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的点赞,李鸿章能逆袭吗?

电视剧《走向共和》

从失意青年到中流砥柱,这听上去像一出逆袭人生的故事,职场奋斗的故事。

和老师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也有过失意、落魄,终成清廷中流砥柱,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力挽狂澜于既倒——或者说,减缓清廷的危机,延迟山雨欲来。

回看李鸿章的人生事迹,与老师曾国藩的“点赞”(提点、赞赏、成全),密不可分。曾国藩力提李鸿章,是为一己权力之欲、保全自己的声誉吗?不是,是爱才惜才。也可以问,但凡曾国藩嫉妒李鸿章,怀着“阻我害我”之心,李鸿章能出头吗?

上述感受,在阅读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一书后,更是加深疑问。同时,也在冈本隆司言简意赅的解惑之下,多次感慨长叹。

清廷山雨欲来的故事,由李鸿章当时欣赏的青年才俊袁世凯接续。也即《李鸿章·袁世凯》此书下册。不在今天文章中再说,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浏览延伸阅读。

曾国藩助力李鸿章|从失意青年到中流砥柱

本文摘自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

01

寄居

清朝在合肥一带的优势,却只是昙花一现。洪秀全、杨秀清的内讧之后,重整态势的太平天国在青年将军陈玉成的指挥下,从1857年开始又加强了对淮南的攻势。攻陷各地后,终于将目标对准了合肥。

1858年8月23日,合肥失守,李鸿章的老家也被烧毁,之后将近四年之久,合肥都处于太平军的占领之下。

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左侧为清军,右侧为太平军(摘自呤唎《太平天国》)

原本就碌碌无为,再加上这次的惨败,李鸿章不得不打消了继续留在合肥的念头。这一年冬天,李鸿章携老母离开了转战五年之久的安徽,去投靠在北京时的老师——曾国藩。故乡合肥在他的身后逐渐远去,他踏上了通往驻扎在江西的湘军的军营之路。

这一年,李鸿章36岁。父亲病故,作战失败,还要背井离乡,就算他再怎么自负,想必心中也是相当苦涩的吧。去投奔曾经的老师曾国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时,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任职,他通过了乡试后成为举人,当上了湖南省的县太爷,全力抵挡太平天国的进攻,1853年被编入曾国藩的属下。老四李蕴章则跟随着长兄。

李鸿章来后的第二年,弟弟鹤章、昭庆也来到江西,再加上李鸿章带来的老母,李家全家都寄居在曾国藩的门下。

曾国藩故居外景,湖南娄底

1852年,李鸿章在北京送走曾国藩后,师徒二人就一直两地分隔,没有见过面。即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忘记李鸿章。1853年,他向就任安徽巡抚的好友江忠源举荐李鸿章,称这个徒弟“才可大用,望讨伐时把他带在身边”。他还对李鸿章本人多加鼓励,告诉他江忠源就任后一定会需要人才。而这种种却因为江忠源的白白死去未能实现。李鸿章自己也对江忠源颇为期待,想必一定很失望吧。

0202

严师

然而,如此上心的曾国藩,面对远离故土来到江西的李鸿章时,态度却出奇的冷淡。李鸿章亲笔给老师写了信,同时还委托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陈鼐从中介绍。可是等了一个多月仍石沉大海,陈鼐想尽办法后,过了新年李鸿章才终于得以谒见曾国藩。

这段插曲颇为有名,后来进入李鸿章门下、被誉为思想家和外交官的著名人物薛福成,将此事用陈鼐和曾国藩的对话来描述:

“少荃(李鸿章)想在您身边伺候钻研,让我看在旧友之情上介绍。”

“少荃不是当过翰林吗?那一定是胸怀大志,才高气盛吧!我这边活跃之地甚少,这种大人物肯定受不住。我是接不了的。还是回到北京,为朝廷效力为佳。”

“少荃经过多年劳苦,已经圆滑不少。好歹也请试试看。”

曾国藩的这番话,原本就不是出自他的真意吧!他为了改掉李鸿章的傲慢,而故意冷淡他。

曾国藩(左);李鸿章(右),1871年

曾国藩还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李鸿章在性格上的缺陷,而是为了李鸿章能在他的属下更加顺当地抬高地位。之后,薛福成又对李鸿章投靠曾国藩门下之后的日常生活,做了以下描述:

曾国藩习惯一大早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但是,安徽人的李鸿章却接受不了湖南的习惯。一天,他以头疼为由,没去参加早餐会。曾国藩派人去叫,他却不听。曾国藩便不停派人去催,告诉他幕僚不来齐的话不吃早饭,李鸿章也必须起床。李鸿章终于赶过来后,大家开始吃饭。曾国藩一直沉默不语,气氛很尴尬。

吃过饭后,曾国藩缓慢而严肃地说道:“少荃,倘若想在这里做幕僚,就不允许弄虚作假。待人唯有一个‘诚’字。我想说的就这些。”李鸿章吓得直哆嗦。

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基本上都由湖南人构成。而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想进入核心层非常困难,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却非常看好他。要让周围的人都接受李鸿章,首先需要他和四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为了将来能大有作为,强调当下要自重。

之后,曾国藩完全以老师的态度对待李鸿章。李鸿章自己也感喟道:“在门下之人当中,我最早、最深,也是最亲密地享有知遇之恩。”因此十分顺从。

03

提携

就这样,李鸿章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只要融入了湘军集团,曾国藩也就不需要太担心了。很快,李鸿章就不断得到提拔。他成为幕友后,一开始是书记,随后又负责起草奏章,曾国藩如此评价过他:

擅长文书,乃天赋之才,出类拔萃。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这番话也出自薛福成之笔,无从考证它的真实性,倒不如看作事后预言性的记述比较妥当吧。但是,确实存在老师对弟子的期待之情,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之后的两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下工作,也执行了一些军务。师徒二人都不再是北京时代的精英官僚,他们各自在故乡组织乡勇和团练,与太平天国交战,尝尽了打败仗的苦头,也经历了现实中的各种辛苦。因此,即使他们的关系再亲密,也不会由此而产生疏漏,或是影响声誉。周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从曾国藩的评价来看,他还是认定学生会大有作为。

薛福成(左)、胡林翼(右)

不过话又说回来,少言寡语、严谨刚正、厌恶道德伪善的曾国藩,和锋芒毕露、意气风发、刚愎自用的李鸿章,还是存在着矛盾的。实际上,两人的意见发生剧烈冲突时,李鸿章甚至辞去幕僚暂时出走过。老家和人际关系都不相同,能把他继续留在湘军吗?曾国藩不得不再三思量。

对担任军务的李鸿章,曾国藩评价他是幕下唯一的“统领之才”。他在写给友人、在湖北省与太平军交战的勇将胡林翼的信函中也曾提到,其大意如下:

以往多出名将,皆为偶遇,而不可求也。近年,虽有胜任部队长之人才,或可栽培,然统领一军者乃天赋之才也,而非学以所致。

尔熟知之李筱泉(李瀚章)之弟,即李少荃其男,乃丁未进士、翰林院编修也。其才气大可统率一军,命其于淮南募集义勇军一案如何?然其之前于安徽多有随波逐流之举,故不可轻为之,眼下正观其人。

这里,曾国藩已经提到了将来组建淮军的设想,还有李鸿章的“才气”及其在幕下的特殊地位。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想尽快让李鸿章从湘军独立的意思,“统领一军”的评价,也和这一想法不无关联。胡林翼也认为李鸿章“才高志远”,对曾的评价表示赞同。

曾国藩对这名心爱的学生抱有莫大的期待,在耐心地教授和鼓励的同时,寻找着可以让他出人头地的机会。实际上,只要有好的职位,曾国藩就会不遗余力地举荐他。

即便如此,李鸿章并未由此时来运转。1859年,他被任命为福建省北部的道员这一地方官,却未能赴任。同时,他又被举荐到江北担任官职,特别是两淮盐运使这一职位,也未能实现。他本人也曾说“自觉命运不济,再不言官禄”,而不得不起了退出仕途的念头。雌伏尚在继续。

04

救困

1870年的天津教案发展为重大的外交事件。管辖天津的地方长官是直隶总督。总督府位于内陆的保定,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由于就在首都皇帝的眼皮底下,在为数不多的督抚当中,直隶总督是级别最高的。

天津教案中被烧毁的望海楼教堂,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摘自亚历山大·米契《维多利亚时代在中国的英国人》)

当时任此官职的便是曾国藩。迎来六十大寿的曾国藩本想告病休假,无奈碰到这种情况,只好带病领命。

这项任务对曾国藩而言,是极其苛刻的。不仅是他带病在身的缘故,他的处境原本就很艰难。一言概之,即受到内外夹击,进退维艰。

从天津当地至清朝政府,都对袭击外国人的犯人们深感同情。天津教案原本就是社会对基督教及其活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反感,正是儒教精神组织下的中间集团酝酿而成的。

这些中间集团,也是科举考试中诞生官僚的摇篮,特别是置身事外的官僚们,主张在儒教教理基础上的原理性观点——攘夷论,支持教案并将其合法化,认为教案在这一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这一攘夷论经常被称作“清议”。正如其字面所示,即洁净不带污点的正论的意思。与其相反,简直无法说出口的污秽之物,恰恰是高度赞美西方的洋务。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加剧,丝毫不见衰退。

然而在面临交涉的当局看来,一旦与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外国列强决裂,就意味着立刻会引起战争。即使内心对清议存在共鸣,也不能够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当中。但是,倘若过分地妥协让步,站在外国的一边,便会受到清议的指责,威胁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也正是曾国藩的苦恼所在

在这一点上,8月29日的人事任命意义重大。镇压平定了捻军的李鸿章,继续担任湖广总督,掌握大军以备西方的骚乱,此时他正行军至陕西,平定当地的穆斯林之乱。接到命令后,他立即率军赶往天津。这当然意味着抵抗外国方面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内预想到要协助曾国藩顺利处理事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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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此事的处理上,曾国藩遭到了众多诽谤。李鸿章赶到天津后,很快事件就得到解决,于是大家都私下流传,曾国藩未能处理好,是李鸿章出面处理的。当然这是个误会,真正完成任务的是曾国藩。然而,李鸿章与大军的到来助其一臂之力,李鸿章并不是没起到作用。由此以后,格局自然有了定论。

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对外交涉中,背后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发生这些案件的开放口岸,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抑制内部的暴动。当时,只负责管辖开放口岸的贸易和涉外事务的通商大臣,例如崇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管辖当地官员、拥有军队的督抚才能担当这一任务。

由督抚兼任南北洋大臣的制度就此确立,11月12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与此同时,开放口岸的天津成为重要的驻扎地。

0505

继承

这也是从曾国藩时代向李鸿章时代的转折。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颜面尽失,身心备受打击,之后不到一年半就病逝了。与此相反,李鸿章却是声名鹊起。

要说在此之前的中兴名臣、镇压内乱的功勋之人,当仁不让就是曾国藩。他的个人魅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望,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猜疑。李鸿章再怎么被看作是救世主,功绩仅次于曾国藩,却终究只是学生而已。正因为在老师的庇护之下,他才得以发挥才能。曾国藩先是提拔他,随后让出了主力部队,最后连声望也拱手相让。为了让李鸿章自立门户,曾国藩亲手培养出了这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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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授给李鸿章的,是与外国的交涉方法。对手不仅是外国,更棘手的是对国内的顾虑和拥有多少实行能力。李鸿章在天津,近距离地体会到了曾国藩的苦恼,受益匪浅。可以说曾国藩以身传教,将经验悉数传授给了李鸿章。圆滑处事、不凸显内外矛盾,之后李鸿章的思考风格、行动模式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就这样,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与地方、垂帘听政与督抚重权的分工,对应着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一组合而逐渐稳定下来。李鸿章自身也不得不转变为担当相当一部分外交责任的政治家。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同治中兴这一稍带喜庆的时代认识也已经褪色。内乱虽然有所收敛,治安维持却依旧迫在眉睫,对外关系上的困难也不断加大。此时的李鸿章正值48岁,在知天命之前,作为督抚的头号人物,李鸿章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