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始于17世纪初？
作者 | 王元崇
摘编｜徐悦东
《中美相遇》，王元崇著，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清代皇帝的多种角色
是近世中国变化的历史明证
在中国，学界曾长期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西方的许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则喜欢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1800年这个在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但就其逻辑而言和中国的分期法并无二致，都是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
这种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方式，也同样被运用到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的历史之上，大体而言，其标准都是欧洲势力的到来，具体表现是双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我们抛却这种从中西“文明”的对立以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的角度，并着眼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轨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近世中国会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我们要讲，稍大一些的“近世史”也应该讲。
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世史，开始于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比鸦片战争的发生提早大约两个半世纪。为什么要放在17世纪初呢？从中国本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迅速崛起，在17世纪第二个十年建立了金国（后金），17世纪30年代发展为大清国，1644年入关统治中原，随后开疆拓土，逐步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台湾等若干广袤的地域清晰地纳入到中国版图之中。
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8世纪90年代，清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渐趋融合的大一统的、连接欧亚的庞大的国家，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另外，17世纪初也是中国同西方开始日渐频繁的交往的时期，主要是欧人的东来。
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例如郑鹤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阐述得相当清晰了，而郑鹤声也恰是主张近世史始于明末清初的代表学者，但就“近世”这一中文术语而言，民国初年已经有学者将1644年到1911年的清代视为“近世”时期了。现在很多中外学者都将明末清初视为中国近世史或近代史的开端，例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美国学者史景迁等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的最重要的尺度。
北京国子监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是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历史明证。笔者2019年12月12日摄。
在中国，凡是学过一套中国朝代历史更迭的人，通常都会把清代排在这条更迭线索之末，清代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差别，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清代治下的中国同明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今天的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的种种十分剧烈的再造中国国家和知识构建的运动之后，经常忽略这种不同，甚至意识不到，导致很多理解和论述动辄出错而不自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活在当下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要很好地理解已成既往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中国历史，其实并不比别的国家的人来得容易。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差别与挑战。比如， 我们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和明代的一样，都是君临天下之主，不过其是满人而已。刻下流行的有关清宫的影视剧中描述的皇帝，便是这种单一的天子角色。
实际上，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天子身份，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很多不同地方的民众在自身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理解清帝具体角色的时候是存在差异的。
例如，清代的乾隆皇帝这位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大红大紫的主角，当时起码身兼四种混一的角色：对于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乾隆皇帝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对于满人这个清代统治集团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中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对于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而言，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例如，北京著名的藏传寺庙雍和宫内的清帝画像，便是以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的；而有清一代，历代达赖喇嘛一直称呼清帝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师利上汗”，汉译过来就是“文殊师利大皇帝”，所谓“文殊师利”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而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即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就被视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这就是为何有清一代五台山香火特别旺盛的一大原因。清代皇家信仰西藏黄教的人很多，这也是为何清代从盛京（即沈阳）到北京和热河等地，修建了一大批藏传佛教寺庙的缘故。
可见清代皇帝这个角色也并不好当，仅就文化学习而言就是一项苦差事：不仅要勤勉学习满、汉、蒙、藏、回等诸多文字，还要处理有关政治和宗教的很多事务。大约也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缘故，清代入关以来，不算末代皇帝溥仪，自第一代的顺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可以说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旷古空前的。
当然，清朝皇帝的这几种角色并不冲突，是完全合一的，普天之下都认可清帝的皇帝地位，这种多种角色的混一只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具体呈现之一，也是近世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明证之一，并不是要反过来抹杀多元文化中的哪一种或哪一类。类似的现象在文化多元的中国素来是不缺乏的，例如热爱道教的宋徽宗就曾自许“道君皇帝”，要做道教教主；而喜欢舞枪弄棒的明武宗曾自封“威武大将军”，做统领天下兵马的总兵官，等等，但这都并不妨碍其君临天下的皇帝身份，因此若以偏概全的话，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放在清代自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正门丽正门的石匾额。笔者2015年摄。从右至左分别是满文、藏文、汉文、维吾尔文、蒙文，实则并无等级秩序，只在表明多元中国的大一统。这种多民族融合的表现在清代以来的中国特别多，乃至于今天中国的人民币纸币上仍有五种法定的语言文字，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美国发行的纸币上除了面额 1 美元的纸币背面有三句拉丁文之外，都只使用英文一种语言。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我们现在不应当只从天子或皇权这个角度来观察清朝皇帝以及整个清代社会，而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多元性上加以理解，从中窥见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我们也会明白现在很多边疆地区的复杂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也会了解我们所继承了的近世中国曾经是如何运作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安定，对今日中国而言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近世中国的多元化，使学者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考察，但很多考察的结果并非不刊之论。20世纪末期，美国的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利用满文来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他们很注重强调清朝作为满人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就是注重满文资料和满人自身的风尚传统，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都是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无所谓“新”可言。
然而，“新清史”的出现，令中国很多人神经紧张，觉得这种强调满洲因素的路数会抹杀中国历史等等。其实大可不必恐慌，著名的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1841）早就说过：“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氏此言，对“新清史”而言，足为釜底抽薪。满语至今仍是一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其母语锡伯语几乎和满语一样，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即1764年前后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
1949年以来，中国很多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辛勤翻译为汉语的，他们中有六位还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特意从锡伯自治县调到北京的。清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面貌，而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任何片面的观察都可能导致偏颇。例如现在中国颇有一些人要通过发起所谓“汉服”运动，追求复古，四处鼓动宣传，其实是一种短视的体现，完全不懂得至少自17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不晓得这样的运动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多元融合的社会文化并无多少裨益。
清代的“广州一口通商”是一个误解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闭关锁国”的，推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指中国对“西洋”诸国在广州通商， 而不是对所有外国都在这一个地方通商。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即做生意）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要到广州，经过中方的“十三行”等官商来同中国人贸易；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进贡路线进京贸易，如此等等。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按照规定只能前往广州贸易，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大清国就广州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
其实，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相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相联系，商贸往来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
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廷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晚清中国而言，一般流行的说法和印象，也认为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但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如果以清代历史来划分的话，中西交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清初至乾隆时期为一段，自鸦片战争后为第二段。前一段属于宋元明以降的持续而缓慢的进程，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这一阶段尤其以晚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Jesuits）同中国朝廷的交流为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1643-1715 年在位）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耶稣会士甚至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但到了雍正朝1724年明令禁教以后，这一交流逐渐停止了下来。
这一阶段中西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交往或冲突是极少的，最为剧烈的大约当属中俄在雅克萨地区的冲突和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其次就是乾隆末期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了。至于欧洲的传教士，中国朝廷以发挥其才智为主要取向，没有什么鲜血涂地的教案发生。鸦片战争以降的第二阶段，是欧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推动下强势东来的时期，与中国屡屡发生战争冲突，表现甚属剧烈，昔日对中西沟通举足轻重的传教士转而在新开启的中西国家间外交中黯然失色，而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自重，引发了多种中外矛盾，造成很多严重的教案与外交纷争。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从未与泰西各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接触，此即李鸿章所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而中国在这种挑战之下也开始了近代化之路。
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宪历（乾隆时期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而改为“时宪书”）首页，标明“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所谓“新法”即“西洋新法”，是指明朝从崇祯二年（1629年） 到七年（1634年）由徐光启（1562-1633）为首的北京历局， 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的协助下编成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法和球面几何计算方法。明朝在用这套新法印行历书前就灭亡了。清军入关后第一次用这套西洋历法来编印历书，即时宪历（书）。
“大分流”是一种和历史真实相悖的说法
21 世纪初，美国经济史学者彭慕兰博士（Kenneth Pomeranz）曾经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一种学说，认为 1800 年前后中国（主要是江南地区）和欧洲（主要是西欧）开始向两种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中国学者附和赞成这种说法的也有不少。
实际上，这种观察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比较经济模式之上的一种分析，有其非常敏锐的一面，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例如，倘若我们以科技史层面来观察的话，所谓“大分流”是一种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说法，因为中国在1800年之前早就融合了中亚和西欧的技高一筹的理论和方法，到了1800年以后甚至进一步更新了推步算法，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大合流。
假如要从这种合流之中硬性分出上下优劣，可能也是很不合适的。1800年这个以欧美世界殖民扩张史为基准而划定的年限，对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合进世界秩序的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而这也是笔者提倡1600年以来的近世史的原因。
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只是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中国的这一融合进程，而非这一长久进程的开始，也不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因此，今天的我们愈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愈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的剧烈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的解释，愈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愈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愈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图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因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的种种屈辱，绝大多数都和在与西洋诸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战败有关，而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又系欧风美雨东渐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思考近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中西二元体系之内，忘记了其余的很多因素，将“外国”缩小至欧美诸国，主要是英法德美等几个国家，进而强调晚清开启的以富国强兵和机械制造为核心的非常直观的“近代化”的历史呈现，忽略了此前已经开始的、更远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并把这种片段性的观察结果加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上，强化了 19 世纪中国从“前近代”到“近代”的剧烈转变，并盖棺定论。
当我们大谈“西化”的时候，脑袋中的参照物便是欧美诸国，背后的逻辑便是中西二元对立。更深一层的话，便是中国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对比欧美诸国的开放先进。这已经是一种非常片面化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常常在不经意间表露无遗，却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上仍旧生活在这一剧烈转变的余波之中， 很多知识分子无法跳出这种剧变的窠臼，这其实是难免的，其情景正如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南宋士人们对天下剧变的那种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强烈反应之下的话语建设，则将影响后来更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不要做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
研究晚清中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在讨论“同治中兴”时曾指出：“认为中国完全不接受新事物是根本不对的，但是认为那些新事物会在一张白板上发展起来也照样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上面强调了清代中国的开放，但就思想与文化方面而言，中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具有非常成熟完善的体系，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十分深刻。
雍正朝禁教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中国对西洋诸国的了解也逐渐减少。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虽然通过服务于清廷的耶稣会士对西洋的国家和知识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并没有成为自上而下推而广之的大众知识。
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对四书五经如数家珍，但对环球地理知识以及西洋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或者接近于零， 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这种情况在乾隆中后期清代走向入关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局面之后，变得更为突出。
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参与中英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1787—1858）和广东布政使黄恩彤（1801—1883），以及嗣后著书论说的魏源（1794— 1857），都是脑袋比较灵活的读书人，而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最终客死他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就属于坚信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的天子门生。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不幸，恰在于喜欢谈义理的人较多，而愿意参与且能够有效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之人较少，耆英最后还是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方面谈判不力被咸丰帝赐死的。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本。
即便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着眼，中国与西方世界这种大的沟通与交流仍显示出一种长久而缓慢发展的趋势，今天的中国或许是处在这个变迁过程中的比较靠后的部分，但还远未结束。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反映。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作者｜王元崇
摘编｜徐悦东
编辑｜李永博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