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山川抗战烽火

蒋廷松原创

全州西北区域的抗日力量,主要是蒋余荪领导的武装。蒋余荪,原名蒋仕谦,出生于秦家塘区新山乡锡福村禁山里( 今属龙水镇百福村委,又称下白石)。他曾考入香港皇仁大学预科班文学系读书。由于教英语的英国老师辱骂中国学生,蒋甚为不满,从而愤然辍学。

先是从教,后来从军,继而从政。曾三度担任全县(今全州县)县长,先后任兴安、全州、灌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全县民团司令部副司令、第八行政督察区(桂林地区)民团副司令。1944 年9 月,任国军第93 军挺进纵队司令、第八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国军防守全州不战而退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八月下旬(也有人说是五月),国军第93 军自四川綦江抵全州驻防。军长陈牧农,陆军中将,湖南桑植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第93 军归第四战区指挥。其在全州的防御部署是:在县北双桥东西15 里地段构筑防御工事,派一个加强团守御黄沙河,派军直属搜索营驻防龙水、大西江,防敌侧翼攻击,军部主力驻县城一带。面对日军即将入侵全州的严峻形势,相传,陈牧农得知蒋余荪有守土抗战之心,主动向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蒋申请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批准。当时县政府令各乡村抬猪、赶牛送到军队进行慰问。才湾驿马的地主刘俊财让人抬了几头猪、牵了几头牛,送到县城。但军长陈牧农拒绝要牛,说牛是生产工具。刘俊财说:“如果日本人来了,牛便成了日本人的了,留着有什么用?”但部队最后还是没有要牛。可惜第93 军后来让全州老百姓太失望。

全州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补给点,可是当陈牧农获知侧翼大西江有日军重兵压境,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逃,其部队撤往兴安县。临行前的9 月13 日晚,他下令销毁存放在县城的数千发炮弹和150万发子弹及大批粮食。连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囤积在全州军备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也损毁得干干净净。9月14 日凌晨一时,日军宫本中队进入县城,全州县城沦陷。几天后,县内绝大部分地域落入日军之手。日军没来之前,全县县长陈步藩就早早地退至内建乡。第八区专员陈恩元也跑到资源县。事后,对于全州县“父母官”和军人的逃亡,老百姓都很气愤,有个姓邓的乡绅挖苦说:“陈军长、陈专员、陈县长,三人凑成一剂‘三陈汤’,断送了全州民命!”

组建挺进纵队奋起抗日

陈牧农不战而退,民愤很大,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于桂林城内。自此以后,全州的主要抗日力量由国军转为以地方武装为主。

陈牧农退出全州前,任蒋余荪为第93 军挺进纵队(当地人称他们为自卫队)司令。挺进纵队相当于师,成立之初包括挺进一支队(相当于团)、挺进二支队和挺进三支队,分别在县境不同的区域进行抗日。纵队司令蒋余荪、副司令刘权和蒋朝清,其中挺进一支队由蒋余荪直接领导,在龙水成立,驻扎今才湾山川,主要活动范围在全州西北区域。陈牧农当初还专门拨出包括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及一些小钢炮等装备,武装挺进纵队。挺进纵队仅向第93 军领得部队番号,其官佐、士兵的枪支、粮饷均由县内筹备,士兵每天一斤大米、一斤菜。在蒋余荪组建挺进纵队数个月后,陈恩元也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一月,在桂林市东郊冷家村成立抗日民团大队部,进行抗日活动。二支队则由纵队副司令刘权(即刘遂谋)兼任支队长,驻东山,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全州东部区域。三支队由纵队副司令蒋朝清兼任支队长,蒋朝翰任副支队长,驻扎在内建乡,后来也叫做内建挺进支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全州西南部区域。该支队的邓仲雍部,曾在文塘村委浩水田村公路上设

伏,击毙日军木村大佐( 相当于陆军上校),这是全州抗战史上有史记载击毙最高级别的日军指挥官。但蒋余荪对挺进二支队和挺进三支队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一般不进行具体指挥。挺进纵队自组建后,与县长陈步藩所属的自卫团时常发生摩擦。在日军入侵全州后,县长陈步藩率县机关前往内建乡。而内建乡属于挺进纵队三支队蒋朝清的地盘,蒋朝清便想消灭异己,他设计在内建乡大拱桥村宴请县长陈步藩,但陈预料有危险,自己没去赴会,前去赴会的县自卫团副团长吕端生及一些赴会人员被枪杀。自后,陈步藩向第八区专员陈恩元辞了职,回湖南武岗县了。陈恩元改派蒋文度任全县县长。

蒋朝清是蒋余荪的人,两人关系甚好,势力又强。考虑到这个原因,蒋文度任县长后,没有回内建乡,而是率部去了镇东乡(今东山乡)清水村驻扎。但这一带有挺进纵队二支队刘权的队伍,一山难容二虎。蒋文度找了一个机会,设计将挺进二支队包围缴械,并在东山白宝乡霞头村枪杀了支队长刘权。刘权虽然不直接听命于蒋余荪,但名义上也是蒋的下属武装,蒋文度不愿与蒋余荪结仇,为了缓和与蒋余荪的矛盾,主动在蒋的挺进纵队司令部成立了派出机构,即全县行政公署,代表县政府在蒋余荪的辖区内行使职权,主要职责是筹粮筹款。

纵队招贤纳士,汇聚人才

当时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但挺进纵队司令部就招有几个大学生。其中政训处主任经正行(时全州省中校长)领导的政训处,就有13名知识分子。如龙水镇安陂村的唐荫财(英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李澄。这李澄是经全州到桂林做生意的,全州沦陷时,由于回不了老家,便加入了挺进纵队。蒋余荪对有文化的人很器重,李澄投奔挺进纵队后,便被蒋余荪安排在政训处。李澄英语说得很流利,后来被正规军要去当了翻译。队伍里的大专生还有西南商专毕业的龙水人蒋世德,中专生有唐志敬、蒋纯钰、谢惠蓉(女);高、初中生有王书鸿、蒋治、蒋淑媛(女)、蒋世荣(女)、蒋士伶等。还有一个和尚,原是万乡某庙中的僧人,逃难参加进来,负责为政训处的人做饭、打草鞋等。总计有13 人,故蒋世德戏称之为“十三友”。这些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每到一处,便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教战士们唱《九·一八》《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之类的抗日歌曲,成为当时宣传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加强思想工作,纵队司令部政训处创办了一份《新闻简报》,就是由这些知识青年负责的。司令部从国民党统治区湖南订了《芷江日报》《洪江日报》两份报纸。报纸来后,由唐志敬负责从上面摘录新闻,然后十几个人便将这些摘录的新闻分头抄写,每期抄写一二十份,发送至司令部的各中队。蒋士伶负责将报纸送到三四里以外的司令部驻地。

挺进纵队也重视其他人才的招聘。如才湾寨圩有个名叫唐彤庭的中医,医术很高,曾治好许多受伤的人。蒋余荪便请他到部队当军医。后来在战斗中,有个士兵在星子界与日军拼刺刀时被削去了头皮,还被子弹打中肚子,子弹取不出。唐彤庭用膏药贴在伤口上,几天后子弹便随着膏药出来了。

血性男儿,以牙还牙

日军歼灭蒋余荪与劝降的计划失败后,便将魔手伸向蒋的手下。时任伪全县维持会会长的唐光璟,字宋卿,城关区永和乡三义村殿子岭人(今属全州镇龙岩村委),他历任过兴安、灌阳、扶南、百寿等县县长等职。日军入侵全县时,受陈恩元的派遣,充当伪全县维持会长,曾广泛地向各抗日自卫队发信,劝其投降日军。有一次,唐光璟派汉奸秦锡爵、谭丽棱,找蒋余荪劝其投降遭斥责后,转而欲策反蒋手下的大队长谢以仕。谢大怒,举枪击毙了这两个汉奸。自挺进纵队成立以来,到日本投降为止,自卫队不断袭击日寇,而日寇也不停地向挺进纵队发起偷袭与围剿,我方哨所与敌方哨所成了双方较量的重要阵地。有一天,挺进纵队的武装在枫木界与日军交火,当场击毙日寇10 多人,自卫队也牺牲了一些战士。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下旬,日军派兵偷袭挺进纵队一支队黄猫源哨所,分队长谢敏(龙水镇石脚村人)下令还击,击毙日寇四人。日寇败退,谢敏前去察看被击毙的日寇,但有个日本兵只是负了重伤,他向谢敏扣动了扳机,谢敏不幸中弹阵亡。民国三十三年冬,日军从紫岭云头田出来骚扰,被挺进纵队侦察得知后,挺进纵队决定在白竹江云脚底(今山川中学一带)设伏围歼日本兵。当时第93 军有个姓贾的连长,率士兵驻扎在资源县的延家坪。挺进纵队担心自己吃不下这伙日本兵,便忙派人去通知贾连长。贾连长很快率领他的队伍赶了过来。当日军进入包围圈后,我军便发起猛攻。日军为了突围,死命反击。到最后只余下日本军官一人。贾连长冲上去想活捉那日本军官,便用手枪指着他命令他放下武器,岂料那日本军官拒不投降,反而举起指挥刀劈来。贾连长扣动扳机,但子弹只击中了指挥刀。贾连长便扑上去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贾的通讯员(老百姓也有说是警卫员)见连长占了优势,也冲上来帮忙,不料这日本军官拉响了身上的手雷,导致三人同归于尽。

战斗结束时,日军被打死约20 人,我方有18 人阵亡。我方阵亡烈士,当时由永佳洞大桥边(即桂花亭)村民曾胜权出资,暂时安葬在战斗发生地。据当地老百姓说,经过那场战斗,以后这一带变得非常清净,因为日本兵不敢轻易来这里抢劫扫荡。后来,贾连长的妻子来到这里祭奠贾连长,当地百姓不少人为她捐了款,以示感谢与慰问。

日军鬼子在中了埋伏吃了亏后,对挺进纵队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星子界是当时山外进入山内五福等地的主要关隘之一,当时许多逃难的百姓都进了五福,所以守住此关隘对挺进纵队和进山逃难的百姓来说都很重要。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夜晚,日寇出动100多人,偷袭挺进纵队一支队星子界哨所,被哨所士兵发觉,以谢以溪为首的八名队员,以少敌多,以牺牲五人、重伤三人的代价,坚持战斗到天亮,打死日寇20 多人。日军通过偷袭手段夺取星子界后,由于害怕蒋余荪山内的武装进行反攻,便匆匆撤退。退时,将亡军每具尸体砍下左手,携返烧灰,分装纪念。日军退后,挺进纵队清理战场,将日军死尸头颅砍下,运回司令部报功。同月,分队副队长罗永祯率队员10 人,主动出击,潜伏于七都背后的苦珠山干沟里,待日军行至射程范围内时,开枪击毙一名日军,余皆逃跑。民国三十四年春夏之际的一天凌晨,日军出动200 多鬼子,包围了星子界哨所,与挺进纵队的抗日武装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和强大火力,用炮火对星子界进行狂轰滥炸,继而发动一次次冲锋。当时,坚守星子界的是万二乡的蒋志成分队。蒋志成是今龙水镇下升塘人,他率40 多名战士坚守阵地,与围攻的日寇从黎明打到天黑。到战斗结束时,蒋志成分队有30 多名战士不幸以身殉国。战士李孝正表现得特别顽强,他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围住自己的五名鬼子同归于尽,为国捐躯。但这场战斗,也给了日寇以重创,有60 多名鬼子被打死。当然也有说不是这个数目。

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地五福, 一直是日寇进犯的对象。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凌晨,日寇调集兴全灌大部分日军,组成约一个联队的兵力,抓住数百群众做人质在前面带路,分两路向五福进犯。

自卫队一边打一边撤,直至撤到资源县的黄皮水,然后把部队分散到大山中。日寇四月五日那次发起的对五福的扫荡,共焚烧49 个自然村的民房222 座。四天后又焚烧山川驿马、红桥亭等23 个自然村的民房29 座。日寇占领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地五福后,以为蒋余荪这下可能会屈服了。当时驻寨圩的日军一直没有放弃招降蒋余荪的企图,几次派兵入侵禁山里,都没有对蒋余荪的屋子进行烧、抢等破坏活动,但在村里的墙上写了许多诸如“日华同生共死”“日华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就是希望蒋余荪能向他们投降。日军再次让汉奸李某某给蒋余荪写劝降信,并把他们所犯下的暴行归结于蒋余荪率领自卫队所抵抗的结果。日寇在信中说:我们来你们就退,我们走你们又来骚扰,从而造成民不聊生,烧民房、杀平民,哀鸿遍野,实属阁下(指蒋余荪)坚持抵抗之罪过。信最后还是回到劝降上面:无奈大势已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奉劝先生尽快回头,协助大日本皇军维持“全兴灌”之秩序,仍不失有加官进爵之荣耀。日军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挺进纵队的抗日官兵,反而激发了他们对日寇的仇恨。尽管挺进纵队以军法的形式向所属武装颁布了禁止枪杀日军俘虏的法令,但杀红了眼的抗日战士拒不执行,往往抓住俘虏便就地枪杀。在桐油山活动的支队长张先午的队伍,有一次抓住五六个日本兵俘虏,当场将他们杀得一个不剩。这让日本侵略军非常恼火。不久,日军又组织了约200 人的武装,直捣挺进纵队设在资源县梅溪乡的后方根据地。当时,得知日军即将来偷袭的消息时,蒋余荪的父亲蒋凤池非常惊慌,忙叫少校副官唐玖芳组织家属转移。唐玖芳平静地说:“有蒋司令在,怕什么?”果然,不久便传来消息。这支前来偷袭的日军在梅溪河上游一带,遭到早有准备的挺进纵队武装的合围,但日寇也非常顽固,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

给日本天皇寿诞送“礼物”

这一仗,是挺进纵队与日寇间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第一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蒋士侯,他也是禁山里人,在日军入侵全州前,他是新山乡(今才湾镇的一部分,乡公所设在

今才湾镇半边街村)的乡长。日本侵略军占领全州后,他被迫拿起了武器,加入了挺进纵队,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四大队是司令部的警卫大队,装备最为精良。这次战斗共缴获日军小钢炮三门,四挺歪把机枪,200 支三八大盖和许多战马。蒋余荪后来经常骑的那匹大马,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但挺进纵队也牺牲了200 多人。此后,日军再也不敢派部队往资源方向进犯。抗日将士将死亡的日寇官兵,剥下军装后通通扔进梅溪河里。那些保存下来的日军军服,不久还发挥了作用。

1945 年春,挺进纵队四维乡自卫队40 人枪,在白埠头攻克日军炮垒一座,俘敌八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六支,我方无一人伤亡。4 月17 日,万一乡自卫队设伏于城隍庙,毙敌七人,缴获步枪六支。

由于每年日本天皇寿诞,各地日军都会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警惕相对松懈。于是,挺进纵队决定在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给日军“庆寿活动”来个突袭,并让蒋士侯负责执行这次任务。日本天皇寿诞这一天,日军驻扎在新山乡的只有一个30 多人的小队,许多日本兵都喝得酩酊大醉。蒋士侯挑选了50 名战士,全部换上在梅溪河战斗缴获的日本军服,由懂日语的大学生在前面带队,全部佩戴德制进口驳壳枪,枪都挎在腰间,由军服遮盖。当他们靠近日本兵的驻地时,由于穿着鬼子军装,又不见背枪,没有引起鬼子哨兵的注意。当鬼子哨兵觉得不对劲时,只见蒋士侯使了一个眼色,战士们纷纷拔出枪来,未待日军反应过来,便向敌军猛烈射击。日军猝不及防,全部被打死,而我抗日战士无一伤亡。这是挺进纵队打得最漂亮的战斗之一。自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基本上退出了山川。

白崇禧称全州人作战“最为壮烈勇敢”

1945 年5 月的一天深夜,驻才湾的自卫队王队长带领30 人枪,潜伏在日寇哨所桃子岭的山脚下。翌日晨8 时许,哨所的七名日军武装外出,行至伏击圈内,自卫队猛烈射击,全歼这七名日军,缴获机枪一支,步枪六支。5 月中旬,万一乡自卫队伏击一伙自沙子坪至五谷殿的日军,歼敌七人,获机枪一挺、步枪四支(自卫队员蒋良甫、蒋朝发阵亡)。6 月初,万二乡自卫队蒋士增部,设伏盘家村,与敌步兵、骑兵轮番作战,毙敌九人(自卫队阵亡三人)。同年6 月,金屏乡王坤自卫队30 余人枪,潜伏才湾南一大比头,击毙抢劫的日军五名,缴获三八式步枪五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挺进纵队蒋觐、蒋志成、唐有济带领三个分队约200 人枪,联合国军第74军某连(内有迫击炮一个排),向日军军田方哨所发起进攻,作战数小时,他们活捉日军一名,用猪笼将俘虏抬至74 军军部,但自卫队炊事员阵亡,重伤一人。

为了拔掉日军围攻自卫队的猪婆山哨所,在同年6 月的一天下午,蒋余荪亲自带队,率100 余人武装,从禾家洞出发,沿江东下,向猪婆山日军哨所发起进攻,并命令所属武装对敌进行南北夹击,激战半小时,日军不支,逃离了哨所。同月,金屏乡自卫队王坤率30 余人深夜设伏于排子岭山边,次晨,日军进入埋伏圈,自卫队发起进攻,歼敌七名,缴获轻机一挺,步枪六支。同月,日军文书田中一信,自愿投入万二乡自卫队,脱离侵略军。而在日军最后败出广西的时候,挺进纵队也不停地对败退日军进行骚扰性的袭击。在抗日时期,挺进纵队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免不了也做了一些扰民的事,但保护了地方百姓,他们还将缴获日寇的食盐分发给老百姓吃。这是曹洪林先生听他当自卫队的父亲说的。

全州的抗日武装,是广西各县中较大的几支抗日武装之一。到1945 年8 月15 日寇投降时,归属蒋余荪的抗日武装发展到约4000人。一个日军在日记中写道:“广西的土匪最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不肯投降,更不肯参加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二卷》第386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白崇禧1946 年9 月1 日在桂林各界欢迎会上,做了《广西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的讲话,讲话中提到1944 年“敌军以优于我3 倍以上的兵力进攻桂柳,我孤军奋斗,牺牲惨重,桂柳终于失守。但我全省民众继起抗敌,奋战不屈。尤以迁江、宾阳、横县、全州等县团队与敌作战,最为壮烈勇敢,使敌遭受很大伤亡。”白崇禧提到的四个与敌作战“最为壮烈勇敢”的县中,有一个便是全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