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二胎了吗？
虽然国家目前已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提倡全民生育二胎，但有的育龄夫妇却持观望态度，在住房、教育、就业等压力之下，望而却步，不敢生不想生不愿生。
“2020年，广州市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建议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解决抚育下一代的后顾之忧。
2020年广州分娩量较2017年下降近10万
夏慧敏指出，我国 2014 年开始推行 “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进一步调整为 “全面二孩”政策。数据显示，每次生育政策的放宽之初分娩量都会有所增长，但随后又会迅速回落。从近10年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来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2020年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具体来看近几年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次年广州市全市活产数同比上升了4.3%，但2016年活产数并未持续上升；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次年全市活产数达到历史峰值29.08万，2018年开始活产数逐年回落，2020年迅速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广东省近10年活产数变化与广州市基本一致。”夏慧敏指出，广东省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2019年分娩量与2018年相比，全省除深圳外，其他地市环比均减少，其中茂名、肇庆、广州三地减少数量最多。从上述数据上可以看出，生育政策放开对活产数提升仅有短期效果，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仍然低迷。
图1 2011-2020年广州市活产数变化
图2 广东省2006-2019年活产数变化
图3 广东省各地市2018-2019年活产数变化
房价、养育成本等降低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过孩子的孕妇愿不愿生？夏慧敏指出，以广州市为例，生育政策调整前，经产妇占比为40%左右，政策调整后，经产妇占比逐年提升，2016年开始超过50%，2017年达到60%的峰值，此后缓慢下降，2020年降至55%，接近2016年水平。该组数据提示，生育政策的放开仅增加了约15%的经产妇占比，仍有部分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二孩。
以前，在计划生育期间，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胎。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分析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夏慧敏指出，活产数下降及生育政策调整后经产妇占比无明显提升显示，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建议：养育3岁以下幼儿家庭也纳入个税抵扣行列
“尽早意识到生育危机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能够为政策的实施预留较大的可调节空间，也更容易产生提高生育率，延缓人口老龄化的效果。” 夏慧敏说道。
针对如何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夏慧敏给出了一系列建议。
“我们要解决育龄夫妇抚育下一代的后顾之忧。”夏慧敏建议不断完善涵盖结婚、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社保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例如，通过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让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轻人能够多渠道满足住房需求；通过加大对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投入，增加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完善配套服务，解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入托难，获得优质学位难等问题。
从政府层面而言，还应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在诸多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中，现金补贴是最为直接，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现金补贴的种类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家庭补贴等，减轻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同时，提供有利于二孩家庭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家长的个人所得税来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目前只允许3——18岁的子女教育抵扣个税，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减轻年轻夫妻负担，建议将养育0-3岁幼儿家庭也纳入个税抵扣之列。 ”
“出台鼓励生育的产假政策也会对提高生育率有积极影响。” 夏慧敏表示，产假制度应更加灵活，在保证母亲和父亲有各自专属假期外，其余假期可以由父母共同享有且自主安排，产假长短取决于夫妇累积为目前雇主工作的时间，灵活的产假制度有助于缓解工作和生育之间的冲突。
此外，还应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和职业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来激励企业雇佣女性，促进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在女性妊娠期间要适当地延长产假，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女性的地位。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章程
头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苏俊杰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吴一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