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沙龙｜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

近日，北大光华2020级商业分析硕士班学术沙龙委员会举办了秋季学期第六场学术沙龙。活动有幸邀请到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周黎安老师，作主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的学术分享。

大多数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

周黎安老师提到当前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传统-现代的两分的范畴，这个范畴里面隐含了落后-先进的比较以及传统中国-现代西方的比较。因此，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科学的探讨都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理论、西方经验和西方价值三位一体的西方话语体系，该体系扮演了中国问题研究的分析基准、价值基准和预测基准。若把中国称为“此岸”，把西方称为“彼岸”，实际上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是在分析中国怎么从“此岸”达到“彼岸”。

中国历史发展的简短回顾

接着，周黎安老师为大家简短回顾了中国各历史阶段的特点。在中国帝制时期，社会呈现中央集权+官僚制，小农经济、市场化和城市经济，高度社会流动性的特点；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抗拒共产国际的指导，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的革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组织文化；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借鉴苏联计划体制，但内置了地方分权、工业分散、中小企业、企业管理“三结合”等中国特色的元素；改革开放时代，在威权体制内部引入地方竞争，“官场+市场”+ 全球化。

中国各历史发展阶段展现其独特性

随后，周黎安老师以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各历史阶段呈现极为独特的体制模式和路径特征。

中国帝制时期：在人多地少的特点下，小农经济的内卷化使得中国社会呈现“有增长无发展”——家庭不断投入劳动力，投入密集但单位投入的产出不断下降，呈现“有商品无资本化主义”——从农业的“过密化”过渡到乡村经济的“过密化”，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大经营农场败给小农家庭经营方式，市场经济的出现没有带来资本市场的萌芽。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武装和中国革命在长期战争中塑造了独特的革命理念、组织文化和治理模式，对中国后世影响至深至巨。这些理念与模式融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政党、农民造反、儒家传统等多重因素，独创一体，区别于苏联红军、传统军阀乡勇、国民党军队，也难以用“传统-现代”的范式去界定。比如，革命时期形成的共产党组织文化有价值和使命驱使、“支部建在连上”、高度分权的“军事发包制”、官兵平等、人民战争观。

计划经济时期：宏观层面上，相比苏联的高度集权，中国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地方分权，中央计划+地方计划，中国特色的联邦制；相比苏联的地区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体系，中国发展了自成体系的地区经济和地理上高度分散的地方工业；苏联工业结构以大型企业和现代技术为主，中国则采取 “大中小并举”的企业结构、 “土洋结合”的生产技术，鼓励农村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微观层面上，以鞍钢经验为例，在严格的权威关系中引入平等、协商与跨界合作，深受革命时期组织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组织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央地关系、政府治理进一步深化地方分权和“行政发包制”（财政包干、预算包干、企业承包）；革命时期的“军事/行政发包制”、政治锦标赛与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相结合；“官场+市场”与全球化相融合，将中国两千年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最悠久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传统加以融合。

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范式来认识中国具有局限性

最后，周黎安老师谈到，中国从国家体制到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有中国独特的东西，简单的从传统-现代二分的框架去分析中国是一个误区，会看不到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不仅国人需要关注，而且西方人也需要重新思考其认知视角。西方国家坚信西方道路和模式的普适性，而这种普适性是不存在的，尤其不适合中国，会导致 “中国认知”的谬误。放弃“西方中心论”，才能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逻辑与演变路径，还原其更真实的面目。

在沙龙的最后，周黎安老师和同学们还进行了深入的问答讨论，针对大家提出的如何看待企业996现象、劳工利益保护等疑惑进行了深刻而精彩的解答。

嘉宾简介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