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后,她辍学了——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现状

2020年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提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平等入学和升学权利的问题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儿童跟随父母向城市转移。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需要适应陌生环境、面临各种变化、融入新的生活。同时,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日益增长,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虽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小成效,但流动儿童仍面临“上好学”的难题。近年来,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流动儿童中,还逐渐涌现出一批为了教育而流动的儿童。流动和留守的双重身份、再迁甚至多迁儿童的归属感、难以充分享有城市教育资源、家长教育理念和意识层面存在短板等,都成为当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教育尴尬”。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有哪些新进展?差异化落户政策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切实保障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教育公平,给予他们优质的教育供给,化解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尴尬”?

《教育家》1月刊第2期专题报道,聚焦以上问题,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现状,倾听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期待,并邀请相关专家给予政策建议,探寻社会组织为提升流动儿童素质和幸福感所做的努力,以期引发社会各界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思考。

倾听“流动”心声

中国目前有数以千万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从小随父母四处漂泊。这些流动儿童的学习情况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如何?本刊编辑部聚焦三个流动儿童家庭,讲述在流动大潮中的小人物的真实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生活起落,让她顾不上孩子的教育

几乎每天早上,晓航都在离校门口不远的早点摊买上一份早点,然后站在旁边狼吞虎咽,有时甚至只能将刚吃了一半的早点扔进垃圾箱,就赶紧踩着进校铃跑进学校。很难想象,晓航从五年级开始就一个人租住在学校旁边的居民楼里,直到现在上了初一。其实早在几年前刚来天津时,一切并不是现在的模样。

2016年,晓航读三年级,因为爸爸生意上的原因,他们一家三口从黑龙江来到天津,在他爸爸公司的写字楼旁边租下一套公寓,晓航就读于马路对面的一所私立小学。妈妈吴虹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偶尔到丈夫的公司帮帮忙。当时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美好。2017年年底,晓航还多了一个弟弟。

可是好景不长,2018年上半年,晓航爸爸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公司破产不久,他爸就把我们三口托付给住在天津郊区的三哥三嫂,只身回了黑龙江,想重新再来。可是,重新开始哪有说的那么容易?2018年年底,小儿子刚满一岁,我就待不住了。在三哥三嫂的协助下,我在郊区开了家小店。”

从此,吴虹开始了每日早晚穿梭于郊区和市区之间的紧张生活。后来因为实在折腾不起,再加上小儿子总在哥哥写作业时捣乱,吴虹和晓航商量,让他自己住在市区,每周五放学吴虹来接他,周日晚上再送过来。那时,晓航读五年级。当问及是否放心让儿子一个人住时,吴虹显得很无奈:“我也是没办法,顾得上生计就顾不上孩子,顾得上小的就顾不上大的。我小店的生意还不错,是我和两个儿子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所在,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020年,晓航小升初,很幸运,他摇号进入了一所在市区口碑还不错的私立中学。“我愿意让孩子上私立学校,老师管得严、管得细,多少能弥补一点。由于这几年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和整日忙于小店的生意,对于晓航的学业,我基本没精力管,而且自己的学历不高,说实话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上初中以来,因晓航课上注意力涣散和作业完成情况不好,班主任找过我两次,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原来晓航经常熬夜玩游戏。老师还跟我说晓航不大合群,让我多关注孩子的心理,这也是最近让我感到非常头疼的事。”

对于两年半之后的中考,没有天津市户籍的晓航能走向哪里,吴虹说自己根本没想过那么远的事情,眼前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当从记者口中得知天津的中考政策——“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蓝印户口,但已在我市就读并具有本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经就读学校所在区县中招办审核同意后,可按外地考生身份报名考试,但只可报考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和各类中职学校。想要上普通高中,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时,吴虹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焦虑和失望。她说:“就算能考普通高中,以晓航目前的成绩希望也不大,能上个中职也还算可以。眼下,我只希望晓航能健健康康的,别沉迷于网络游戏。”

为了孩子上学,她读书又考证

周蓉生活在广州市番禺区的一个城中村,这里人口高度密集,“握手楼”几乎连成一片,“伸手都可以拉到对面的人”。置身于这样一个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社群之中,她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接过来。“以前这里的单房比较多,但现在很多房东都会改成套房向外出租,满足外来务工家庭把孩子带在身边的需求。10多年前,大家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带孩子的也比较少。”

周蓉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她是四川人,在广州已经打拼了快16年。6年前,她辞去需要经常加班的工作,宁愿收入更低,也要把4岁的女儿从爷爷奶奶那里接过来。“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父母没有外出打工,一直陪着我长大,现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还是觉得十分温暖、幸福;而现在许多农村孩子留守在老家,一年才能见上父母一面,相比起来并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已经错过了这么多,不想再缺席她的成长。”

伴随着这个选择而来的,是更大的焦虑与压力。

周蓉的女儿梓琦今年11岁,在一所离家4公里的公办小学上五年级。在梓琦入学的三四年前,周蓉就开始为了争取一个积分入学的名额,想尽各种办法“攒分数”。积分的基础指标由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文化程度、年龄四个部分组成,加分指标由技术能力、创新创业、急需工种或职业资格、社会服务和公益、纳税情况、表彰奖项六个部分组成。周蓉一条一条对照,看哪一项没拿到分可以再争取一下。为此,她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考取大专文凭,还考取了劳动关系协调师资格证书。

“我的这些邻居们都很拼,有个妈妈临考前请假半个月,没日没夜地复习。她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明年就到入学年龄了。”此前当地的政策是,外来人口办理租房备案一年能积2分。但因为涉及缴税问题,周蓉找了房东很多次,他都不愿意配合办理租房备案,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又租了另一处房子。此外,周蓉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志愿者……能够争取的积分她都尽力去争取了。

“但是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积分入学没有一个标准分数线,要看当年各区给出的名额数量和竞争人数,按积分由高到低录。报的人越多,竞争就越大。在结果出来之前,这颗心都是悬着的。”

按照当地政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若要就读公办初中,小升初时还需要重新积分。所幸,周蓉这几年一直在为梓琦的升学做准备,前不久已顺利将户口迁到广州。“孩子以后有学上了,我不用再担心要把她送回去了。”

在周蓉的圈子里,她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有许多家庭无法争取到学位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就如梓琦的许多小伙伴,这几年都陆陆续续地走了。“有个孩子之前回江西读书了,但她爸爸还在广州打工,每逢寒暑假,她妈妈就带她过来玩,然后我女儿就特别兴奋。一个月后她们回去了,我女儿又会很伤心。她们不像我们这代人,能够拥有从小相伴长大的朋友,在留守与流动的切换中,很多朋友都丢了。”

2020年疫情期间,周蓉所在的公司破产,她现在就职的单位离家很远,单程通勤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再加上丈夫因工作原因不在广州,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一个人带孩子。平常她晚上六点下班,再去托管机构接回孩子,到家就已八点多,往往没有时间做饭,只能点外卖吃。“其实这样也照顾不到孩子,陪伴她的时间也不多,感觉很难撑下去啊!”现在,周蓉还在竭力坚持着,寻找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她在工作与孩子间平衡的点。

离开北京后,她辍学了

笑怡的老家在中部某省的农村,还保留着重男轻女的风俗。妈妈嫁过来后,生了两个姑娘,笑怡是妹妹,姐姐比她大4岁。在为数不多的记忆中,奶奶总是在家里闹,后来父母就离婚了,妈妈嫁到了不远处的村子。

妈妈再婚后不久就生育了一个男孩,笑怡过年的时候曾在镇子上看见过妈妈,不过笑怡没有打招呼,匆匆走开了。

笑怡的父亲在北京某小区物业公司里上班,负责小区的卫生保洁工作。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他包下了一栋办公楼,每个月给对方700块,收购整栋楼产生的废纸。有的时候废纸不多,卖不到700块钱,这一个月就算白忙活,还倒贴钱。

公司提供免费住宿,在半地下室里隔了一个小单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了两张床和一张桌子。地下室里的住户不止他们一家,当有人来检查时,大家就把地下室的入口堵上,好让容身之处从检查人员的眼皮底下“消失”。

笑怡和姐姐跟着父亲来到北京,就读于一所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姐姐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在一家快餐厅打工。笑怡也在姐姐读过的学校读书,不过她不爱学习,老师曾和姐姐聊过她的学习状况:“有时候会不写作业,希望家长能监督她的学习。”姐姐不以为意:“她就是这样,学不进去。”不过姐姐会给妹妹买很多她喜欢的物件,笑怡也牢牢记着姐姐的生日。

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位支教老师,要对笑怡做家访。学校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笑怡的父亲都会参加,但没有老师家访过,他察觉到了老师们对自己女儿的态度:只要来学校就行,考不考试无所谓。支教老师的到来让他很开心:“谢谢你们还关心笑怡。”

笑怡所在的班级有43个孩子,小学毕业后,25个孩子回到家乡继续读书,笑怡就是其中一个。她就读于市里的一所民办中学,一学期的学费五千多元。

“家里的老师很年轻,很温和,也没有看不起谁,对我们都很平等。”可谈到同学时,笑怡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特别假,很做作。”

学校是住宿制,放假的时候笑怡就回到乡下奶奶家。家里没有网络,不能上网,看电视又会被奶奶说“浪费电”,于是她只好“发呆”。最令她难过的是,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时候笑怡吃得快,放下碗筷就离开了,回来后发现奶奶已经把碗刷好了,可她的碗筷还孤零零地摆在桌上。

从北京回来没多久,笑怡就动了辍学的念头,除了和奶奶关系不好,她还觉得学校“很水”,“没几个人能考上大学,上也没什么用,学费还挺贵”。

2019年,上初二的笑怡辍学了,“考察”和“创业”成了常挂在嘴边的词。她来到省内的另一座城市,学习美容产品的使用与销售,“老板非常好,开车来接我们,还统一安排住宿”。笑怡期待着,出师之后就可以挣钱了。

不过她没把辍学的事情告诉家人,她觉得父亲一定不会同意。2020年5月初,父亲复工要回北京,家乡的学校也快开学了,父亲把笑怡叫到身边,拿出几千块钱来,让她自己交学费,9月份又打了一笔钱。

辍学后,笑怡曾找到以前的老师:“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们的考试试卷?”她想把辍学的事情掩盖得更真实一些,不过老师没答应,只好作罢。

春节快到了,父亲因为工作性质,不常回家过年。笑怡说:“如果今年疫情不反复,我就去北京过年。”

最后,以一首写给流动儿童的歌曲作结:

在那蓝蓝的天空下,有一群快乐的小娃娃,就像那洁白的蒲公英,海角天涯都能安家。

在那暖暖的太阳下,有一群勇敢的小娃娃,就像那金色的向阳花,风风雨雨都不害怕。

一起学习,共同长大。南腔北调,一起玩耍。友谊的种子正在发芽,祖国就是我们的妈妈。

— END —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月刊第2期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设计 | 九月九

新媒体编辑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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