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上热搜的中国“乞丐”

作者:酌月

来源:秦鉴ID:qinjianpark

今天,秦鉴君想写一个“乞丐”。

他可能是中国最值得记住的一个“乞丐”。

1998年,他抛下妻女离家出走,落魄到沿街乞讨,差点饿死。

你是不是觉得他活该?

但读了他的故事,我们的象牙塔要惭愧,我们的社会要脸红。

如果你被近日毛洪涛和王清远的风波触动,那你一定要读读他的故事。

他叫何家庆。

一个让许多教师、乡民、学生都不敢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学者的人。

1949年,何家庆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困家庭,与北大狂士刘文典同籍。

一如刘文典,自少年起,何家庆就有些与众不同。

谈起理想,很多同学誓言长大想做工程师、科学家,何家庆没什么“宏大”目标,就一句大白话:

希望长大后无论做什么,都为人民服务。

1976年秋天,何家庆被推荐到安徽大学从事中药材学习研究,因成绩优秀,留校做植物学实验室的实验员,并以编外教员身份,从事植物学分类相关教学。

这个时间,他萌生一个想法:

考察大别山。

当时山里农民生活都很苦。若能充分研究大别山气候和植被条件,因地制宜,种植相应农作物,就能让人们摆脱贫困。

没有相关考察费用,何家庆就打算自筹“盘缠”,他每月工资18.65元,省吃俭用,到了1984年,竟攒到3000多元。

他还把考察大别山的想法告诉父亲。

80岁的老父亲也二话不说,拿出一个包裹,里面一堆1毛、2毛、5元10元的票子,数一数,足足4000元。

几张泛黄的旧烟纸露出来,上面是父亲记录了1955年至1974年间,国家、老师、同学对何家庆的资助,一共58笔。

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大家怎么帮助你的,你也要这样回报社会。

何家庆不含糊,这年3月20日,带上热乎乎的8000元就上路了。

何家亲父亲记录的资助清单

谜一般的大别山腹地,连本地人都很少深入,更不用说一位外来“书生”。

一路上,他对峙过狼群,挨过饿,经历过山蚂蝗的围攻。但当时的他可能预想不到,这一切不过是他14年后另一场更艰苦征程的“排练”而已。

225天,他步行12684公里,足迹遍布遍布鄂豫皖三省19个县,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成为有史来第一个全面考察大别山的人。

他的考察报告,后来为中央实施山区星火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是这次考察,改写了他对中国山村的认识。

他遇到一位60岁老人。

老人种植了1万株桂花苗,可成活率极低,还养了几头牛,却为过冬饲料发愁。

何家庆看后笑了:桂花喜阳喜温,却种在背阳的地方,还有满山可做青饲料的豆科植物。然而这样的知识老人却不知,这正是乡民的普遍现状——

遍山是宝,因为没科技知识,中国农民只能受穷。

由此他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用毕生所学,做一个农民的教授。

1990年,何家庆41岁时得来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当官了——挂职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任科技副县长。

他对县官有自己的理解:县长过去是“知县”,就是知县情——不知县情,何以行事?

于是,绩溪人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何县长”。

他不坐车,骑自行车或步行,天天爬山钻林。半年,就步行800公里,跑遍23个乡,到过所有山头,采集植物标本1536件。年底,还写出15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破天荒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展览。

他在尚田乡试点科技养蚕,办培训班。

这一年,尚田遭灾,蚕茧产量反增28%,增收30万元。

1991年,绩溪遭遇洪灾,还是他,一个月都泡在水中指挥救灾,结果落下终身疾病。

还是在这里,何家庆试点了后来与他共命运的植物——魔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重视魔芋生产的信息就引起他注意。

他发现,魔芋喜湿喜荫耐贫瘠,适合山区生长,科技含量低,富含葡甘露聚糖,在食用、医药、工业领域有广泛用途,是很理想的致富经济作物。

他发现绩效少数山区种植魔芋,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酝酿。

他自荐担任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举办科技培训班。

为打消农民顾虑,他自掏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试种,然后天天奔波在田埂地头。

这一年,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高产量达7000公斤,收入超400万元。

大获成功!

与此同时,何家庆18万字的魔芋研究处女作《魔芋栽培技术》,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

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他迫不及待,要把经验分享给需要的人。

等他挂职结束,本想悄悄离开,不留下一片云彩,结果农民和村干部都赶来送行,很多人流下眼泪。

荆州乡送来一面锦旗:

焦裕禄式的县长。

大别山的考察,绩溪的挂职,震撼了他的内心。有人说,西部山区贫穷更甚于东部,于是他又“蠢蠢欲动”了。

他打算把多年研究魔芋栽培的心得,推广到那里去。

1998年2月19日,春节刚过,他带着14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29000多元,趁学校没课,怀揣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登国家“七八”扶贫计划贫穷县的光明日报,只身一人启程。

老何是偷偷走的,大概也怕家人不许。

有了此前探险大别山的经历,他知道此行凶险难测。

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合肥环保志愿者小谢,嘱托她,等他走后一个月转交给他的女儿何禾。

这其实是一份遗嘱,如有不测,就当对女儿交代后事了: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了一只不太听得见清晰的耳朵和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事实果然如他所料,一路九死一生堪比唐僧取经:

在贵州山区,因遭遇山洪暴发,乘坐的中巴车被洪水围住,他从车窗爬出才逃过一劫;

一路上遭遇车祸17次,黑夜摸山路,多次摔坏腿,还掉下过悬崖;

在深山老林,他曾饿得偷吃猪食,也吃过霉变长了虫子的饼子;山雨绵绵,他落下了丘疹,全身奇痒,只能用石子擦身体,直到磨出血来;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因赶山路睡在山洞里,腿被毒蛇咬伤,肿得发亮,20多天抬不起来,幸亏懂中草药,自行采集才救了自己;

返回途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乞丐”——沿途为农民传授栽培技术,身上钱花光了,他不得不放下斯文,靠乞讨熬过两个月,才不至于饿死……

但更难的,恐怕还是沿途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干部的不信任。

很多人不相信,一个重点大学的教授,会为了大山里素昧平生的穷苦人义务指导。

有干部怀疑他是来混吃混喝,要给他点钱,让他喝喝酒,打发了事,被他婉拒。

他活得像个魏晋隐士,生性恬淡不修边幅,更加深了这些人的怀疑。

甚至在云南大理,因头发、胡须长、衣衫褴褛,竟被收容所强行收留,遭拳打脚踢。

不过何家庆不在意:

你们不欢迎我,我就去别的地方。

大西南扶贫路上留影

这么难?何家庆怎么坚持下来的?

答案是渴望求知的淳朴乡民。

记忆最深的,是在重庆阳县青华乡。

听说山村来了大教授,全村都沸腾了。

一连几天,何家庆白天上山看芋苗,晚上给村民上课,有一天一高兴,甚至通宵讲到天亮。

村民捧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

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发高烧,农民陈远长杀了自家唯一一只老母鸡,炖汤给他补身体。

因他的憔悴与沧桑,很多村民都把49岁的他,当成了老先生。

在他寄住的村民家,他听到这样的对话。

有个小孩放学回来没看到他,问他妈妈:“那个老爷爷走掉了?”

他妈妈说:“老爷爷生病走不了了。”

小孩子说,“老爷爷能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我们家的鸡下蛋,这两天给老爷爷吃,我不要,妈妈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做些都给他,让他早点身体好,妈妈我们等这个地方修路,再让老爷爷坐汽车出去。”

何家庆听后,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烧退后,何家庆执意要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把孙子拉过来对何家庆说,“好人啊,你对山里人有大恩,让孩子给你磕个头吧。”人群中很多人都在哭泣。

看到何家庆身体太弱了,几个青年汉子不顾他反对,硬是把他抬着、背着送出了大山。

他感到惭愧:“老百姓给了我感情,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点科学技术。对老百姓,你帮助了他们,他们就会为你倾尽所有,我非常感谢这些。”

何家庆这一走不要紧,一走就是305天,跨越8个省区,包括安徽、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426个村寨,路程3万多公里,仅步行就8000多公里。

秦鉴君算了下,以常人每小时步行5公里计算,每天走8个小时,要走200天。

成就也颇丰:沿途为2万多农户进行了262次技术培训。

此外,全中国27个魔芋品种,他采集到17种,并发现最原始魔芋生存形态,证明世界魔芋故乡在中国。

但付出的代价是:当他回到合肥,60公斤的体重,只剩下40公斤,大病一场。

不知道是不是怕吓到人,老何到达合肥火车站时,在那逗留到了晚上,趁黑回到了家。

女儿何禾打开门后,只见门口站着一道“黑瘦”的影子,挑着一担东西。

那都是他沿途采撷的标本。

做这些事时,何家庆一直甘苦自怡、默默无闻。

他不喜欢外界过分关注他的付出。

艰苦日子里,他相继发表并出版了《魔芋栽培及加工技术》、《魔芋栽培新技术》,翻译了《日本国魔芋的开发利用》等。他还在沿途考察中,发现许多极具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这些评不上奖的学术成就,每一项,都是乡民手上无可替代的珍宝。

直到1999年,记者找到他嘱托转角信的那位志愿者小谢,找到何家庆家。

一进门,记者震惊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一家人挤在25平房子里,妻子和女儿住卧室,何家庆就在客厅摆了一张双人床,下面睡觉,上面当书架。家中除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没什么像样家当。

何家庆穿着破旧涤卡中山装,身体瘦弱,长发过耳,脸上架着一副小竹片挑起的眼镜。

记者想办法说服他:只有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才更有助于魔芋栽培技术的推广。

又是在记者鼓励下,他把沿途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何家庆西行日记》。

《新安晚报》第一篇报道就成了爆款,引发全国重量级媒体转载。

性情羞涩的何家庆,收到第一封来自河南一位读者的信,激动地像孩子一样,给记者打去电话。

老百姓的认同,在他心里,就是无上的激励。

2000年3月19日,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农村司和扶贫办3人赴合肥,请何家庆谈对国家前期扶贫的看法及魔芋开发技术问题。3人调研最终形成一份《关于何家庆同志事迹的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建议宣传何家庆精神,改善何家庆工作条件。

他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黄牛一样,在克服一切困难做实事。

因专业边缘,学校划给他的魔芋实验地,许多碎砖烂瓦,一看就是建筑工地。

因资金紧张,他就把个人收入全部投入学术研究和科普工作。

这一年他获选“全国扶贫十大状元”去北京开会,有人看到他早上穿袜子,棉袜子在脚上转来转去,想找没有破洞的一面放脚背上。结果穿一双袜子,花了10分钟。

后来,国家奖励他10万元奖金,用于改善生活,就连记者朋友也劝说他,一定要收下,不能再“花出去”了。

当时,10万元足以在合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结果他转眼把钱捐出去了,资助贫困山区女童读书。

2013年,他得到一个转机,获聘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主任。

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凡,闻到一种味道,就能判断什么植物。

在这里,更好的条件和资金支持,他能更静心投入他心爱的植物学研究。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惦念乡民的他,又开始酝酿一个“栝楼扶贫”计划。

栝楼,别名瓜蒌,自古被作为中药材,也作食材、护肤品等,是一种适合产业化发展的经济作物。

自2010年起,他就开始着手相关基础工作。首先出版《中国栝楼》,还搜集全国各地栝楼栽培区、栝楼园的分布情况及栽培现状等,获得了有关栝楼的6项发明专利。

2016年4月,67岁的何家庆向南京大学提交假条,再次“自费”上路。

在江西九江武宁县,一位叫汪光明的高级农业师接待了他。

晚上带他去住宿,找到一个旅馆问过价格是168元一晚。

何家庆嫌贵,汪光明惊讶说“168元,还付不起吗?”

何家庆笑笑“我是自费的”。

这一路上,他对我国17个省(区)166个县市的149个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进行了调研,行程48900余公里,其中步行5860余公里,持续工作300天,途中病倒22天。

有人因为他的技术指导,挽回巨大损失,现场塞给他4000元,被他坚决拒绝。他说,我做这件事,不图钱。

2019年7月,在潜山一次栝楼产业调研途中,何家庆摔了一觉,晕倒了。

这一次,他没法再“任性”,想走就走了。

他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何家庆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早有预期。

2019年6月,学生王强答辩结束回到合肥,就见恩师捂着肚子,说他肚子有个包,巴掌那么大。

王强要带何家庆去看医生,结果何家庆就是不愿意,怕进去医院就被绑病床上,出不来了,不能再做事。

最终,王强好说歹说,劝他找一个认识的医生朋友做初步检查,这样就不会强求何家庆住院。

倔老头终于答应了,但临行前又向学生强调,“去可以,来回一切费用我来掏。”

孰料不久,就晕倒在调研的路上。

查出癌症后,何家庆的病况急转直下。

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那时的何家庆,已经无法进食,只能用汤勺喝水,打营养针维持生命,双腿浮肿,每天都得忍受巨大的疼痛。

但他得空就打开电脑,抓紧写调研报告。就在18日去世前一天早上,他又把电脑打开写文章。晚上,他念叨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知道今年栝楼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躺在病床上,何家庆仍然让女儿给他介绍栝楼的种植情况

何家庆去世后,他的很多弟子从天南地北奔来,还有人当时在国外,匆匆乘机赶回。

他们不称他“老师”,称他“先生”。

学生说他生平就关注两群人:

一群是他的学生,一群是就是弱势群体。

他曾对学生要做实验学校收费怒发冲冠,抗议无果;他像对待子女一样叮嘱毕业的学生,多联系,多注意身体,有困难要说出来,大家一起去解决。

得知昔日生活拮据的弟子买了奇瑞轿车,他舒心地笑了。

他勉励学生,不要学他多少年穿一件衣服,而能和他传递一种务实做事的态度。

每个从他的实验室毕业的学生,都是哭着走的,舍不得离开。

他的好朋友说他的病,是累出来的。

这样“一根筋”的他,不管在社会、还是在校园中,都太难了。

他一生都是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

在绩溪挂职,他不参加公款吃喝,在老百姓家吃饭也要付钱,机关干部直骂他有病。结束挂职后回到原单位,据说是安徽省唯一未被提拔的人。

他闯荡大西南,有人诧异为什么不利用电视台和网络推广魔芋成果?实际上,对于魔芋在不同地区生长情况的具体数据,需要用脚步丈量,到现实中考察才能得出。只是,现在少有这样的“笨人”,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利的事。

在学校,他不适应校园行政化。很多年轻博士、教授都在设法往领导层挤,把持教学资源和行政资源,以便申报项目和拿资金,而他自己为争取植物学学位点,跑了6年多没有结果;他的实验室,不少仪器设备是从别的实验室淘汰时捡来的,到2007年时,那些产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干燥箱、烘烤箱,外表油漆已经剥落,还在使用。

他还看不惯学术造假,他惋惜很多同僚把精力耗在毫无用处的论文,他不想为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浪费生命。

他一度开玩笑自己是 “四不像”教授。

不像老师:当老师上课做实验,我连实验室门的钥匙也没有。

不像教授:虽是教授,我带的课比其他教授要多,一周十几节课。

不像科研工作者:我从事科研,但在植物分类、魔芋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往往被媒体宣传淡化。

不像党员:我到处扶贫讲课,甚至把上面奖励的奖金捐给春蕾基金,我做着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但我不是党员。

他曾经人到中年,一度像个“愤青”:

“现在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

大概因为这些因素,大概因为他高度孤独,所以才那么愿意“逃离校园”,去向认同他的乡民和学生掏心掏肺。

也大概因为此,他多少年身穿一套洗的发白的中山装,打了补丁也不愿脱去,后来还做了一件一摸一样的,来回换着穿。

他说,因为那是父亲送他的。

常向他讲述家国情怀的父亲,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

那是23岁一个雪夜,父亲推着一车煤送货,天黑路滑,一个趔趄,人摔出去,车往前溜,当场就压断手指。

但父亲还是坚持送完货,拿着刚刚赚到的钱,扯了一块布,让儿子去做了一件中山装。

他说“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以衣纪念的方式,通过对父亲嘱托的心心念念,他才能够对抗并与这物欲横流的现实和解,战胜内心的孤独与脆弱,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

2007年4月,两个学生在实验室,听到何家庆突然喃喃说了这样一句话:

“人不能太有个性,要合群,我也该变了。”

结果,何家庆遵从了本心,就在这个月提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只想做点事情。”

生命最后的日子,何家庆有时昏迷,有时清醒,但常会不停流泪。

一天,他拉住女儿的手,遗憾地说“爸爸这辈子没能多陪一陪你”。37岁的何禾流着泪说,“小时候我不理解你为何时常撇下我和妈妈,长大后我知道你是为了人民和国家,这就够了。”

这个不擅表达感情的人,也“婆婆妈妈”起来。

他叮嘱妻子胡建群“我死后,把眼角膜捐给山区的孩子们。”他还轻声问妻子,“这么多年,你后悔嫁给我吗?”胡建群流着泪回答“从没后悔过”。

其实,他所有的话,都在20多年前去大西南时写给女儿的“绝笔信”中写尽了。

那一天,他把女儿平时写给他的所有留言条都带上,以便想她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却在给女儿的绝笔信中写道:

长期在外奔波,加之年岁增长,体质日益下降,倍感家庭的温馨。另一方面,对各地贫困状况的认识愈加深刻……人类最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行为特征就在于互相帮助,我是教师,我必须这样做……

我走之后,你到我那桌前看书,请记住爸爸勤俭一生、奋斗一生……妈妈由于劳累身体有病,希望你们相依为命坚强而愉快的生活,你长大后要照顾好她。外公外婆上了年纪,有空常去看他们。告诉妈妈回去做饭菜时多放点盐,老人味觉迟钝。

当你知道意外时不必悲伤,将我平时穿的衣服收拾一二和那把小锄头带到爷爷奶奶坟旁埋了,作为人之子我生时未尽孝敬之心,就让我死后陪伴在他们身旁……”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该怎么去描述这样一个特别的学者?他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他没有漂亮的留学生涯,他也没有气派的仪表和绚丽的奖状,他所有的,不过是大山里一把一把沾着泥巴的微不足道的魔芋而已。

直到我看到这样一段话:

中国从来就不乏清淡高手,从来就不乏御用文人,从来就不乏隐逸之士,从来也不乏经世之才,只是像何家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空谈、不尚名、不逐利、不媚俗、不谀权、不逃避,实在太少了。

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除此之外,何家庆的行动,还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增添了别样的诠释:济世之情怀,务实之行动。

80年前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我想,一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向着物欲横流和教育乱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何家庆,堪称一个斗士、一个英雄。

如果这样的人都不能被认作斗士和英雄,那一定是我们时代的耻辱和悲哀。

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这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同样,行遍大半个中国、经常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的何家庆,他犹如清莲的品格,比他在魔芋、栝楼领域作出的贡献更令人触动和深思。

10月24日,是何家庆捐献的两枚角膜完成移植手术一周年的日子。

两个来自淮南和六安的孩子,重见光明。

有人说,这是何家庆身上唯一能捐出的器官了。因多年辛劳,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已经没法再“用”了。

但那一对眼角膜,医生说,非常透明。

这是一个有光的人的最后馈赠。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句台词: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尽管,何家庆临终前写了一首诗《我走了》,嘱托人们忘记他。

但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任性了一生、只谈奉献而坚拒一丝索取、说走就走的倔老头,

这一次,我们不能遂他的愿。

他,仍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