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2.3%，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
中国成为疫情之下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这无疑是对那些每隔几年就要抛出“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西方人士的再次打脸。
事实上，过去40多年中，中国正是在从未停止过的质疑声中，一次又一次缔造经济奇迹。
然而，中国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最为人知也最广为接受的叙事。
诚然如此！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细节和成长逻辑，仍待有世界叙事的理论解释。
相信，谁能给出这个答案，谁就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二人选。
01
解开两个谜团，读懂中国经济
读懂中国经济的奇迹，第一个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流失，为何经济却持续增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房价、地价上涨，人工成本也越来越“贵”。按理说，中国原有的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产品竞争能力下降，就算成功“入世”，经济增长率也该逐步走低才对。
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下图所示，恰恰正是新世纪前十来年，中国的GDP增幅特别惊人。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财富也迅猛增加。回忆一下，咱们多数家庭，第一次买手机、买汽车、购置房产，出国旅游消费奢侈品，都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对此，该作何解释？
第二个谜团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地方政府兴建开发区，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天量投资，一出手就数万亿元……这些都看似有悖于经典的经济学原理。
所以，类似“中国经济崩溃”、“房价崩盘”的预言，西方每年从不缺席；一些学者也对一些国内经济政策有非常尖锐的批评。
但实际经济表现呢？如上所述。除了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等特殊时期，中国经济都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即便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也基本保持中高水平。这又如何理解呢？
说实话。要拿出完美解释，还真挺难的。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质疑数据造假。一些西方国家就常怀疑咱们在GDP增速里“注水”。但近些年，面对国人在境外强劲甚至有些疯狂的购买力，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富了。
面对中国经济的表现，张五常、斯蒂格勒茨这样的大学者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就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并不夸张，也令人相往。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尝试作答。比如，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教授就在近期著作《枢纽》、《溢出》中，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观点。受其启发，今天我们也不揣浅陋、漫谈一回。
02
抓住“创新经济”带来的“产业转移”
要破解上面两个“谜团”，首先要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创新经济”带来“产业转移”大趋势，全球制造业有进一步“洗牌”的内在需求。中国由于自身的努力，形成了特殊的优势，与这一趋势产生了奇妙的“共振”。
先看全球趋势。九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开始的信息化革命，悄然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克林顿任总统期间（1992-2000），美国经济取得了战后罕见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不是因为克林顿有多神，而很大程度上是以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引领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可以说，PC时代改变了世界。
到了21世纪初，乔布斯王者归来。他手中小小的iphone，不仅完败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传统手机巨头，居然还把柯达、诺基亚等巨头，报纸、杂志、电视等领域统统颠覆，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创新经济”，大破大立。太猛了！
这些事情，与中国制造有关系吗？大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创新经济”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创新端不能同时拥有制造端，必须外包。
当年，诺基亚、柯达并非不明白智能手机的厉害，但那么多传统设备、工人、既有投入怎么办？全部扔掉？不可能。当然，估计它也没想到，冲击会如此猛烈...最后仅直接被淘汰出局。
同样，引领创新的核心企业，也不能背这个包袱；否则新的“创新”一来，它们将面临重蹈覆辙。这个难题必须甩给外包方，比如“富士康”。
“可怜”的外包方，这回有点头大。因为，它必须同时具备“可变性”、“专业性”和“效率性”这几个特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
很简单：没有大规模生产，就缺乏专业性、效率性。没有专业，质量如何确保；没有效率，成本如何控制？而一旦大规模生产，固定投入就必然很大，那怎么应对“可变性”要求？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只有一个办法。层层外包，化整为零！一直拆分到每个细微的零件，都有众多的供应链企业来提供。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复杂的“乐高积木”，由大量“小乐高”按工序拼装而成——其中，生产每一块“小乐高”的企业，都是专业而高效的。这时，因为“拆零”后的单个企业规模小，更换设备的损失就可承受了。
上哪儿找数量多如牛毛，又同时具备专业性、效率性的小微企业，来“层层外包”呢？特别要注意的是，数量如此众多的企业，物理距离还不能太远，否则运输成本会很高。
作为一个理想的制造外包方，需同时具备以下多个条件：第一，它的规模、体量必须足够大，拥有数量极多的中小微企业群；第二，它的人员素质要比较高，能满足专业、效率的要求，用工成本还不能太高；
第三，它要能比较低成本地提供“整块工业区”，让如此庞大的企业集群，非常默契地分工协作，完成产品“拼装”；第四，它最好沿海沿江，运输便利、进出口自如...…
世界虽大，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选择，却是少之又少。
03
“大政府+大市场”的中国模式
再看中国的情况，答案就明朗多了。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为承接创新经济带来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一来，看经济规模、企业数量。以中国之大，这不是问题。比如东南沿海一带，刚好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集群。它们虽然比较“草根”、规模不大，但已在市场打拼多年，机制灵活、调头速度快。只要有钱挣，效率极高。
二来，看用工成本。这时中国的薪资水平，虽然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么低，但几十年的教育发展，让劳动者素质也比20年前也有明显提升；成本也不像欧美那样高得吓人，“性价比”是不错的。
三来，再来看特别关键的“整块工业区”。一般来说，已经规划好的“整块工业区”，只有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才会有；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罕见。
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本身是有自然顺序的。工业必须发展成熟，企业实力、效益足够，才能支撑城市化以及工业区的建设；否则，城市化所耗费的巨量投入，无法平衡。这就像一个穷国，罕有发达的高级公路、铁路网一样。
然而，中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财税改革。受此影响，地方政府财力受到明显限制，可它们发展地方经济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怎么办呢？
其中比较重要的办法，就是大量建设开发区，用几乎零地价的“赔钱”模式招商引资，吸引就业、增加GDP；然后，就是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用民间强烈的购房需求，巧妙地平衡基建的资金投入。暂时不够的，先找银行融资......这正是二十几年来，我们到处可见的场景。
全国建开发区，供应量如此巨大，会不会导致巨大浪费？那时候，这方面的质疑声层出不穷。没想到的是，几乎同时，“创新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外包需求，正好需要大量“整块工业区”！
总结一下，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进入了“创新经济”时代，派生出巨量的制造业外包需求。而中国改革开放持续20年后，各种软硬件都恰好可以完美契合外包的需求。
放眼全球，如此巨大规模的经济体，如此低成本、提供完备的制造生产条件，还有哪里有？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陡然提速。
尤其是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作为传统制造、加工基地，工业基础底蕴深厚；加上航运的地理优势，发展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聚集。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发展还不是孤立的，是强力拉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整体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也因此得以快速积累。所以，正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老百姓真正算富裕起来，出现了购车潮、买房潮、出国旅游热、狂购奢侈品、消费升级需求......
回到开头。那些“中国经济崩溃论”的预言，为啥每次被打脸，屡试不爽呢？因为，一来不识经济大势；二来，也可能因为既有的经济理论，无法理解咱们特有的“大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
地方政府开展经济增长竞争，中央政府引导巨量投资基础设施，从高铁到4G、5G网络建设，大幅压低物流、信息成本。从短期看，这些措施可能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商业教条；但中长期来看，却提升了整体竞争力。
中国日益成为“供应链中心”后，因为其超大规模体量，对世界经济格局、地缘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编发时有所删减）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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