身份是巴伐利亚地区弗莱辛主教座堂的执事和弗莱辛主教阿尔贝奥（Arbeo of Freising）的文书员。779年2月20日颁布于主教府邸的一份地产捐赠令状末尾署名是，“我，执事莱德拉德，在主教阿尔贝奥口授之命下记录”。另一份782年的令状末尾署名为，“我，忝为执事的罪人莱德拉德”（Leidrat licet indignus et peccator tamen diaconus）。在担任里昂主教期间，莱德拉德在向主教座堂图书馆赠书时习惯署名“忝为主教的莱德拉德”（Leidrat, licet indignus, tamen episcopus）。所以，根据“忝为……（某神职）”这种不寻常的自称方式，学者认为，上述文献中的弗莱辛执事莱德拉德，与798 年至816 年担任里昂主教的莱德拉德是同一人。如果我们按当时教阶晋升惯例（执事的任职最低年限为25岁，30岁有资格晋升司铎）推算，莱德拉德可能出生于8世纪50年代左右。

奥尔良主教提奥多尔夫的诗作《致众法官》称，莱德拉德生于巴伐利亚。另一份间接证据暗示其出身贵族。将年幼男嗣托付主教或修道院长寄养，并以神职精英为培养目标，在中世纪早期欧洲贵族家庭颇为流行。所以，莱德拉德的幼年、少年与青年时代都应在弗莱辛教会主教阿尔贝奥身边度过，接受了完备的文化教育，包括抄工训练。

由莱德拉德记录的782年令状，是巴伐利亚公爵塔希洛三世（TassiloⅢ，748—788年在位）与其子提奥多（Theodo）下令制作的。塔希洛所属的阿吉洛尔芬家族（the Agilolfings）已在巴伐利亚维持了数代的世袭统治。8世纪80年代，随着查理曼的权力扩张，他与塔希洛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弗莱辛教会扮演了居中调停的角色。这一历史背景使莱德拉德与法兰克地区发生联系成为可能。事实上，782年令状本身就包含相关线索——该令状的开篇格式与法兰克腹地桑斯（Sens）教区的一份令状惊人得一致。

莱德拉德在790年之前离开巴伐利亚，成为查理曼的廷臣。多年之后，莱德拉德在写给查理曼的改革述职信中，声称自己“完全依据神圣宫廷的仪式”（secundum ritum sacri palatii omni ex parte）革新了里昂的日课礼仪。在翻新主教府邸时，他特意添设了王宫特有的高层阳台（solarium），供查理曼驾幸时使用。对宫廷礼仪与建筑风格的熟悉暗示莱德拉德曾在宫廷供职。在此期间，莱德拉德与曾在查理曼宫廷学校授业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相识。“巴热斯抄本”（Codex Pagesianus）为莱德拉德曾跟随这位当时拉丁欧洲最知名的学者研习过自由七艺（liberal arts）提供了证据。巴热斯抄本是莱德拉德任里昂主教期间令主教座堂缮写室制作，后赠予主教教士团所属的圣司提反堂，包括波爱修斯所译的波斐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波爱修斯的《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一注释》与阿尔昆的《论逻辑》等。该抄本被视为阿尔昆将逻辑学引入法兰克宫廷教育的证据。其祖本很可能就是莱德拉德受教于阿尔昆期间使用的教材。790年，在从法兰克返回英格兰期间，阿尔昆在写给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恩的一封信中，让后者向“我的同志与朋友莱德拉德送去问候”，并承诺在来年帮助莱德拉德明确自己的“期望与潜力”。与莱德拉德经历相似，785年成为萨尔茨堡大主教的阿尔恩，幼时曾寄养于弗莱辛教会并接受教育。两人可能在弗莱辛时就已相熟。阿尔恩也是阿尔昆的密友，他可能正是阿尔昆与莱德拉德的引介人。

798年春夏，受查理曼派遣，莱德拉德与提奥多尔夫作为钦差视察高卢南部。提奥多尔夫的长诗《致众法官》详细记载了巡查经历。在诗作中，提奥多尔夫评价莱德拉德“学问出众、智识过人、德性充沛”，并且透露莱德拉德已获得任命，即将成为里昂主教。根据维耶纳主教阿多的《编年史》记载，8世纪后期的里昂主教阿多去世后，他的一位名叫伊尔都依努斯（Ilduinus）的晚辈亲属执掌了里昂教会，但并未获得主教名分。此后，经查理曼任命，“莱德拉德，一位非常重视世俗权威、对政权颇有助益之人，统治了里昂教会”。

作为查理曼最为倚重和信任的教会人士，阿尔昆与阿尔恩是否在莱德拉德的主教任命中发挥作用尚不清楚，但三人的友谊的确在法兰克教会的战略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尔恩与莱德拉德分别主持处理了查理曼对外扩张的东南战线与西南战线上的两大宗教事件：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皈依问题与西班牙边区的“嗣子说”异端。阿尔昆通过这两位主教对事件的发展施加了重要影响。“嗣子说”发源于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8世纪70年代，查理曼在西班牙边区与塞普提马尼亚（Septimania，又称Gothia）的军事扩张，使“嗣子说”成为法兰克教会需要面对的问题。持“嗣子说”的乌尔赫尔（位于加泰罗尼亚）主教菲利克斯（Felix of Urgel）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诘难，菲利克斯在表示悔改之后，逃往当时“嗣子说”大本营托莱多（Toledo）。在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阿尔昆主持了对菲利克斯与其他“嗣子说”信奉者的缺席谴责。799年5月中旬，在亚琛宫廷，阿尔昆与菲利克斯在查理曼面前进行了一场辩论，以阿尔昆胜利告终，菲利克斯再度公开表示悔改。将菲利克斯从乌尔赫尔带去亚琛的人正是莱德拉德。阿尔昆的两封书信透露，莱德拉德在就职里昂主教前后，就已经参与西南地区反对“嗣子说”的运动。宫廷辩论结束后，查理曼将菲利克斯交由莱德拉德软禁于里昂；莱德拉德可能还兼理了乌尔赫尔主教教区。此外，他还与纳博讷大主教尼福利迪乌斯和阿尼亚修院院长本尼迪克特前往比利牛斯山区，肃清那里的“嗣子说”。阿尔昆则送去新撰的教理手册予以襄助。莱德拉德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据说他每日都有进展，使多达2000人回归正统教义。

莱德拉德可能是查理曼晚年最信任的臣属之一。他是查理曼811年所立遗嘱的30名见证人之一。大约同时，查理曼向治下的大主教发布通函，要求他们对与洗礼仪式相关的17个问题作出回答。在现存的回信中，莱德拉德撰写的洗礼释义篇幅最长，尤为强调洗礼仪式承载的宗教与道德意涵，以及向属民宣导的主教职责。收到诸封回信后，查理曼向莱德拉德追问对洗礼中弃绝魔鬼（abrenunciatio diaboli）环节的进一步阐释，后者的回函围绕道德问题展开，切中晚年查理曼的个人关切。

814 年，查理曼去世，其子虔诚者路易继位。此后不久，莱德拉德受新皇帝派遣，前往马孔（Mâcon）处理教会地产事务，但同时开始筹划退休。莱德拉德选择副主教阿高巴德（Agobard）作为接班人，在正式退位之前，就已安排三位主教为阿高巴德授职。这种做法因有违教规而受到非议。但阿高巴德的接任最终在816年的亚琛宗教会议被批准，并得到皇帝认可。卸任后的莱德拉德进入苏瓦松的圣梅达尔修院（St-Médard）。821年，萨尔摩迪修院院长提乌特米鲁斯在写给都灵大主教克劳狄乌斯的书信中表示，莱德拉德喜闻克劳狄乌斯又有新的圣经注释问世，迫切希望与他会面或通信。可见，即便可能已年逾七旬，莱德拉德仍然思维活跃。莱德拉德于12月28日辞世，年份不明。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对莱德拉德的生平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认识轮廓：他可能出生于8世纪50年代左右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弗莱辛度过了人生的前30年或40年，在此期间，他跟随主教阿尔贝奥修学，与阿尔恩结识，并获得教职，因查理曼向巴伐利亚地区的扩张而与加洛林宫廷结缘；大约在40岁左右进入加洛林宫廷，在阿尔昆指引下学习宫廷知识，为国王服务；50岁左右，作为钦差出巡高卢南部，出任里昂主教，并参与肃清“嗣子说”的运动；晚年退隐于纽斯特里亚。莱德拉德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与阿尔昆、阿尔恩交情笃厚，与提奥多尔夫、本尼迪克特有过共事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莱德拉德深得国王查理曼的信任，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立足点。

据莱德拉德回忆，查理曼当初遣他赴任里昂时，要求他“汇报传闻中那个教会的失政……矫正以往疏失，并且避免此类疏失在未来再次出现”。他上任后也确实发现，当时的里昂教会“在礼拜仪式、建筑和其他圣事器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凋敝的状态”。在加洛林的政治话语中，“失政/疏失”（negligentia）是一个语意很重的宗教概念，特指教会（特别是主教）未能对其治下教会充分履行牧灵职责而犯下的罪业。尽管在上述语境中，所谓“失政/ 疏失”或许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莱德拉德所言确实可得到其他文献的印证。

里昂位于高卢的两条大河——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处，罗马时期建城，是高卢地区最早引入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城市。从地缘政治看，里昂连接南北高卢。5世纪中后期，勃艮第蛮族在罗纳河—索恩河流域定居建国，里昂曾作为王国的首都之一。6世纪30年代，勃艮第王国被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人征服。7世纪下半叶以降，多个勃艮第城市的控制权逐渐落入当地主教手中。这些强势主教掌控了所在城市及周边区域的司法与军事权力，具有较强的自治性，时常与墨洛温王朝中央分庭抗礼。对此，艾维格提出了著名的“主教国”（Bistumsrepubliken）概念，里昂被视为勃艮第地区的数个“主教国”之一。在艾维格看来，里昂从7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教会政权”。8世纪20年代以降，这些自治的“主教国”感受到两个方向的军事压力：南方阿拉伯政权与北方加洛林家族的侵略。后者带来的冲击更胜前者。据《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续编者记载，查理·马特于733年与736年两度进攻里昂，除了劫掠财富与侵占地产，还扶植自己的世俗追随者在当地建立统治。矮子丕平延续了其父的南方政策。根据阿多的《编年史》记载，“法兰克人暴虐而极度疯狂地侵吞教会的神圣器物……维耶纳与里昂教省遭到了摧残和劫掠，两地的教会在数年间都没有主教，俗人以亵渎和野蛮的方式占据了教会的神圣器物”。莱德拉德就任主教之前的近80年间，里昂主教几乎鲜见于经传。

如此背景下，莱德拉德改革的直接目标是重建里昂教会秩序与主教权威。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对教堂等宗教建筑进行大规模整修、改建或重建。莱德拉德在述职信中表示：“在修复教堂方面，我也从未停止过努力。”就目前的考证成果，公元600—800年期间里昂教区可能有20余座教堂。莱德拉德在信中列举了自己在教区内修复或翻新了10座教堂，包括施洗者圣约翰堂（主教教座）、圣司提反堂（主教教士团教堂），3座教士团教堂即圣尼济耶堂（St-Nizier）、圣乔治堂与圣保罗堂，3座修院教堂即巴伯岛（Ile-Barbe）上的圣马丁男修院、圣朗贝尔男修院（St-Ragnebertus）与圣彼得女修院，圣维利巴德堂区教堂（St-Willibadus），圣玛利亚救济教堂等。

据莱德拉德自述，他为部分教堂新建了围墙、房顶与天花板，另外一些教堂则进行了彻底重建，“整修一新”。以上10座教堂，7座在里昂城内。当时的里昂城区主要由索恩河右岸、富尔维耶尔山脚下地区和罗纳河与索恩河之间的半岛地区组成，总面积不到40公顷。对于如此狭小的空间而言，10年左右的时间内，7座地标性建筑得到大规模整修，不啻为对里昂城市景观的一次重塑——“莱德拉德主教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另外3座城外教堂，圣马丁男修院所在的巴伯岛位于索恩河上游河心，距里昂城5公里；圣朗贝尔男修院与圣维利巴德堂区教堂位于距里昂城60公里的比热地区（Bugey）。莱德拉德对它们的整修，意味着他的改革触角和主教权威已突破里昂城区，达至整个里昂教区。除修复教堂之外，莱德拉德还提到他“致力于添置司铎法衣或其他圣事器物”。此举显然是针对此前80余年间加洛林政权及其里昂世俗支持者对当地教会财物的巧取豪夺。

其二，进一步扩充教士与修士规模，加强对宗教生活的规范。在扩充人员方面，莱德拉德在述职信中列举了3座修院的人员规模：圣马丁有修士90名；圣朗贝尔有修士56名；圣彼得有修女32名。莱德拉德“还为教士们修建了内院（claustrum）”，使得“所有教士都能共居一室”。这种以集体生活为核心特征的教士体制被称为教士团制度。通过相关文献，我们可以还原出8世纪初里昂城内教士团的基本规模：由主教本人领导的圣司提反堂52—68名教士；由副主教领导的圣伊雷内—圣朱斯特堂与圣保罗堂分别有约25名和24—27名教士；由团长（abba）领导的圣尼济耶堂与圣乔治堂分别有约20名和19名教士。由上可知，在当时里昂的城内人口中，教士团阶层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加强宗教生活规范方面，莱德拉德在述职信中自豪地表示，“从前，以上（圣马丁、圣朗贝尔、圣彼得——引者注）三所修院里无人知道如何按照会规生活，也无此意愿。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使他们能够遵照会规生活。得上帝之助，此事已得以实现”。查理曼曾在多个场合要求治下的修院、修士遵照《本笃会规》组织生活，也多次颁布条令，尝试在整个法兰克地区推广教士团制度。可见，莱德拉德在教区内推动的修院改革，充分贯彻了查理曼的教会政策。

其三，振兴宗教教育。为了培养“能够正确履行圣礼的教士”，莱德拉德请求查理曼从罗马唱诗法（romana cantilena）在法兰克传播的策源地——梅斯，选派一位教士担任指导，“在上帝的襄助与您（即查理曼——引者注）的支持下，里昂教会不仅恢复了唱诗的仪轨”“日课所需的每个环节都完全依据神圣宫廷的仪式”。莱德拉德还组织了唱诗学习班，，由已经习得唱诗之法的教士再传授其他教士。

除唱诗学习班之外，莱德拉德还组织了读经班（scholas lectorum），使教士“不但能在圣礼仪式中诵读经文，还在对圣经的冥思中追寻属灵理解的果实”。莱德拉德还列举了里昂教士能够阐释“属灵意义”（sensum spiritalem ）的若干部经书。述职信中提到的“属灵理解的果实”与“属灵意义”，指超越经文字面义的精神义。类似表达在查理曼时代的文献中并不鲜见。对教士进行圣经教育，同样是查理曼的国策。例如，一份颁布于805—813年的条令要求“主教们应当督促他们的教士团成员依据正典学习圣经，正如身为皇帝与主上的朕在每次集会上都命令的那样”。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拉丁释经家之一克劳狄乌斯的释经生涯就始于里昂。据克劳狄乌斯回忆，他曾在莱德拉德领导的里昂教会提高自己的圣经学问，并开始撰写《〈创世记〉注释》。

其四，繁荣文化生产。莱德拉德在述职信中表示，“在这所教会，我尽我所能地推动书籍的抄录”。就现存证据来看，里昂教会附属缮写室的活跃程度与附属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均位于查理曼时代所有主教座堂的前列。基于塔菲尔、洛、毕绍夫与奥尔茨等几代古文书学权威的研究，综合文字风格、赠予签名与页边旁注等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现存约23部抄本（包括残本）或部分书页很可能制作于莱德拉德时代的里昂缮写室。绝大部分抄本制作完成后，直接进入主教座堂图书馆供教士们参阅，或由莱德拉德赠予主教座堂图书馆。此外，还有个别抄本反映了里昂缮写室的输出能力。“Paris, BnF, NAL 1740”的主体是一部8世纪早期以北法兰克风格的安色尔字体（uncial）誊抄的武加大本（the Vulgate）圣经抄本。但第193—197页是用公元800年前后里昂风格的加洛林小字（minuscule）誊抄的补页。同时，抄本的原书页上存有数处加洛林小字的经文勘误。它们反映了莱德拉德对查理曼关于修缮圣经抄本、规范圣经文本政策的执行。这部抄本的《申命记》经文的页边与页中，录有400余条以“小而工整的后期莱德拉德风格的里昂加洛林小字”誊写的经文注疏。它们无疑是莱德拉德在教士中开展圣经教育的鲜活证据。

另外，载有数篇古代晚期拉丁诗作的抄本表明，当时里昂教士的知识生活不局限于释经。莱德拉德写给一位修女的书信中体现了他对6 世纪时活跃于法兰克地区的意大利诗人福尔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的熟稔。当时的教士团成员执事弗洛鲁斯（Florus the Deacon）日后创作了多篇宗教诗歌，应与他青年时接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联。

莱德拉德在里昂的改革运动主要包括修缮建筑、完善制度以及振兴知识与精神生活等，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这座教会城市恢复了活力。莱德拉德改革的核心在于打造由主教本人领导的教士队伍。通过改革，里昂的精英教士团体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规范，并且塑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与查理曼改革的主要目标，即培养“内在虔敬、外在博学、作风得体、能言善学”、有能力担当教化基督教民众之职的“教会的兵士”，高度契合。

如上所述，莱德拉德在里昂的革新运动，贯彻了查理曼的改革意图并取得良好效果。那么，里昂改革运动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笔者拟结合莱德拉德的生平经历及其改革举措，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把握。

其一，里昂改革从酝酿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展现了查理曼重建加洛林帝国统治秩序，特别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掌控力的意图。如前所述，莱德拉德出任里昂主教是由查理曼直接任命的。如果考虑到此前两代里昂教会执掌者——主教阿多和伊尔都依努斯的本地背景及二者的亲属关系，那么外来者莱德拉德的到任，则意味着法兰克君主权力对里昂地方教会的介入与渗透，对此我们或可以从阿多《编年史》对莱德拉德的相关描述中获得暗示——“一位非常重视世俗权威、对政权颇有助益之人，统治了里昂教会”。据莱德拉德自述，他就任里昂主教的重要使命，就是“汇报”“失政”和“矫正”“疏失”，“并且避免此类疏失在未来再次出现”。莱德拉德修葺、重建教堂的资金来源也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力度。如前所述，莱德拉德对里昂的教堂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其资金从何而来？一项理应存在且数量可观的来源是什一税。较之前代，加洛林主教对什一税拥有更强的支配权。根据当时的一般原则，什一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应当用于教会设施与器具的完善。但更大规模的收入来源是教会地产。三部载有莱德拉德述职信的抄本都附有一份土地清单，其中列举了里昂教会持有的地产数量与两座教士团教堂的教士人数。根据这份文件，可供莱德拉德个人支配的土地收益，包括727块有农户定居的劳役租份地（colonicasvestitas）和33块非定居性的货币租份地（absas）。一块份地原则上面积16 英亩，一般由一个农业家庭耕种，净收益大概可以供养一名教士。由此推算，就当时标准而言，上述地产规模并非特别巨大。但清单中还列出了两位里昂副主教与多座教堂及修道院持有地产的情况，譬如圣司提反堂享有83块劳役租份地与50块货币租份地的收益。所以，莱德拉德掌握的760 块份地收益或许可以被视为“改革专项经费”，其中大部分应当是莱德拉德在查理曼的支持下，取自于从前侵占教会财富的平信徒家族。

其二，莱德拉德的人脉资源为其推行里昂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持。圣马丁修院的重建即是典型例证。圣马丁是高卢最古老的修院之一。根据一部9世纪初的圣徒传记，莱德拉德在听闻阿尼亚修院（位于塞普提马尼亚）院长本尼迪克特及其修道团队的盛名后，向他表达了重建圣马丁修院的意愿，并请求他派遣一些可以示范“好生活的起点”（initium bonae vitae）的人前往里昂帮助启动改革。本尼迪克特从门徒中选出约20人，派往里昂定居。由此，圣马丁的修道事业欣欣向荣。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与莱德拉德曾在肃清比利牛斯地区的“嗣子说”运动中并肩合作。

其三，借助和整合地方宗教传统是莱德拉德推动里昂改革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莱德拉德的唱诗改革和他组织的读经活动。在述职信中，莱德拉德使用的“恢复”（instauratus est）一词值得玩味。这说明，在为自己的唱诗改革作舆论宣传时，莱德拉德可能有意识地使用了当时流传的一个说法：因首位里昂主教福提努斯（Photinus）乃圣彼得门徒，里昂最初接受的就是罗马式的日课仪程。这使得莱德拉德推行的“依据神圣宫廷”的革新运动，同时亦成为对里昂自身历史传统的复归，从而使仪礼改革获得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双重权威。9世纪30年代，莱德拉德确立的唱诗之法，已然被里昂教士们视为“父辈确立的惯例或古老的仪式法度”，足见其改革成效。

此外，莱德拉德对“属灵理解”及相近表述方式的反复使用可能暗示，由他组织的读经班采用了5世纪的拉丁释经家优克里乌（Eucherius）的释经学指南《属灵意义纲要》（Formulae spiritalis intellegentiae）作为指导用书。两部抄本支持这一推测。“Paris, BnF, Lat. 9550”是现存优克里乌作品最早的抄本之一。根据奥尔茨的研究，它最初由孔达（Condat）修院院长在6 世纪下半叶从里昂教会求得。800年前后，莱德拉德将这份抄本重新迎回里昂主教座堂图书馆。另一部载有《属灵意义纲要》的早期抄本“Paris, BnF, Lat. 12236”，制作于9世纪初的里昂。劳尔认为，这部抄本最初为莱德拉德个人所有；奥尔茨也认为该抄本与莱德拉德有关，并推测其祖本为后者从西班牙获得。《属灵意义纲要》之所以受到莱德拉德的特别重视，除其在早期中世纪享有的盛名之外，也与作者身份大有关联——优克里乌是5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里昂主教。通过对前代主教作品的推崇，作为外来者的莱德拉德，与本地的教会谱系及思想谱系建立起接续关系。

其四，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抄本的字体风格为我们了解里昂改革的跨地域文化 交流提供了线索。载有希腊教父奥利金旧约布道辞的抄本，留有莱德拉德本人的勘误字迹。这表明莱德拉德在成为主教之后，并未彻底搁下青年时的抄工手艺，甚至还亲自把关里昂缮写室的工作质量。奥尔茨通过比对笔迹提出，莱德拉德的书法习惯影响了加洛林时代里昂缮写室的字体风格。莱德拉德故乡的缮写文化对里昂的影响，还体现在一部制作于当时里昂的抄本中。洛根据字体风格判断，这部抄本是里昂本地抄工与来自巴伐利亚的抄工合作完成的。这意味着，莱德拉德在出任里昂主教后，很有可能从老家招徕抄工为里昂的缮写室提供服务。

此外，毕绍夫从另外三部抄本中辨识出“保留了本土书写习惯的西班牙移民的笔迹”。与西班牙的文化联系还反映在这一时期编撰于里昂的两部文献中。《达凯里阿纳教令集》（Dacheriana）是早期中世纪影响最大的教会法令汇编之一。这部教令集在结构上效仿了7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教会法系统汇编》（Collectio Hispana systematica），后者公元900年之前的完整抄本仅有两部存世，均出自里昂。其中之一很可能就是在莱德拉德出任主教期间制作的。

另一部与西班牙颇有渊源的文献是一篇9世纪初的佚名殉道士历（martyrology），以殉道日期为序记录了387位（组）殉道士与圣徒的生平。据昆廷研究，这部殉道士历的编撰大量利用了一部现已失传的西班牙殉道士生平集，后者应是得益于莱德拉德本人与比利牛斯山区的密切联系而流转至里昂教会。佚名殉道士历中有23位（组）圣徒出自里昂或周边地区。弗洛鲁斯在9世纪40年代以它为底本编撰了新的里昂殉道士历。佚名殉道士历编撰于里昂应为定谳，极有可能是莱德拉德出于规范里昂教会的圣徒崇拜实践而下令编撰，用于当地教士团或修院的集体诵读。

与圣徒崇拜有关的另一项举措，是807年居普良（Cyprian ofCarthage）等三位北非圣徒骸骨的迁入。这次圣骸迁入是里昂教会的一件大事，弗洛鲁斯以此为主题创作了一首诗作。诗歌描述了查理曼遣往阿拉伯阿巴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使节，在迦太基一座废弃教堂中发现圣骸，并把它们带回高卢，寄放于阿尔勒；“怀着炽烈的赤诚之心留意着每个地方的神圣之物”的莱德拉德闻讯后，“以乞求性的祷告”恳求查理曼允许把骸骨安置于里昂主教座堂；莱德拉德的继任者阿高巴德在居普良的瞻礼日在圣骸前布道；这三位著名圣徒保佑了里昂教会荣受恩典。弗洛鲁斯的诗作表明，莱德拉德主导的圣骸迁入，使得里昂教会与更广泛的基督教世界及其文化传统建立直接联系，成为凝聚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重要元素。

如前所述，学者们近年来已不满足于对查理曼改革的笼统理解，而是将研究触角深入主教在各自教区内的改革实践，从而还原出“复数的加洛林革新”的历史形态。本文对莱德拉德生平及其里昂改革的个案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研究进路的合理性和潜力。对莱德拉德的生平及其在里昂的革新举措进行史学还原，为深入揭示查理曼时代改革运动的运作机制与历史影响提供了契机。

我们看到，查理曼改革在里昂教区的落实情况，与主教莱德拉德的个人能力、意愿、规划与资源密切相关。里昂城的“加洛林革新”，处处打上了莱德拉德的个人烙印，除上文揭示的主教座堂缮写室字体风格等例证以外，即便是里昂改革的局限性，也深刻体现了莱德拉德的个人风格。莱德拉德时代的里昂没有反映规范乡村基层司铎的改革文献存世，如主教法令、教理知识测试题和司铎牧灵手册等。尽管史料的存佚具有较大偶然性，但仍旧从侧面印证莱德拉德将改革重点置于里昂城及城内的精英教士，而非地方教士和地方平信徒。这表明莱德拉德十余年的改革生涯亦有力所不逮之处，但或许也与其个人经历相关——自幼寄养在弗莱辛城主教座堂，此后便进入查理曼宫廷并出任重要教职，“登堂入室”的履历一方面让他在精英阶层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基层乡村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应注意，南高卢地区在8世纪时遭受的灾难，使主教权威的重塑与城区内教会秩序的再造，成为莱德拉德改革举措的重心所在。如果在其他地区，查理曼改革所呈现出的面貌就未必与里昂完全一致。

把教区视为改革的基本单元，并不意味着我们仅在单个教区视野内考察查理曼改革的运作机制。事实上，里昂改革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恰恰在于其超出教区的空间维度，即查理曼开创的大一统帝国。丰富的跨区域交流元素，是本文对里昂改革的考证中频繁浮现的主题：来自法兰克宫廷的建筑风格与圣礼仪轨、梅斯的唱诗之法与教士团制度、巴伐利亚的抄工、塞普提马尼亚地区的修会改革团队、西班牙的移民与书籍、北非的圣骸。这种“国际色彩”，无疑直接受惠于改革者莱德拉德的个人履历与人脉资源。但同样需要看到，莱德拉德生命轨迹的“国际性”，是以查理曼的欧洲基督教帝国这一地缘平台为前提的。里昂的案例证明了帝国视野给查理曼改革带来的开放性。当然，身为外来者的莱德拉德同样非常注重发挥里昂本土的传统元素，为他的改革所用，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前代主教优克里乌著作的推崇和对里昂唱诗礼仪罗马本源说的宣传。

在跨区域元素与本土资源的互动之外，里昂案例所示查理曼改革另一个关键的空间维度，关乎改革实践对加洛林王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尽管莱德拉德费心为查理曼修建了宫廷式的高层阳台，但这位君王从未到过里昂。然而，围绕改革的交流，将这座城市与700余公里之外的王朝政权中心联系在一起。将莱德拉德立为里昂主教是查理曼的决定，矫正里昂教会的“失政”是查理曼给莱德拉德下达的旨意。莱德拉德针对教区内教士团与修院的制度改革，表现出了对查理曼政策的紧密追随。在引入梅斯教士传授唱诗之法一事上，查理曼对里昂的改革提供了直接帮助。事实上，莱德拉德写给查理曼的述职信本身，就是改革实践里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的例证。考维尔在尝试确定述职信的写作时间时注意到，查理曼在806年前后颁布的两部条令中，要求他的钦差们对教区和修院的情况进行调查。该年3月颁布于奈梅亨（Nijmegen）的条令表述最为清晰：“前面提到的钦差们应针对每一个教区和每一座男女修院中的教堂建筑与教堂内饰的改进和修复情况及进度进行调研；同时，还应积极视察每位教会成员的生活作风，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我的旨意，对他们的读经、唱诗与教会法规相关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矫正。”尽管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在述职信与这部条令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身处中央的查理曼希望掌握地方改革事业的进展情况，而莱德拉德的述职信无疑是对国王要求的响应。所以，改革本身成为查理曼帝国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莱德拉德的改革给里昂带来的历史影响也体现出一种微妙的两重性，一方面，在查理曼主导与支持下的里昂改革，扭转了加洛林王朝前代统治者对南高卢造成的颓败局面，主教权威与教会秩序得到恢复，里昂城重获活力；另一方面，这种复兴并不意味着里昂回到了7世纪时那种高度自治的“主教国”状态，恰恰相反，改革使里昂与法兰克政权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将这座城市有效整合进新兴的加洛林帝国体系之中。莱德拉德的改革成就标志着“加洛林里昂”的诞生。此外，里昂的“加洛林革新”案例也提示我们，在近年的“加洛林革新”研究中，关注度颇高的中央改革政令中“大一统”诉求与地方改革实践的“多元性”现实之间的错位或悖论，可以在本土与外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视角之下得到更好的解释。我们或可用“和（integration）而不同（homogeneity）”来形容加洛林革新给拉丁欧洲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