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魔的苹果”到“地下面包”,它都经历了什么?

它一直被祛魅。

编辑|李致一

1492年10月11日,哥伦布许诺登陆的最后期限到了。长时间地远离大陆,船员的抱怨和牢骚已如野马,难以驯服。那个哥伦布口中遍地黄金和香料的东方大地还不见踪影,焦虑也爬上了这个长于忽悠的冒险家额头。69天前,他好不容易得到西班牙王室的赞助,带着女王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87名船员驾驶着3艘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开启了梦想之旅。

哥伦布生于意大利热那亚。那座商业城市从不缺乏冒险与财富的故事。《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广为流传,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在热那亚人眼里,“黄金遍地,香料盈野”。发财,到东方去,早就成为哥伦布这个平民少年的梦想。

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哥伦布从沉思中警醒。一秆芦苇,一些藤茎,一棵小树,陆续飘向船队。有船员紧急打捞上来。一根被砍削过的木棍,一块加工过的木板,居然夹杂其中。这给大家带来了发现陆地的希望。

哥伦布之所以从海路探寻东方大陆,是因为丝绸之路的陆路,已被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帝国拦腰斩断,宗教冲突和高税收带来的高风险,让欧洲商人决意重寻生路。

哥伦布夸张的胃口,以及航海的高风险,致使欧洲诸王无法接受合作。无奈,他找到西班牙女王。恰好这是一个想干事的厉害角色。即便如此,哥伦布也软磨硬泡了8年,才签下了合同。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地圆说遭到怀疑的年代,很少有人相信从欧洲出海穿越大西洋可以到达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再说,大海上的事,谁说得清,万一一阵风把哥伦布吹向杳无人烟的荒岛,或者说被风暴打翻,被异教徒屠杀,那么女王的投资就全打了水漂。

被女王授予海军大元帅的哥伦布下海了。女王预付他航海经费,将来他可以在他发现的土地上担任总督。但他发现的土地必须归属西班牙,他的个人收入也只能从那片土地上提点。这是一份双赢的合同,合作最终是否愉快,就看上帝的安排和哥伦布的造化了。

晚上10点钟,哥伦布发现前方有亮光,像蜡烛那样忽明忽暗,忽升忽降。哥伦布确信陆地已近,半夜2点钟,值班员终于确凿地看见了陆地。鸣炮报信,开酒庆祝。未知的大陆,未知的风险。哥伦布冷静地命令收帆下锚停船,等待天明,以保安全。

1492年10月12日上午,哥伦布踏上了西半球的第一块陆地。这是一座长约13英里最宽处约6英里的珊瑚岛。这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世界文明从此改写。

那些躺在南美高原干冷土壤里的马铃薯(俗称土豆),即将迎来薯类的高光时刻。

从哥伦布到腓特烈大帝

哥伦布先后四次前往美洲,新大陆各种的植物和珍宝随之传入欧洲,但土豆不在其列。当时土豆生长地——秘鲁和玻利维亚,与哥伦布涉足的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屿与中南美大陆沿岸,几成平行线。即使哥伦布在南美看见了土豆,异域的埋在土里的丑陋的块茎,难以诱发他的兴趣。他最渴望的是黄金和香料。

39年后,一伙疯子闯入美洲。西班牙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着一支由同180人组成的部队,配备了当时先进的火枪和大炮,奇袭了南美的印加帝国。辉煌耀眼的印加文明居然就此湮灭。皮萨罗的军队扫光了当地的金银财宝。有学者推断,土豆就在这个时候成为战利品被运往西班牙。

即使不是哥伦布的功劳,土豆的跨洋之旅,也得益于哥伦布开启的跨洋线路。

土豆的人工种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500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2005年的一份遗传研究显示,土豆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秘鲁南部。当地居民发明了独特的土豆处理方法,确保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由此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印加文明。

但这样一个好东西,它的跨洋生存,遭受了持续200多年“被歧视”的命运。

“各地区长官,请高度重视种植一种被称为土豆的作物,此植物生长不受地域和自然条件所限,不论对人类还是对牲畜都有益而无害。所有王公贵族和庶民百姓要充分理解种植土豆的益处,并把土豆作为今春主要食品……”

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的无忧宫,至今还能看到这样一份当年政府颁布种植土豆的政令。政令的发出者是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是被西方军事、历史学家公认为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汉尼拔、古斯塔夫二世、拿破仑齐名的军事天才。能被称为“大帝”,自有不同各一般帝王的文治武功,他被世人最熟知的应该是他的“无忧宫”,还有全面推广土豆种植的历史功绩。

土豆开的花非常漂亮,颜色多样,红的、白的、紫的、蓝的。西班牙贵族就在自己花园里小规模地种植。人们对这种异域植物既好奇又恐惧,关于土豆的说法千奇百怪。土豆外表凹凸不平,切开后会变黑,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地区,人们认为马铃薯不仅会导致麻风病,还会带来梅毒、昏迷、淋巴结核、早逝、不孕不育,甚至破坏种植它的土地。法国贝桑松市等地颁布法令宣称,“由于马铃薯这种有害作物会导致麻风病,所以禁止人工种植马铃薯。”一些保守的东正教教父甚至指责土豆是邪恶的化身,他们的理由就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作物。那些看好马铃薯的人,在它的食用价值之外,也赋予它一些神乎其神的作用,如炼金术士称它可以滋养全身,治疗肺痨,激发情欲。直到1896年,英国评论家约翰 拉斯金还将土豆形容为“地下茎”(underground stem),顾名思义,认为土豆是邪恶之物。

腓特烈二世亲政时,曾作为主战场的普鲁士正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后遗症中,黑死病开始大规模流行,连年天灾,导致粮食歉收,普鲁士跌进黑不见底的深渊。

面临存亡之忧,生存的渴望盖过世俗的瞻前顾后。抗灾能力突出、能饱肚的土豆被腓特烈二世相中了。除了颁发土豆强制栽种法令,腓特烈二世举办土豆试吃会,会上带头吃起土豆料理。

在法令颁发后,腓特烈二世派遣军队监督各地的种植状况,违反法令者,将遭到削鼻或者削耳的酷刑。

但改变习惯的努力,从来艰险,普鲁士老百姓软硬不吃。不知那个御民高手出现了,腓特烈二世灵机一转,由铺天盖地的硬广宣传,变成神神秘秘的诱导营销——既然你们不愿吃,那好,通通不许吃!腓特烈二世下令将土豆定为“皇家蔬菜”,只有皇室才可以吃,甚至下令一般老百姓连种都不能种,只有国王能种。

1740年的一天,腓特烈二世让士兵在柏林郊区种植了一片土豆,土豆开花时就派重兵把守。但暗地里他要士兵松懈一点。

好奇的农民当然想吃皇室的特供。有人偷挖土豆,拿回家自种。居然成活了,居然吃起来既没生病,又没倒霉。如病毒感染,土豆的种植在禁令下反而在民间得以普及。

靠着土豆作为军粮,腓特烈二世撑到了“西里西亚战争”和“七年战争”的胜利。随着土豆成为普鲁士人的主食,普鲁士的国力日益强大。

腓特烈大帝的墓地,位于柏林郊外波茨坦的无忧宫。墓碑朴素得没有任何碑文。前来参观的游人,很容易看到前来拜谒的德国人的供品——不是一束束鲜花,而是一颗颗土豆。

欧洲因土豆而强大

1769-1770年,法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雪霜冻灾害,东部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1970年,法国科学院举办了一次探讨解决饥荒问题论文竞赛。当时,共有7人参加,其中有5人均推选了土豆。作为对土豆最有研究的帕门蒂尔,他的论文论证土豆是面粉的最佳替代品。评委们把票都投给了他。

帕门蒂尔是一名专业药剂师,曾在军队中服役,“七年战争”(1754-1763年)中被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先后俘虏过5次,有长达3年的牢狱生活。普鲁士监狱里的伙食让他记忆犹新——那是用肉类和土豆混煮的大杂烩汤,饱肚而营养丰富。

法国饥荒过后的第4个年头,1774年,法王路易十六解除了对粮食价格的控制,面包的价格迅速蹿升,“面粉战争”爆发了,80多个市镇的军民因无力购买面包而发生了大骚乱。这对帕门蒂尔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不失时机地宣传土豆的好处。帕门蒂尔应邀参加了路易十六的寿宴,在寿宴上,他向国王和王后献了土豆花。国王很给面子地把土豆花别在了衣襟上,王后则戴上了土豆花环。

不过,改变公众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远远不够。在路易十六的资助下,帕门蒂尔在巴黎郊外种下50英亩(约304亩)的土豆。帕门蒂尔试种的地方是沙丘,并不适合农业种植,所有人认为帕门蒂尔的实验会以失败告终。出乎意料,土豆丰收了。

帕门蒂尔准备了一场只有土豆料理的宴会,邀请了各界名流,其中包括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的拉瓦锡、解开雷电现象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等人。土豆料理的美味征服了来宾挑剔的味蕾。

在种植土豆期间,帕门蒂尔学习腓特烈大帝的成功经验,用栅栏围起农场,还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种植的土豆为皇族食品,偷盗者将遭受严惩。”然后让军队只在白天加强戒备,在夜幕降临时撤走。

饥饿加好奇心,于是一切如帕门蒂尔所想,土豆不停地被居民偷走。1785年法国又一次粮食歉收,而法国北部种植土豆,就没有出现太严重的饥荒。土豆开始被大面积普及。

于是,法国上流社会和农民阶级毫无悬念地成了土豆的拥趸。

路易十六为此专门致谢帕门蒂尔:“阁下为贫民们找到了粮食,我谨代表法国政府向阁下致以无尽的感谢。”

法国大革命后,帕门蒂尔因解决饥荒的贡献获得了拿破仑设立的荣誉军团勋章。

土豆爬上了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的百姓餐桌,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开始发生改变。

1724年,24岁的瑞典人爱娃·拉嘎丹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详细介绍了马铃薯酿造烧酒的办法。凭借这篇文章,爱娃·拉嘎丹成为了瑞典历史上首位皇家科学院的女院士。1725年,瑞典商业协会大力推进马铃薯种植,理由是马铃薯可以酿造烧酒。

19世纪初期,俄国彼得大帝游历欧洲时,以重金在从荷兰鹿特丹购买了一袋土豆,种在宫廷花园里,后来逐渐发展到民间种植。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种,种出来后有人以为要吃叶子,结果中毒……;还有不少人认为吃了土豆会变成魔鬼。农民却怀疑土豆的价值。尤其是旧信仰者更是拒绝吃土豆或者拒绝与土豆产生任何瓜葛,他们称之为“恶魔的苹果”,也即“伊甸园禁止的水果”。

1765年因俄罗斯遭受饥荒,粮食匮乏,俄国枢密院发布公告在全国扩大土豆种植面积,并有计划地从普鲁士、爱尔兰采购种薯。至19世纪中叶,俄国培育的品种已占全国栽培面积的一半。

1860年的冬天,比利时的穷人钓不到鱼,吃不到肉,就把土豆削成鱼的形状以求“画饼充饥”,没想到油炸过的土豆条金黄酥脆,外焦里嫩,一下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就这样,风靡世界的薯条诞生了。

土豆不仅饱含热量,因其不容流失的维生素C,让它又有“地下的苹果”之美称,一年四季吃上土豆,无形中对当时恐怖的坏血病有了神奇的预防效果。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街头大饥荒纪念雕塑。19世纪,土豆是爱尔兰人赖以维持生计的最重要的农作物,1845年秋天,一种突发的植物病害横扫爱尔兰,摧毁了当地的土豆种植业。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导致爱尔兰人口锐减,短短两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约100万难民移居海外。自然灾害,以及英国政府的冷漠迫使爱尔兰饥民揭竿而起,最终遭到残酷的镇压。大饥荒惨剧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前赴后继的爱尔兰人终于在1922年建立了独立自由的国家。

随着土豆的普及,富余的土豆就可以用来喂猪了。饲料的充足,人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宰杀家畜,吃到新鲜的肉食。这是土豆的普及带来的连锁反应,欧洲人的体质变得日益强壮。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于土豆在养活人口方面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如果土豆能够像稻米国家的稻米一样,成为人们最普通、最受欢迎的食物,同样的耕地将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势必会增加。而事实也证明了斯密的论断。据后来补充进《百科全书》中关于“土豆”的条目称:“土豆是一种养活了德国、瑞士、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其他国家一半以上人口的果实。”

土豆帮助欧洲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脱了出来。有德国历史学家曾说:“18世纪最为关键的革新就是土豆种植与体外射精的避孕方式”。

在土豆种植国,饥荒也消失了,一条长达2000英里的土豆种植带从西边的爱尔兰一直延伸到东边的乌拉尔山。土豆成了欧洲人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食物。

谁能想到,正是发源于南美洲高原的土豆,解决了欧洲的饥饿,进而覆盖亚洲、北美,成为当地人热量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鉴于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就将土豆称为改变了世界的作物。

如果崇祯皇帝推广土豆种植

万历四年(1576)夏,半生落魄的徐渭忽然接到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请他北上的邀约,徐渭便欣然前往。徐渭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

在《土豆》为题的诗中,他写道,“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作为“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一生辗转南北,见闻广博,愿为土豆作咏,说明土豆在万历年间仍属稀罕之物。

徐光启出生在上海,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听说那儿来了一个欧洲传教士经常讲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于是经人介绍,徐光启结识了利玛窦。

农学大师徐光启(1562年-1633年)对马铃薯也青睐有加。他著的《农政全书》中就有一段与土豆相关的详尽描述:“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从根蔓形状、外观颜色到烹食方法,与现代马铃薯近乎无异,可知徐光启笔下的“土芋”应是如今的土豆。

万历以后,土豆逐渐跻身宫廷美食的行列。明代晚期刘若愚所写的《酌中志》记载,一般在正月十六之后,宫中灯市最为繁盛热闹,天下珍馐百味云集于此,其中便有“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

“马铃薯”因酷似马铃铛而得名,此称呼最早见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刻印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食货》。

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吴其睿(公元1789~1847年)所著《植物名实图考》(公元1848年刻印成书)的“阳芋”篇,首次具体地描述了土豆的植物学性状。

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土豆是在明代传入中国,但是具体的传入时间上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晚期甚至末期。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搜罗考证,发现土豆用三条路径“走遍中国”:

其一,东南路径。即荷兰是世界上出产优质土豆的国家之一,在盘踞台湾期间,荷兰人推广土豆种植,后来经过台湾海峡传入到广东、福建一带,并且经此向江浙一带传播,因此土豆的另外一个俗称便是荷兰薯。

其二,西北路径。主要是晋商从俄国或者是哈萨克在贸易往来之中引入到中国,由于山西的气候十分适宜土豆的生长,因此山西广泛种植,在当地土豆被称为山药蛋。

其三,南路。土豆主要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传入广东、广西,在这些地方土豆又被称为“爪哇薯”,然后土豆自此又向云贵川传播。

乾隆初年始,户口管理日益放松,农民得以自由迁徙,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活动兴起。伴随着移民迁徙的步伐,土豆的薯种及种植技艺流传得更远。

清代,土豆常见的吃法是打磨成粉,与荞、麦等主食一同烹煮。其后,经过不断尝试与努力,土豆的烹调方式已日臻纯熟,既能糅合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又能切成丝、片、块状作为主料或配菜。历经三百年的传播,外来的土豆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中国人口史上,清代康雍乾时期曾出现过人口激增的现象,有专家认为,土豆、甘薯等美洲作物被引入中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与土豆基本同时来到中国的甘薯(红薯),则有一段传奇的传入史。

16世纪晚期,明朝福州秀才陈振龙放弃科举去经商,在西班牙掌控下的吕宋岛学习甘薯的种植技术,后偷带甘薯从吕宋回至福州。有一年福建的台风灾害严重,福建巡抚金学曾广泛征求救荒作物。陈秀才让他儿子向巡抚献上甘薯种植技术。金学曾大喜,下令在福建推广,帮助百姓度过一次大灾荒。百姓感谢金学著,称甘著为金著。

17世纪初,江南发生灾荒,经徐光启倡导,福建的甘著被引种到淞沪一带,后又逐渐推广到黄河流域。

有人说,万历年间哪个大臣如果像金学曾这个巡抚一样发现土豆的高产并在全国,尤其是陕西推广,或许可以缓解明末的大饥荒,很可能不会有李自成起义,不会有崇祯皇帝的上吊自杀,也不会有满清入关,中国历史或许就此改写。

人类聒噪,土豆无言。

有土豆政治,也有土豆生活

1965年,毛泽东写下了自己惟一的寓言体作品——《念奴娇·鸟儿问答》,“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瞬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

在迄今所有毛泽东诗词选本的注释中,对这首词这样解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一个工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把“福利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毛泽东的词主题思想很清楚,公开讥讽赫鲁晓夫这种“修正主义”价值标准。

2006年第4期的《党史纵横》刊登了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到“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让今人恍然大悟,4月10日的《报刊文摘》摘登了其中的“关键点”,读来饶有兴味:“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思想论战中,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中国批评苏共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我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赫鲁晓夫这句话只是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

“土豆烧牛肉”对时代的影响,是难以低估的。2005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刊发浙江著名女作家叶文玲的散文《最后一“墓”》,这是作家走访莫斯科的名人墓园之后的追忆。文中着重描摹了赫鲁晓夫的墓:“赫鲁晓夫墓碑上的刻像,倒真的栩栩如生前——黑白二色相砌的大理石构架中,赫赫然一个大光头。”赫鲁晓夫的墓碑引起她什么样的联想呢?她想起当年一位教师同事因“传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动言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而获罪遭批的种种情景!作者说她自己“再次哑然失笑了”,并问:有谁能说得清历史给我们开了多少玩笑呢?!

“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是赵朴初先生的名句,也是讽刺光头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

从南美漂洋过海而至中国,除了喂饱我们的饥肠外,还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道具,也算是土豆的另一种“吃法”。

在中国,有土豆政治,当然也有土豆生活。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在《随遇而安》和《沽源》两篇散文中,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土豆相关的“神仙日子”。1960年8月下旬之后,汪曾祺来到张家口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沙岭子镇)设于坝上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时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只呆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块茎,冬天没得画就走了。那个时候单位人不多,没事干的时候就经常在一块,他们看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画完整个的马铃薯再切开来画……

土豆回归它本来价值。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土豆种植大国。不过,在我国人民的饮食结构中,土豆仍是以辅食的身份出现的。吃惯了大米、白面的中国人,对于土豆的接受度还是停留在菜的层面上。这是由农业传统与饮食习惯所决定的。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农学家金善宝就提出要把土豆作为主粮推广的建议,但未被国民政府采纳。

2015年1月,国家正式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将土豆升格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我国的第四大主粮作物。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变土豆的加工食用方式,生产出符合我国人民饮食习惯的土豆食品。

在人类与饥荒的较量中,土豆是印第安人送给世界的礼物。不但改变了欧洲历史,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中国。

2018年11月,影星黄轩买下15000斤土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及粉丝。这则消息把人们关注的目光拉向高原——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南木林县艾玛岗乡。如今艾玛乡也盛产土豆。在艾玛藏语中,土豆叫“加卓”或“加卓玛”,在西藏则通称为“雪果”。据《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在民主改革时期,土豆是当地的农作物之一,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

艾玛乡平均海拔3830米左右。其海拔高度与土豆的故乡——安第斯山脉海拔3800米之上的的的喀喀湖区相当。他乡如故乡。

土豆,飘洋过海,在宗教、政治和科学的三重方式的叙述下,土豆被人类诅咒着,改造着,享用着。自然界还没有一种植物如此被政治化,被政治强力迁移、推销,它深度地嵌入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改良着自己,改变着社会;自然界也没有一种植物如此历久弥新,如动荡的人生,走遍千山万水,看似逆来顺受,实则乘风破浪,愈成熟,愈简单;愈质朴,愈丰富。

参考资料:

1、《能不能吃?土豆被欧洲人质疑了200多年》(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

2、《许倬云说历史3:中西文明的对照》

3、《改变近代文明的六种植物》

4、《土豆的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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