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明清婺州士绅文化及启示-以金华五都钱村为例

摘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挖掘婺州古代士绅乡贤的事迹,发扬其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对于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金华府志》《汤溪县志》《五都钱钱氏家谱》的考察,明清时期五都钱村已出现士绅阶层,士绅在增强家族内部管理的同时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士绅文化;婺文化;五都钱村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也是加快构建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而文化振兴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之一。[1]乡村振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精神食粮和文化基因,从而探索乡村文化蝶变发展的规律。

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地方精英,他们主要由具有道德威望的宗族元老、富商财贾、科举士子以及致仕归乡的中小官吏等组成,介于官僚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2]士绅经常调解民众间的纠纷,并为兴修水利、桥梁等公益事业筹款或参与组织事宜,对于基层治理、秩序稳定、文化传播等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士绅阶层逐渐没落,其事迹大多不为后人知晓。本文通过考察金华府志、汤溪县志与家谱中的明清时期五都钱村士绅,试图为现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提供历史依据与回溯借鉴。

一、婺州史典与家乘中的五都钱村士绅

金华,古称婺州,被誉为“邹鲁之乡、文化之邦”,士子云集,群星璀璨。唐宋以来,骆宾王、吕祖谦、陈亮、何基、金履祥、王淮、范浚、宋濂等儒学巨擘层叠而出,支撑起理学名郡之殊荣。据2014年浙江省教育志记载,明清两朝,金华府各县中进士者共309人(明222人、清87人)。[3]且据统计,明代浙江乡试共录取举人2297人,清代共举行乡试112科,录取浙江举人13536人。[4]查阅《汤溪县志》与《五都钱氏宗谱》后,收集整理出了两份列表。

表1 汤溪县志中的五都钱籍士绅

表2 五都钱氏宗谱中的士绅(以字、号记录人名)

通过上述两份表格,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虽然五都钱村在明清时期未曾出现进士,但是依旧涌现出举人、贡生达九人之多。其二,五都钱村不曾有生员士子平步青云而名震朝野,这似乎与明清时期浙江省大幅增加举人数额的情况相违背。其三,宗谱记载的五都钱村诸位古代乡贤“游学成均、才通古今、显里名扬”,这为如今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文化渊源。综上所述,五都钱村士绅似乎并未在古代科举历史上涌现出风雅名宦,而是处于科举文化的边缘地带。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影响五都钱村古代士绅乡贤的科举仕途呢?

二、影响五都钱村士绅科举仕途的因素

(一)区域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

明万历六年刊印的《金华府志》记载,“汤溪县在郡城西南五十五里,先为婺、处(今丽水)、衢三府,金、兰、龙、遂四县边界交冲之地。成化庚寅(1470),金华知府李公嗣以其地僻远、居民犷悍难治,申奏割三府四县边隅,置汤溪县(以县治地在汤塘故名)隶金华府。”而五都钱村更是在“县治西十二里”之地,村落选址不可谓不偏僻。[5]始祖钱仲谦(生于1384年)卜居于此时,适逢汤溪县未设将设之际,文化场所尚未设立。而同一时期的金华城中已有诸多学馆、书院,金华城内,不仅有府学,还有丽泽、崇正(旌孝门外)、桐荫等书院三所。[6]始祖钱仲谦选择在四县边陲之地落脚生息,在当时属于无奈之举,好在后人披荆斩棘,修渠犁田,慢慢繁衍生息,耕读相继。然而正是基于地理区位优势的丧失,这一聚落也逐渐远离了郡县文化中心,从而难有进士的身影闪耀于婺州大地。

(二)底层农业经济的迟滞阻隔

明万历版《金华府志》对于汤溪县还有如下记载,“汤溪合四邑边隅之地……居民务农者多,行商者少”、“鲜有入庠序中科目者”。邑中名人胡森在《却役书》中也写到“汤溪本三府之裔土而四邑之穷民也,其地多砂砾硗确……蓬藋之墟,转加穷蹙,财粟且益空虚,境内萧然。”[7]汤邑实为“贫邑”,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五都钱氏先祖躬耕陇亩,辟荒开野,世代相袭,发扬愚公精神,才有如今之田连阡陌。谱中亦有“烟蓑雨笠、稼穑力田”,“以耕读训子”,“筑场圃、上藁堆”,“箪瓢陋巷、颜子安常”,“艰苦备常”等描述,可见,五都钱氏是经历几代人的辛苦努力才将不毛之地开辟成“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这样的农业经济形式,必然导致族中子弟前赴后继以事农为主,缺乏精力从事科举等文化事业。农业经济发展的滞缓性在根本上阻滞了五都钱村科举名宦的涌现。

(三)区域民俗家风的理念差异

民俗家风是县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明万历《金华府志》对于汤溪县的民俗民风有这样的描述,“每岁春,乡有长者必聚众延师家塾以训蒙童,迨冬而散。弱冠后,不复学,多赖富足,鲜有入庠序中科目者。”[8]这说明,汤溪地区民俗偏向“农”,而非“士”,子弟在私塾中稍读几年至成年,便不复学业。此风俗在举人冯梦鳌为其同学钱历山公写的小传中得到了验证,传记中写道,“历山世兄与余同砚席者数年,继又与余并撷芹香(指生员入学),君缘昆仲析居,无暇专攻举子业,遂经营家政……”。[9]这说明在以农业为生的家庭,兄弟分居时需要对田产家业等进行分配,费时劳心,生员确实难以专心攻读科举。

三、明清时期五都钱村士绅的优秀品质

尽管在文化、经济、风俗等方面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明清时期的五都钱村依然涌现出了一批士绅人才,他们在内化族人的精神境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士绅阶层的身上有着诸多如今乡村振兴战略中所推崇的“乡贤”精神。那么,明清时期五都钱村的士绅阶层到底具体有哪些优秀品质呢?

(一)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的精神

村落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聚族而居的村落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士绅阶层非常重视个体的责任和服务意识,勇于为国家、社会的稳定贡献力量,五都钱村士绅在这一点上表现尤其突出。据浙江忠义录载,同治光绪年间汤溪县奉旨旌恤殉难绅民一百零二人,其中五都钱村的士绅就有五人,分别是钱在中、钱惠标、钱贡金、钱乐善、钱凤翎。[10]他们均为咸丰辛酉年(1861年)组织乡绅团勇抵御长毛而殉国,其凛然气节令人铭感敬佩。此外,“凡邑中创修庙宇及远近桥梁,无不乐输而董理之”、“族中曾与邻村有水利之衅,而公挺身伸理,出名垫费……”等语见于谱中各士绅小传。[11]可见明清时期五都钱村的士绅有着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精神气节。

(二)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精神

据汤溪县志文献录,由清汤溪知县贾超撰写的《重修万年桥碑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为便利瀫江(即衢江)南北两岸民众耕作贸易往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贡生钱褒(字孔予)倡议在今婺城区洋埠镇车门里一带原唐家桥旧址上修建万年桥,他与邻近村民出资成立“修桥基金会”以备购买建桥用的架木,工程行至中途,山洪爆发,架木漂泊而尽。从嘉庆五年(1800)秋至八年(1803)冬,监生钱其鹤(钱褒曾孙)不辞辛劳,历时四年、跋涉四方募捐共计银1400余两,购置石梁作桥,不料1804年夏又突遭洪水,桥礅下松椿被冲出,万年桥随即倾圮坍塌。钱其鹤等人不忍前功尽弃,再次募银百余两,纯粹用青石板作为基础,从嘉庆乙丑(1805)冬到丙寅(1806)春,历时两年的艰辛努力,万年桥终于修建完成。此碑文反映了以钱孔予、钱其鹤祖孙四代为代表的五都钱村士绅不仅在做事风格上有着坚持不倦、锲而不舍、立志进取的精神,而且他们敢于担当重任,有始有终,善于反思改进,正如碑文所言“夫重任难举而有志者竟成”的优秀品质是非常值得在地方乡村文化层面上推广学习的。

(三)勤学不辍、书香传世的精神

面对地理、经济、习俗等先天的不利形势,明清时期五都钱村的士绅在求取学问的征途上表现出了父子相承、勤学不辍的精神品质。举例为证,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1841)金华籍进士曹汝赓撰写的《英九玑山公传》写道,“岁癸巳,余肄业敷文书院,得晤钱君治亭(即钱镕),既而交渐密,偶于其案头展书参阅,则见其博采注疏,询之乃知其令尊玑山先生手笔,且泫然告余曰:‘吾父于举子业三折肱矣,卒以攻苦得疾,游庠后未数年,赢志以殁,殁时吾年仅四岁,其所遗书类皆如是。’余闻之,甚为惋惜,今其遗编具在,手泽犹存,治亭其尚发奋以读父书乎”。[12]这种“父书子读”、父子相继的刻苦勤学精神,激励着郡邑其他士子。最终钱镕考取举人,曹汝赓考中进士。并且谱中还记载着依仁公(钱荣团,字依仁)“性好学,至耄年手不释卷”、元圃公“鏖战棘闱凡十七试”等语,可见当时五都钱村士绅勤学自励的精神是代代相承的。

(四)侍亲不怠、和睦慈孝的精神

明清时期五都钱村士绅的家庭伦理道德精神作为乡村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家族文化的传统精髓,“慈孝”精神也历来为儒家传颂。五都钱氏多五世同堂者,这与慈孝文化是分不开的。以清代汤溪县学教谕上虞人钱灿所撰《李孺人五代期颐记》为例,“依仁公,德配李孺人,同文艺,犹善书……八旬外,二老并见五代,公享年八十有七,李孺人当余秉铎时,竟享期颐大庆,余乐而为之记”。[13]父慈子孝,共享天伦,五世同堂,成为当时邑中美谈。另据谱载“贤七二有章公事母晨昏定省,未尝一日稍懈,及(母)患病,必亲身服侍,衣不解带者两月。祖卒时,卧草于柩边,半载有余”。此外还有“事高祖至老不怠”、“举念不忘亲”等语见于诸公,“子孝”精神可见一斑。而“父慈”则见于《祝太孺人传》中,“其劬劳之志,至老不倦,八旬外犹勤纺织,九旬外犹背负小儿,言曰:‘人谓腰疼疲倦,我不知也。’镕(即钱镕)系嫡曾孙,尤所钟爱……寿至九十七而终”,足显“父慈”之精神。父慈子孝,长辈与晚辈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互相关爱,塑造了和睦慈孝的家风。

四、士绅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及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好美丽乡村既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也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因此,培育合适的乡村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上:崇古尚今、革故鼎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乡村作为繁衍后人、传承文化的载体,肩负着发扬中华文化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挖掘明清士绅精神中积极进取的部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举。因此,各村落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批判地继承,摒弃封建糟粕,将传统文化中诸如“勤奋好学”、“热心公益”、“礼义传家”等士绅精神与符合发展规律的时代思想融合形成具有传统寓意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形成“新乡贤文化”将更具特色性和时代性,并将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回归,充分实现乡贤精神的激励作用,培育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乡村文明新风尚。

(二)经济上:充实仓廪、兴办实业

古人云“仓廪实则礼义生”,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呼吁乡贤回乡创业,带动乡村就近就业;村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自然愿意为乡村发展尽力。其次是吸引人才回归,对走出乡村的高等人才从政策上引导、经济上支持、情感上关怀,带动青年人才回归桑梓,造福故土。最后要集思广益,分析发展地方乡村经济的优势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贯彻执行,实现乡村经济本质上的飞跃。目前五都钱村正在推行“旅行社+村+基地”的新型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已形成一个集农事体验及农产品展销、吴越文化研学及廉政教育、土灶餐饮及休闲民宿三大板块为一体的经济样板,为农旅模式推广提供了参考。

(三)家风上:事亲尽孝、厚养薄葬

家风民俗是具有思想导向性的。它以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价值期望、一种理性目标的形式熏陶着民众。积极合理的家风民俗是乡村管理和振兴乡村的隐形内核。目前大多数乡村的家风家训在微观上没有自己的特色,大多谈义理而可操作性不强。明清五都钱村士绅的“事亲”文化,提供了较好的范本,详细规范了晨起暮归的言行举止等方面。明清五都钱村士绅在教育后生的礼仪约束上,如待客、就餐、言语等也有具体规则。当然,随着时代发展,“老规矩”理应革故鼎新,但不能一概抹杀。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如何赡养老人成为新的乡村社会问题。当今社会,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依然是主流旋律。而如果这些资费能用于老人生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这,也可从明清汤溪五都钱村士绅身上找到某些契合点,以“事亲尽孝”的士绅文化弥补时代洪流中空巢老人的“落寞悲寂”,似乎是一条不言而喻而又任重道远的道路,毕竟双亲只会渐行渐远,而时间却从不逗留。

参考文献

[1]人民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N].人民日报,2018-08-27.

[2]汤震.士绅阶层的转变和士绅文化的延续[J].知识经济,2008,(3):159-160.

[3]清代资料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明代资料据雍正《浙江通志》。金华府领县归属以历朝婺州辖区建制为据。

[4]咸丰三年(1853)清廷允许各省捐输广额,清后期各省乡试举人额数大幅增加。举人数据分别取自论文《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湖南大学硕士论文《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

[5] [8]王懋德、陆凤仪等.浙江省金华府志(明万历六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6]金华市教育志编委会.金华市教育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72.

[7] [10]丁燮、戴鸿熙等.浙江省汤溪县志(民国二十年本影印)[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9][11][12][13]钱其修等.五都钱氏宗谱(民国二年本影印)[M].金华:内部刊印,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