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济院，是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具有官办性质。从南宋初年兴起阶段至清代后期，养济院的存在有数百年的历史。
新津清代以前有关养济院的情况，因历史文献阙如，已无法可考。而史料记载新津的养济院设立情况，其时间则是在道光六年（1824年）。
清道光四年（1824年），福建人陈霁学到新津出任知县。第二年，他接到上司的命令，要求在新津设立养济院。陈霁学不敢怠慢，“当即订簿分交三乡（长乐乡、兴义乡、太平乡）绅士、粮户募捐”，积极筹办这件事情。
在此之前，曾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十七年（1812年）代理新津县知县的王梦庚，鉴于“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的历史现状，倡议在“邑人充公田”的基础上再捐资置田，以其租息收入创建西河义渡，但不久他即离任，此事未果。后任知县王衡又前后经理五年，始终不懈，陆续置办田产，田地达三百余亩，但收入尚不足以开设义渡。陈霁学到任后，听说此事，便节省开支，继续置田。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此项田地已达四百七十八亩二分。是年五月，义渡告成，经费足用。通过核算，除每年另给通津书院生童的津贴费用之外，租息收入尚有余资。
于是，陈霁学决定从义渡经费中，每月酌情提取铜钱六千文，以解决孤贫养济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样处理，每月提取金额不大，对义渡营运不会造成影响，又及时解决了孤贫养济人口的活命之需。这在陈霁学看来，也算得上是一种“以公办公”的处理方法。
不过，陈霁学觉得这只是解决了养济人口“果腹有资”的问题，但“栖身无地”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听任贫民风居露处，又何谈养济？于是，他带头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再次动员全县士民慷慨解囊，修建房屋，收留三乡符合养济条件的穷民，使他们“不致委身沟壑”。事后，陈霁学在《捐设养济院序》中感叹说：“其所以生全之者，皆仁人恻隐之心成之也！”
▲ 陈霁学《捐设养济院序》
继陈霁学之后，宋灏也是一个积极倡办慈善事业的新津知县。在道光九年（1839年）至十九年（1849年）间，宋灏令县内绅士沈卓元、雷光荣等筹募捐款，先后在县城、太平、花桥建立栖留所。栖留所又称“叫化营”，为乞丐栖身之所。县城栖留所在外东街黄桷树侧（原新津汽车站停车场），太平栖所在太平场下场口奎星阁外，花桥栖留所在花桥上场左侧。每处栖留所都有瓦房三间，可容纳一、二十人。乞丐以要钱讨饭为生，在未建栖留所前，居无定所，晚上只能在冷坛破庙、街檐桥洞安身。有了栖留所后，乞丐们也算是有个固定的遮风挡雨之处了。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新津，一些以乡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益活跃。
“县城慈善公所”（亦称慈善公社），就是清末至民国十年（1922年），活跃在新津县城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
这里要提到一个新津人蔡抟九。蔡抟九，字大鹏，精于堪舆之术，并因之致富。蔡抟九乐善好施，热心慈善事业，建立在外东街衡阳庙（今新津中学教师宿舍处）的县城慈善公所，就是在他的热心奔走、多方协调下，受到当时新津知县和外东关帝庙庙祝及彭宾州、何德懋、刘天顺等众多慈善人士的支持，很快筹集到善款，因而才顺利成立的。后来，随着“慈善公社”救济业务的开展，关帝庙显得狭窄，关帝庙庙祝在其右侧新建了衡阳庙。衡阳庙前修一照壁，上书“慈善公社”四字，庙左边供奉衡阳帝君，殿后有客堂和几间寝室，是蔡抟九接待县内外慈善人士的地方；右边是慈善公社办义学的地方。
▲慈善公所照壁
慈善公社的章程有以下主要条款
慈善公社的章程有以下主要条款：
一、“新津县城慈善公所”设在关帝庙。
二、限于对新津县城善良贫苦的民众进行救济。
三、热天在庙前施茶水，冬天在庙前施稀饭，施给推鸡公车、抬轿子的贫苦人。
四、腊月间施钱票、米票（按该户人数发给，每人取米五升，即20斤）。
五、庙内聘请高明医生治病，不收诊费和药费。
六、贫苦人家死人无钱买棺，施给薄棺（俗称火匣子）。
七、年长无钱娶妻者，酌情资助，使得完成娶妻。
八、无钱嫁女者，亦酌情资助，使得完成嫁女。
九、兴办义学，让贫苦子女免费读书。
十、以上条例，如有不法之徒、故意捣乱者，送请县衙从严惩罚。
在这些章程条款中，兴办义学的思路极有见地。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当慈善公社义务开办私塾时，专门聘请了潘介眉、吴乔清、艾伯渊、张硕甫（国术师）四位名师，只接收“家庭清贫”“品德端正”“优秀聪明”的学生。私塾分大班和小班，大班书本是四书五经，小班书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慈善公社义学的学生中，有人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如徐朴，字棫芃，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新津县城西街人，家境贫寒，后靠“慈善公社”资助，得以继续深造，后毕业于成都府中学堂（石室中学），又以公费进入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回四川，曾任成都联中（石室中学）校长，平生清操自守，很有作为。更为重要的是，慈善济世的精神，在他身上得以传承，他对清贫好学并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给予慷慨资助。他曾对人说：“过去别人资助我，今天我亦当以此报人。”
“县城慈善公所”（亦称慈善公社）之后，新津较为活跃的慈善团体是“县城广善公所”和“永兴善会”。两者的主办人皆为孙星五。孙星五，排行名绍炜，号道超，光绪四年（1878年）生。清末民初，他是槐轩学派在新津的主要传人。在弘扬槐轩学派教义的同时，他继承祖辈乐善好施的家风，热心慈善事业。
“县城广善公所”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设于县城西仓街经藏寺，向贫苦者施药。三年后，孙星五回家乡永兴场，该公所即停止活动。
孙星五回永兴场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主办了“永兴善会”，其经费来源于募捐。募捐分定时和不定时两种，如每月定时捐一个钱，到期如数送交，称为“一钱恒善捐”。善会挂有六个牌子，分别写着“施棺”“施药”“恤嫠”（救济贫苦寡妇）和“恤贫”“惜字”“放生”，救急、济贫、好生是善会的宗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孙星五去世，永兴善会由张川和（永兴场正街人）主持，由于其声誉不及孙星五，再加上物价不断上涨，社会秩序越来越乱，所以善会的经济来源入不敷出，救济项目和数量越来越少。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半年，永兴善会解体。
另外，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新津的其它乡镇，也存在过一些慈善团体和救济活动，分别是：
花桥善济会
设于花桥场川主宫，由当地士绅组织，置田6亩余，用田租收入施棺，后由槐轩门人接办，改名同善会，会址迁往儒林祠；
花园种福善局
由槐轩门人在花园场上设立，是个施药、施棺、施米的慈善团体，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经费来源于募捐；
张场慈善会
地址设于张场燮元堂药铺内，平时施药、施棺木，年节时施米，冬天施棉衣和火笼；
邓公场乐善堂
民国初年设立，有土地房屋，由一居士管理；
太平崇善堂
设在太平场复阳观，平时施药，间或施棺，年节时施米。
民国时期，除上述慈善团体之外，也有一些殷实士绅、富商巨贾，对贫苦群众施放大米、药物和棺木。新津城关刘天顺家，在其居留新津期间（民国初年迁去成都，抗日战争中又疏散回新津），每年发放大米数石。商人戴茂廷、陈学之、何耀光、胡式壁、唐鹏程、卫礼臣，医生高玉成，士绅田耀辉、林玉笙等也曾施茶、药、钱、粮。金华乡名医王福初在金华、普兴两乡，对贫苦病人义诊、施药；士绅胡玉辉年终发放大米；富室王帅氏在普兴施棺木、施年米。普兴乡士绅李建民也在场上施过棺木。花园乡士绅侯治安在罗家场施过年米。太平乡和文井乡个别士绅商人，年终筹集一些大米，以救济本乡的贫困户。
清末民初，邓双乡民众自筹自办了“乐善堂”，有土地和房屋，由一名居士管理慈善事务。“乐善堂”的宗旨是乐善好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年终对贫苦者施衣（包括少量棉絮）、施米，平时偶尔写条子指定药铺为贫苦人减费或免费治病。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前夕，“乐善堂”居士死去，“乐善堂”的土地和财产全部被乡长王雨如吞没，仅剩空房一间。此后，由肖青山、罗志中二人负责“乐善堂”事务，因已无财产，仅在年关之前临时向士绅募集粮款，然后施给穷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肖、罗二人筹集捐款没有及时到位，到年关前无物可施。等待救济的穷人饥寒交迫，告贷无门。适逢邓公场码头上停泊了一艘装载军粮的大船，数百名穷人蜂拥上船，打走押粮兵，抢光了船上大米。
事后，新津县政府严令乡长王雨如清查匪人，限期赔偿军粮。王雨如趁机大捞一把，一面向县政府打保票、塞包袱，一面向士绅摊派；保甲人员也紧逼花户（旧时对户口的称呼，此代指百姓）索取钱财。为此，饱了官家，苦了花户，有的人还白白赔送了性命。这件事情搞得民怨沸腾，于是有人编了一首民谣：“乡长吃得嘴流油，保长桌下啃骨头，甲长好似追山狗，整得花户都发愁。”王雨如听了，恼羞成怒，索性将“乐善堂”仅剩的一间空房也一齐霸占，宣布“乐善堂”停办。
慈善救济本是一种扶危帮困的好事，古话讲得好：“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慈善团体一旦为乡胥恶棍所把持，性质就完全变了，他们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当时的新津，社会本已十分黑暗，而王雨如辈的恶行，则更是让苦难中的新津贫苦百姓雪上加霜。所幸，随着不久之后新津的解放，这种现象一去不返了。
慈善事业是有益于社会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扶危济困、扶弱助贫的传统美德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除了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赈济受灾群众等传统救济内容外，新津民政部门还依照国家规定，让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残疾或未成年人享受“五保”供养（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让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并为低保户改建住房；在低保户、农村五保户、特困户、重点优抚对象遇到重大疾病时，对其进行农村医疗救助；创新开展扶贫工作，由发放钱物为主过渡到帮扶贫困户发展经济为主；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福利企业”招收贫困户、残疾人、优抚对象务工；开展“阳光圆梦工程”和“慈善一日捐”等助学活动，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这一切，在新津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来源：方志新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