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着骂它有多“害人”
《我爱我家》剧照。
在今天下午的北京疫情防控发布会中，教委发言人宣布明天起所有幼儿园不提供托管服务；从周六开始，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暂停。
除了对疫情的担忧之外，对于双职工家长来说这可谓是晴天霹雳。
事实上，这个矛盾早在几天前就已经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前——
1月11日，北京公布一名6岁男童被确诊新冠的消息，而他此前曾在另一确诊病例家“小饭桌”托管。
小饭桌这个概念主要在北方流行，但它本质上就是为孩子提供做饭+监督写作业功能的托管班；
主要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很多都长期处在无资质、无监管的灰色地带。
正因如此，在新闻出来时，首先掀起的是一片声讨“黑托管”的声音——
“这些无证经营的小饭桌可太害人了，最好开一个抓一个。”“孩子不能在学校食堂吃吗？非得去这种没有保障的地方。”
当然，在这些声音之外，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家长没时间接送孩子的理解。
而作为一个北方人我最惊讶的是，这个在记忆中几乎跟托儿所一样古老的概念，至今居然仍是解决很多家庭带孩子问题的重要方式。
当年它对于90后来说，不过是一段有关“下课放学后开小灶”“跟同学嬉笑打闹”的童年回忆；
直到自己也开始到了结婚生子做父母的年纪，小饭桌这三个字又有了更加残酷的意义。01“我童年的味道，都是小饭桌给的”
看到“小饭桌”三个字后，很多北方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饭香。
根据曾在学校门口小饭桌解决了6年午饭的阿禹回忆：
“那个阿姨做饭特别好吃，我每天中午吃完定量的四菜一汤之后，还会央求她再给我盛一大盘炒面，结果一学期长胖了15斤。”
对于生活在北方城市的90后来说，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都伴随着小饭桌的饭菜和电视节目；
中午跟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奶奶家吃饭，放学后在门外的小桌上边写作业边等爸妈下班，是再常见不过的场景。
来自北方某工业城市的董大壮，三年级时跟着同桌去蹭了小饭桌的一顿午饭；从此学校那只有一个肉菜的盒饭，在他眼里就彻底失了宠。
而如今已经25岁的女白领贝贝，则至今还在对当年小饭桌阿姨熬的那碗绿豆汤念念不忘；
甚至后来妈妈单位的午休时间延长，打算中午回来给她做饭，而她最终以“期末考试考双百”为条件，又多换取了一学期吃小饭桌的机会。
对于很多北方网友来说，小饭桌绝对是童年绕不过去的元素。
甚至有人直接放言：“我爸妈做饭都超级难吃，小饭桌就是我童年的味道。”
然而正当编辑部里的北方人都开始集体陷入回忆时，坐在我对面的南方同事却一脸迷茫地发问：
“小饭桌？是比较小的桌子吗？”
事实上，这个概念从90年代开始在北方城市里产生，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双职工家庭子女的午饭问题。
很多学校没有单独设立的食堂，家长花几块钱就能让孩子在学校附近的“小饭桌”吃上一个星期，省时又省力。
只有爷爷奶奶家就在旁边的小朋友，才有回家吃午饭的条件。《东北一家人》剧照。
与现在相比，这些家庭作坊式的“小食堂”在当时往往并没有那么强的经营属性。
很多都是由社区或学校牵头，家长们交的钱也不过是负担了食材和人力成本。
作为“90年代北京中产家庭生活指南”的《我爱我家》中，有一集就曾探讨过小饭桌这个主题。
居委会的于大妈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小饭桌。后来于大妈生病了，老傅跟他的“死对头”老胡，还为了到底谁来接手这件事情争风吃醋了半天。
而在《闲人马大姐》系列中，提前退休的马大姐也动过开小饭桌的念头；
为了在客厅里腾出富裕的空间，甚至把家里的沙发和床统统卖了废品，只是为了“找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做”。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电视剧单纯地将小饭桌呈现为社区内的福利，而忽视了其中的盈利性；
但也反映了它与如今的“托管服务”不同的样貌。
根据某位93年出生的网友回忆，当时学校附近的小饭桌，要么住在附近退休大爷大妈的再就业项目，要么是学校里后勤部门员工的外快——
反正也就是赚点小钱，通常都不是当作专门的生意来做的。
当然，这样的模式如今看来其实并不牢靠。
因为没有合理的制度规范，无论是收费标准还是饭菜质量，往往都只能依靠人情和经营者的良心。
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养娃焦虑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痛点，又或许是90后的童年滤镜。
总之，问题都被掩盖了。
02从邻里互助，到“家长的救星”
当小饭桌再次走入大众视野，已经快成了“非法托管班”的代名词；
但在90后、95后遥远的回忆里，它反倒更像是一种邻里互助。
或许是因为“双职工家庭+紧密的社区关系”曾是北方城市的专属组合；
很多人从小住的是家属院，上的是子弟学校——邻居、同学、爸妈的同事，往往都是同一批人。
《情满四合院》剧照。
在这种层层加码的人际关系下，小饭桌也像是人情的延伸。
在不少年轻人的相关记忆中，那个做饭的叔叔/阿姨/奶奶，都跟自己或者爸妈有点七扯八扯的关系。
而很多90后对小饭桌的怀念，也往往掺杂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
比如家就在学校旁边的潘潘，为了能去小饭桌“跟同学一起午休”，更是使尽了各种撒娇手段。
集体生活对小孩子往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说实在的，尽管理智告诉我这种“家庭作坊”不可能成为如今家长托管小孩的理想地点，但我始终难以摆脱对小饭桌的“温情”印象。
只是在矛盾的情绪之外，也不得不让人怀疑，所谓温情或许确实是源于某种“小屁孩啥都不懂”的虚假滤镜。
客观来看，利益与人情的交织可能会带来权力寻租。
网友@素duangduang 回忆，小学时的班主任曾经禁止全班同学去离学校最近的小饭桌去吃饭，因为再过两条街，就是她家亲戚的生意。
更让人不安的是，随着小饭桌越来越从“搭伙吃饭”走向盈利性质，无论是不正规的就餐环境，还是不专业的厨师，都越来越难以让家长们放心。
因为这些问题，我曾经以为小饭桌会随着邻里关系的疏远和学校食堂的完善，成为时代的眼泪；
没想到如今，它又以“原汁原味”的样貌再次出现在新闻里。
只不过虽然还是是“做饭+照顾”的老套路，但其背后的需求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纯粹从理性角度分析，小饭桌怎么看都不是新一代家长们理想的选择。
如果说大多数90后是被爸妈“放养”长大的，那么在经历了各种“鸡娃”“虐童”的社会事件洗礼后，如今的年轻家长们早已变成了吹毛求疵的“护娃机器”。
更何况很多小饭桌本就缺少制度规范，而随着邻里交流越来越少，原本靠熟人关系维系的“道德约束”也早已不复存在。
然而尽管有千万个不放心、不靠谱，许多家长还是选择了这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机构。
答案也是呼之欲出——不送去小饭桌，孩子是真的没人管。
03没有一家小饭桌，能让所有人满意
所以你看，当越来越多90后、95后们开始面对结婚生子，小饭桌也正在掀掉了那层看似温情的童年滤镜。
曾经只是在那儿解决午饭，而轮到自己做父母了，要到至少7、8点才有空从小饭桌把孩子接回家。
有个经常被误解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的小饭桌都是不合规的。
早在2013年左右，很多省市和区县都已经相继推进过小饭桌的登记备案工作。
比如北京昌平区在2014年实施了“小饭桌”登记备案制度，由当地居委会负责对卫生和消防进行管理监督；；
而西安临潼区还会定期公布最新的备案小饭桌名单，方便家长们查阅。
小饭桌的增速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新京报动新闻
然而但由于小饭桌通常都是开在难以监管居民楼中，没有资质的“黑饭桌”依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而它在本质上就难以摆脱家庭作坊的性质，即使登记在案也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2016年，保定市涞源县一家“小饭桌”发生亚硝酸盐中毒事件，所幸46名学生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这家小饭桌是在村委会备案过的，是妥妥的正规经营。
如果说食物中毒是餐饮行业无法百分百避免的意外，那小饭桌与周围居民的矛盾则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尽管物权法规定“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但不难想到的是，大多数小饭桌都没有，也很难取得小区居民的同意。
在有关小饭桌的新闻中，最频繁的就是与住户发生纠纷的案例。
2015年，济南的一个小区内因为开设了24家小饭桌被住户抗议；
近百户业主联合将小区的出入口封闭，把几百名放学过来吃饭的孩子拒之门外。
这简直是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
不需要小饭桌的住户无法忍受垃圾和噪音，也不可能为了陌生家长的育儿需求放弃自己的权利。
然而家长们的需求也是实实在在的。“小孩下午3点放学，大人晚上9点下班”的困境，对于没有老人帮忙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几乎是无解的难题。
而更扎心的是，把孩子送到小饭桌而非专业托管机构的爸妈，多半是既没时间也没钱。
在一二线城市中，最普通的机构托管班一个月收费往往也要超过1000元，大概能托管到7点多，晚饭费用另结；
看起来不算贵的离谱，但问题在于大多数机构托管都要搭配上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加上学费轻轻松松好几千。
尽管从2018年开始，很多学校为了应对家长接送难的问题，也开设了免费的校内托管班；
但仅仅两个小时的托管时间，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实在跟没有区别不大——反正都是接不了。
相比之下，主要负责提供晚饭的小饭桌就便宜很多。即使是在一线城市，只要是远离市中心，几乎350元就能搞定一个月。
让孩子吃过饭后写写作业，对于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家长来说，大概也是更可接受的选择。
说到底，小饭桌这种非正式托管模式，一开始基于邻里关系而产生，早已经不适应大城市的环境；
如今依然在“水土不服”中艰难行走，也不过是996打工人家长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当看清这一切之后，年轻人也已经学会不再对小饭桌们义愤填膺；
毕竟当你在工作与一团糟的家庭生活中焦头烂额时，根本不会有其他人为之负责。
童年那些带着饭菜香气的美好回忆，早已毫不留情地消散；
赚钱费力、养娃操心——这是小饭桌点明的真相，也是成年人所面对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