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VS罗马,修墙和修路背后的学问

转自:文昭栏目 “谈古论今”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个穿越比较的话题,不是时间的穿越,而是大体上同一时代空间上的穿越,比较一下古代人类两大伟大的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秦长城)和古罗马的道路建设,其背后所体现出的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两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差异。

这两项工程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军事用途。后面会谈到古罗马的道路网有巨大的经济和民用价值,但是其最初的出发点仍然是用于军事,便于军事力量的迅速投放,提高军事反应速度、及时应对入侵和镇压叛乱,正是因为此,古罗马的道路和桥梁建设依靠的劳动力就是在役军人,军人在服役的年份内,没打仗的时候,就做两件事,一是训练、二是修路。

首先我们来比较东西方两大帝国军事系统工程耗费的时间。

秦朝的统一战争以灭掉东方的齐国收尾,时间在公元前221年。秦长城是把原先燕、赵、秦等国已有的防线连接起来、加固以抵御匈奴。全面动工的时间应该是蒙恬大军北伐匈奴,匈奴主力后撤之后,也就是秦始皇32年至33年的军事行动之后,也就是全面动工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214年前后。

古罗马的第一条“国道”级的道路,开始于公元前312年阿庇亚·克劳狄斯(Appius Claudius)担任财务官的年份,所以这条道路又被称之为“阿庇亚大道”(Appian Way)。工程开始比秦长城早,但是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结束那年(公元前241年)才全线开通,工期前后延宕了70年。秦长城的工程速度就快多了,最迟在秦灭亡之前就已经完工,工期超不过10年,充分凸显了秦始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但是浩大工程的迅速竣工也意味着对民力的过度使用。

其次我们来比较工程量,万里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临洮,在秦、汉、明三朝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000公里,说万里长城一点不夸张。而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峻工的阿庇亚大道,分成两期工程,随着罗马支配力量的扩张也跟着延伸,从罗马城延伸到靴子形的意大半岛的鞋跟部位,终点是亚得里亚海边的布林迪西港,全长600多公里,一千多华里,和万里长城是没法比。看起来工程量是小很多。但是且慢,要知道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明白道路只有网络化之后才能充分发挥效应,一条单线道路于军事、于经济都没有太大的作用。货物要在帝国境内自由流通,军队要能迅速调动到有紧急军情的地方去,就必须把境内的主要城镇和军事基地都用类似标准的道路连接起来才行。

所以万里长城虽然很牛,但只是一次性完工的工程,而罗马网络化的道路则是需要每一个时代都持续推进的工程。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二世纪的5百年时间里,罗马的“国道”一级的公路修建有大约8万公里,由各行省修的支线级道路则有10几万公里。比起万里长城就牛很多了。这里说的“国道”不是比喻,而是有具体标准的,罗马大道有四层地基,中间是车行道,宽4米左右,车道左右两侧各是一条步行道,每条宽3米左右,整条大道宽至少10米,而且道路两边一定距离内禁止种树,原因是害怕树根破坏道路的地基。路面呈略略拱起的弓形,道路两侧有水沟,便于排水,路面以石板铺就。全长8万公里的这样道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工程量有多大。今天的阿庇亚大道只有一段作为古迹保留,其余部分则是被改成了意大利的国道七号线,成了汽车道。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研究罗马的道路比研究中国的长城要困难,因为中国的长城大体位置确定,考古人员按照文献记载按图索骥,去发现古长城遗址就好。但是罗马帝国从公元5世纪崩溃以后,其后一千多年其道路网已经荒废。从19世纪才开始有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且多以地区性的研究为主,比方研究者是意大利人就研究意大利的古罗马道路、是法国人,就研究古罗马高卢行省时期的道路。至于巴尔干、小亚细亚、埃及在罗马时代的道路网就没人顾得上了。直到20世纪中期一位叫黑根(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的德国人才组织起一个团队,足迹遍及马罗帝国当年的每一个行省去勘察古代道路,得出的结论是古罗马石板路面一级的国道,总数是5万3千罗马里,约合8万公里。因为年代久远,能调查出的这个数字也是相对保守的。

另外还要在计算道路的时候还要把桥梁的工程量也包括在内,在罗马人眼中桥梁是道路的延续。古罗马人修路的哲学是尽量修建笔直的路线,遇到地形阻碍的时候,不是绕着障碍修曲线的道路,而是尽可能地改变地形保持道路笔直,比如把沼泽排干,填上混凝把地基打牢实;把凸起的障碍削平;以及在地形的凹陷部分以桥梁凌架于其上(完全就是现代高速公路的高架桥概念);以及在河流上架桥。

把所有这些工程全算上,古罗马道路建设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万里长城是没有疑问的,这只是指建设工程,保养维护还没有计算在内。但是这个庞大的道路网是在5百年间,几十代持续努力的情况下完成;与秦长城集一代人之力,在10年间突击完成,所带来的成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500年间完成8万公里国道的修建,不仅是成本被分摊在漫长的时间里,每一代人感受到的负担不那么重;而且早先修建的道路在运营中已经持续不断地带来军事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也能支持后面同类工程的扩大。这种结果的差异就好比每一代人前进一小步,只要不走回头路,日积月累就有可观的成就。而大干快上,虽然在短时间内有放卫星式的成就,却因为巨大的成本被加在一代人身上,却破坏了经济的基础,造成社会崩溃,伟大工程的意义也被抵消了。中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家荀子所说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是一个意思。但是会有朋友说,修建万里长城有其军事上的迫切性,要阻挡匈奴南下,没办法用几百年几十代人来完成。这涉及到工程的效用,我们放在后面来讨论。

以上是在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军事工程本身作比较,需要打个补丁的,中国的军事工程以修墙为主,但也修路,比如著名的“秦直道”。这条干线的路线还有争议,对于其用途的主流看法是向长城防线运送兵力和物资,属于和长城相关的配套工程,路是服务于墙的。罗马帝国的军事工程以修路为主,但有的地方也修墙,比如图密善皇帝主导修建的,边接莱茵河和多瑙河防线的“日耳曼长城”;以及哈德良皇帝主导修建的,在不列颠岛上阻挡苏格兰高地部落南下的“哈德良长城”,但墙是服务于路的。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墙和路两样东西,体现出的不同军事防御思想,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孔子有句话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山和水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在东西两大帝国的军事思想上,简单的说:中国人优先把山设置为防线;而罗马人则优先把河流设置成防线。

中国学者王金峰有一本书,叫《长城纵览:古代浩大的防御工程》。考察了秦代长城所横贯的各个地带的地理特征。长城的西段,在今天的甘肃、宁夏南部和陕西北部,是既依山、也靠河,主要是凭借黄河天险修建的,军事建筑是以坚固的据点和堡垒为主,连带一些城墙,但并不是连续贯通的。长城的中段是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上是依托大青山和阴山修建;长城的东段是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北向东延伸,也是依山而建,多数是修筑在山峦北坡,因坡取势、依山就险。所以长城的大部分是依托于山脉修建的军事工程,目的是增加游牧民族翻越山峦地形的难度。

来看古罗马帝国的边境,主要以河流为防线,从北向东的几条防线是莱茵河防线、多瑙河防线、幼发拉底河防线。帝国南面以北非沙漠为天然屏障、西面以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为天然屏障,所以军事驻防的边界主要就是那几大河防线。

是“乐山”还是“乐水”,有什么区别呢。以山脉为防线的好处是敌军穿越山地能通行的道路少,通常得途经地势相对低缓的山谷(《孙子兵法 行军篇》所谓的“绝山依谷”,你只把守有限的通道,设置关隘,以较少的兵力就能堵截敌人的大部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坏处是看起来大山是站在防御者一边,防御一方成本低。但这种好处只有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才有,而在和平时期防御者的成本并不低。因为山地运输困难,你要维持驻军的给养耗费很高。有多高呢?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有个估算,如果要把关东的粮食运送到长城防线,一般往返路程在600公里以上,粮食从产地到前线的到达率大约是1/15, 绝大部分都要在运输途中被消耗。这样一个成本,要是在战争的短暂时期还可以承受,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以山为防线的另一个坏处是,不容易发现敌情。山峦虽然阻挡敌人的行动,但也阻挡防御者的视线,不容易发现集结和逼近中的敌人,从而防御一方容易受到偷袭。又因为刚刚讲的,在山地设防维持成本高,和平时期不能保持很多驻军,因此一受到偷袭防线就容易被突破。

而以河流为防线的好处是:容易发现敌情,有充分的预警时间。罗马帝国面对的“蛮族”都是文明阶段上落后于自己的对手,要渡河入侵,需要架桥和造船,对他们来讲都是有高难度技术的工程,需要有长时间的准备,这就给了防御一方充分的准备时间。罗马采取的是积极防御政策,并非等待敌人来攻。而是一旦发现对岸敌人有集结、有准备渡河的企图,自己就率先发动进攻,把敌人在渡河准备阶段就击溃。

但这种战略的劣势是平时需要保持的军队规模比较大,罗马的常备军是军团兵加辅助兵。军团兵是以罗马公民组成的25个军团,总数大约是15万人。另外还有大致数量相同的辅助兵,由驻扎地的行省人民(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所组成,所以常备军大约是30万。除了有伙食、武器等等一应军需开销外,士兵还有薪水、服役期满之后还有退休金,因此这30万人就是罗马财政能够负担的军队规模上限了。常备军的绝大部分分布于几大河防线,依靠便捷的道路网,任何一处有险情,军团可以在防线之间快速移动,所以漫长的帝国边界靠这30万人镇守基本也够用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秦帝国的长城、和古罗马的道路网,它们在军事上的效用。不管是修墙还是修路,关键是你阻挡入侵的目的是否达到了。长城防线在秦朝灭亡前竣工,它最迟在公元前201年被匈奴突破,因为那一年被刘邦封的异姓王——韩王信投降了匈奴。(不是那个有名的楚王韩信,而是另一个姓韩名信的人,是韩国的王族,为了区别,史称韩王信)因为这个事,汉高帝刘邦率军北伐,发生了著名的“白登山之围”。从秦朝灭亡的公元前207年到韩王信投降匈奴的公元前201年,长城防线发挥作用竟然只有6-7年!当然韩王信的主动投降是造成长城失守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秦末到汉初,有多次匈奴“入寇”边郡的记载,一阵抢掠之后又撤走。可见长城防线有多次被突破,只是匈奴没有深入中原腹地。

而古罗马的三大河防线由凯撒大帝所建立、奥古斯都所巩固、又经过图密善和哈德良皇帝的整顿,从凯撒大帝到公元170年马库斯·奥勒留皇帝时期,蛮族首次越过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大举向西、向南进犯,间隔了大约200年。这200年期间史称“罗马的和平”,就是在北起莱茵河西岸、东至幼发拉底河以西,南到北非沙漠,西到大西洋这广袤的土地内,两个世纪没有经历异族的入侵(有短暂的内战)。可见古罗马的防御思想在效用上较为成功。

这背后的因由乃是在于,边境防御其实并不是一项军事工程所能胜任的,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工程之外,还要有相应的军事组织制度、财政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相配套,得有硬件和软件的全套搭配,军事工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秦王朝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修一堵超级的墙起来,至于要让墙发挥作用还需要哪些硬件、软件配套,秦始皇天才的头脑还想不到,就算想得到当修完长城也就没有余力做了。而古罗马的全套硬件、软件设施是随着它道路的延伸,三大河防线的建立同步进行的。这是造成军事工程效用差距如此之大的深层原因,这方面的分析我们留待下次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