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 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文 图
今年是大河报记者陪打工者回家过年的第二十年，也是最为特殊的一年。
因疫情，记者今年不再像往年一样陪同他们返乡，而是选取5名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向，在郑州这座城市打拼、准备就地过年的异乡打工者。
就地过年，亲情不减。
今天大河报推出记者陪打工者就地过年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
人物档案：校长刘春雷，41岁，钮德成、谢金兰等20名东北教练。
职业：滑雪教练
打工地；河南鲁山天龙池滑雪场。
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尚志市。
简历；2020年的12月12日，一群来自东北的滑雪教练入住鲁山天龙池滑雪场，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今年的打工之路也随着疫情而一波三折，从刚开始的满怀喜望、红红火火，到家乡疫情严重传来封城封村的消息，再到滑雪场当地管控越来越严的疫情形势，教练们的心在滑板与雪地间起起伏伏。
雪场唱起“新年好”
2月7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六，周日，鲁山天龙池滑雪场一大早便响起了“咚咚隆咚呛，新年好”的歌声。上午8时，伴随着喜庆歌声，统一着装的20名滑雪教练站在了雪场四楼雪具大厅的门口：“新年好，欢迎光临”，左右两排整齐列队的教练队伍开始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前来滑雪的游客。
总共二十名，这几天教练吃紧：“该过年了，学生们放假，打工民工返乡，滑雪场迎来了高峰期，我给我们总经理打几次电话了，让他再调几十名教练过来，估计不行，我们这二十个教练连着几天都忙得吃不上饭”，31岁的校长刘春雷对前来采访的大河报记者说。
他们这二十名教练是去年12月12日一起从老家东北尚志市过来，简单休整之后，雪场19日开始营业，可好景不长，伴随着全国疫情的不断变化，老家传来了疫情严重的消息：“封城了，封村了……吓得不敢跟家里联系，昼夜担心，再加上雪场当地也开始加强防控，景区被要求暂停营业，我们一群人天天聚在一起唉声叹气，出来本想着挣点钱回家，这倒好，钱没挣到，回不去了”，提起刚来时那段时间的心情，刘春雷一个劲叹气。
好在没过几天，家乡传来好消息，“解封了”，景区也开始开放了，前些日子人不是太多，这几天越临近春节，前来滑雪的游客日渐增多，这20名滑雪教练终于盼来了他们最为期盼的繁忙时节。
十年滑雪教练平常青岛开“滴滴”，冬天最爱到雪场
42岁的钮德成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当滑雪教练已经十年了：“滑雪会上瘾，我一接触上，这一辈子算是爱上这一行了，每到冬天，要是不让我来雪场，我得急疯了，挣钱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每天都能滑雪，我喜欢快滑，风在耳边呼呼响，我感觉自己也象风一样自由”，有着东北人豪爽性格的钮德成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这样说道。
钮德成平时的工作是在青岛开“滴滴”：“我以前刚毕业时在煤矿上班，后来去给老板当专职司机，再后来自己买辆车开“滴滴”，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钱，不喜欢这工作，但这工作时间自由，另外我也要养家糊口啊，一年就盼着早点到冬天，我好来雪场当教练”，
谈及新年愿望，钮德成顺口就说：“最大愿望就是疫情早点过去，在雪场多挣钱，过完年回家时给孩子买个贵一点的礼物”。
午餐有了杀猪菜和饺子
教练们的午餐一直推迟到了下午三时，因为中午正是雪场忙碌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再加上雪场餐厅中午还要为游客准备午餐，所以就把教练们的午餐推迟到了下午三时。
满满一桌子，主食虽是米饭和馒头，但小火锅内煮着的，是东北人的最爱“杀猪菜”，有雪肠和毛肚，还有羊杂：“得劲，这才叫过年，要是再来点排骨和小鸡炖磨菇，那说更好了”，喜欢开玩笑的钮德成笑着说：“知足吧你，不是前些年在河北滑雪场的时候，顿顿吃上一顿的剩菜大杂烩，遇着好老板了，你就好好干吧”，校长刘春雷回应道。
20名教练虽然全部来自东北，但口味、爱好不尽相同，刘春雷每天早晚各开一次全体人员会议，在会上，不仅要讲一些如何与游客相处和沟通，还要讲一些滑雪技巧，天龙池海拨比较高，但随着气温日渐升高，雪场的雪开始融化，这给初学滑雪的游客及教练带来了不少麻烦：“一定要保证游客的安全，宁愿我们摔着，也不能让游客出任何意外”，刘春雪上会上强调着：“其实我们教练也有和游客交成朋友的，有的还特意请教练吃饭，人心换人心吗”。
东北女教练想做河南媳妇
没有午休，吃完饭的女教练谢金兰抱起一名游客的孩子亲了又亲，征得妈妈的同意，她抱起孩子在雪场滑了一圈，孩子高兴得一个劲笑，妈妈一直劲夸着谢金兰：“太感谢了，孩子急着滑，可是太小了，她自己不敢滑，我的技艺又不行，教练圆了孩子的滑雪梦：“谢谢，谢谢”。
孩子妈妈并不知道，谢金兰是含着泪抱着孩子滑雪的，她想起了远在东北的7岁女儿：“我多想抱着自己的女儿在雪地上尽情地滑呀”，谢金兰的眼里泪花花的。
家住尚志市黑龙宫镇兴胜村的谢金兰是姐妹三个中的老三，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她开始四处打工，卖过服装，做过美容。
2014年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但没过多久，便与丈夫离了婚，离婚后的谢金兰让父母帮着带孩子，自己平时在工厂打工，冬天便出来做滑雪教练：“河北、湖北，都去过，哪里有雪场就去哪里，我们每年报名参加不同的滑雪教练学校，然后由校长带着到全国各地去，一般都是过年正月十五回东北老家”谢金兰说。
谈及结婚一年后离婚至今仍未再婚的原因，谢金兰不好意思地说：“没遇到合适的吧，你做记者的认识的人多，给我介绍个呗，最好是你们河南老乡，通过我今在雪场做教练这一个多月接触的游客中，我感觉到河南男人特别暖心，一般一家三口来滑雪问请不请教练时，一般都是男人请示女人，女人同意了才肯请教练，上午我正在教一个女孩子滑雪时被旁边一个不会滑雪的游客一下撞出去多远，在旁边的男孩看见后赶紧跑过来抱起女孩心疼得直掉眼泪，躺在男孩怀中的女孩也激动得泪眼朦胧，这一幕看得我心里也暖暖的，所以就想着将来要是能做个河南媳妇该多好啊”，谢金兰红着脸对记者说。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20多东北教练才鲁续回到宿舍准备休息，天龙池滑雪场董事长石信昌专程赶过来探望他们，发现楼道内还有几名教练在噌网与家人视频，急忙安排人抓紧给教练房间里安装路由器：“一定要保证这些异乡的教练在我们中原吃好、玩好、工作好，更主要的是心情愉悦过大年”，拿着华子（中华烟）的石信昌挨个给教练们让着：“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牛年牛气冲天“。
记者手记者：收拾行囊，踏上归途。这是进城淘金的农民工年复一年的城——乡之旅，如今，伴随着“春运”高峰再次如期上演。
这次旅行注定不会和以往有所不同，乡村，是孕育他们梦想的地方，城市，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场所，数以亿计的农民象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二十年不辍。
二十年间，河南一家区域性都市报《大河报》的记者每逢春运都在重复这项看似简单的任务，陪民工回家过年，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陪同的农民工也从最初的破烂王延伸到钢筋工和洗头妹。他们中，有家住太湖边、在郑州打工33年的老木匠，有返乡前还在为讨薪奔波的云贵高原侗族汉子，有高中毕业后放弃求学的山西年轻打桩工，也有带着孩子在豫渝两地奔波、供弟弟妹妹上学的火锅店女工，还有广州大学城周边的十名大学生，春节期间在大河记者及中山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指导下陪他们的同龄人一起回家过年……他们的人生平凡而斑斓，是这个时代农村务工者的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多年研究农民工问题，《大河报》记者特意约请他每年在百忙中为每篇报道后面作画龙点睛式的点评，剖析每个故事的肌理及背后所蕴藏的种种碰撞。
从当初的一路记者到多路记者，再到携同广州大学城的十名大学生一起参与，再到今年疫情期间的陪打工者就地过年，我们试图在体验式报道的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并希望推陈出新。
今年也是《大河报》陪民工回家过年最为特殊的一年，我们将一改往日奔波全国各地陪民工回家的惯例，今年陪家在全国各地，却把打工地河南当做家的外地人，陪他们一起在中原过大年。
记者选取5名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向，在中原打拼的不同职业的打工者。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疫区留在工作地少林塔沟武校与1328名疫区孩子一起过年的苏建交，有来自福建、广州在郑州港区工厂打工的新婚小夫妻，有来自安徽在具茨山一农家乐打工的打工妹，有来自东北在鲁山天龙池滑雪场度过特殊一年的20名东北教练，这个年起起伏伏，充满传奇，这个年坎坎坷坷，充满希望。
旧闻回顾：他们和他们（原载2013年02月22日第A11版：大河报记者陪农民工回家过年）
在陪与被陪的背后
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
□记者朱长振文图
核心提示
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是同龄人，却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今年春节，他们一起回家过年，并在《大河报》上刊发了八个版的“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体验式系列报道。他们和他们，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在陪与被陪的背后又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河报记者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第12个年头，今年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及周边院校学生一起“兵分八路”陪新生代农民工回家过年。今天刊发本报体验式系列报道结束篇。图为张志安（前排右二）带学生们在东莞调研。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项目负责人）
2012年上半年，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记者”，他跟学生们一起上课、打篮球，又给《深度报道》等课程做讲座、介绍或惊险或有趣的采访故事。
有一次，胡舒立院长邀几位驻校记者去家中聚会。聊天时，朱长振谈起连续11年陪农民工回家过年，并发表体验式报道的经历，舒立院长觉得这种报道形式不错，建议或可给学生们搞个“体验报道工作坊”。
“工作坊”安排在两个周末，吸引了几十名广州地区的大学生。除了专题讲座，“工作坊”还专门组织观摩了纪录片《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应邀与学员们进行视频连线，解答他观察和记录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感受和经验。
朱长振给学员们布置了作业，一周内找到一个农民工，摸清对方基本情况、说服其同意春节陪同回家。最后，来自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的10名学员被相中，参加“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报道组，我被舒立院长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朱长振为总指挥。
“工作坊”结束后，这批学员享受了半年的“吃小灶”待遇：边接受培训，边享受朱长振亲手烤的羊肉串；每周六的晚上，在QQ群里讨论项目进展；借助学校资助的野外实习项目，我也带着他们去东莞考察外来务工者管理现状……学生们相继写出人物报道、调查报告，为春节回家的体验式报道苦练“基本功”。
临近春节，真正的考验到来，大家才发现困难这么多：有两位学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遗憾地退出，有父母由于担心安全问题反对孩子陪农民工回家，有“跟踪”半年的农民工突然过年不回家，有反复刷网站或托关系还是买不到同趟火车票……好在，大家一起想办法，最终完成并发表了8篇报道。
新闻教育要改革，高校必须与媒体更多联动，创造更多实训式教学的机会给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和成长。读他们写的报道，我深深地感觉到，学生们的视野正在深入社会，目光正在投向现实，心灵正在靠近生活。
其实，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她看着这群有理想的年轻人在暗夜中匆忙赶路，挤上拥挤的火车，睁大眼睛观察、不停做着笔记，挂着眼泪和汗水反复打磨稿子……一扇扇窗户被打开，通往职业记者的路就在前方。
排57分钟的队上洗手间
◎张瑛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2009级学生
1月16日，得知在深圳打工的董树斌要2月6日坐硬座回河南老家，我顿时慌了。
连续多日，家人一天两个电话催我回去，这是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24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了，还要带着两个行李箱，可能连挤上火车都难。思虑许久，我决定先飞回家一趟，把行李先送回去，2月份再轻装回广州，专程陪董树斌回家过年。
1月21日回家，2月4日返回广州。2月6日，从广州出发回河南渑池，开始了24小时的硬座之旅。火车的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是行李包，过道上挤满了人。挤到座位上的时候，我开始庆幸提前把行李送回家的明智之举。
8号车厢的洗手间锁了，晚上9点，我决定“奋不顾身”奔向9号车厢上洗手间。一路上挤过去，我先后踩了四个人的脚，被十多人踩了脚，还被两个叔叔“托”着脚底传送了一段距离，最终到达目的地。然后，在门口排了57分钟的队才进洗手间。等我折腾回自己的座位，已经快要11点了。接下来的12个小时，我不再喝水。
熟悉的村庄
变得陌生
◎张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2010级学生
1月9日中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我打包好行李，从广州赶去深圳。
我要陪着回家的对象是张瑜，小学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小学毕业后，她去了镇上读初中，我转学到了郑州。
再次相见就是10年之后。参与这次报道工作坊，算是给我们再次“认识”的机会。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
1月10日晚，我们回到村子。坐在电动摩托车上，严重的雾霾天让我们无法看清村子的全貌，临近了才能看到少数尖顶的老砖瓦房，隐约记起这里住的是哪家。
从村子的东南角走到西北角，几乎一家家都是红漆大门，墙面瓷砖上写着“天道酬勤”、“五福临门”等大字。曾经，我们都能隔着木门朝里头喊着婶婶、大爷，找他们家的孩子玩。现在，同龄一代要么都嫁人生子，要么搬到城里了，还有的打工还没回家。坐在街边聊天的年轻媳妇们也都不认识，不知不觉中，熟悉的村庄变得陌生了。
突然，我心里有些难受，眼睛有些热，鼻子有点儿酸。
“村里边的人我很多都不认识了，叫不出来名儿，回来也没啥玩的。”张瑜跟我说。
碧海蓝天下的
一群小精灵
◎陈远林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2011级学生
1月23日中午，我陪同在深圳打工15年的海南人郑卫弟返乡过年，坐大巴、轮船、摩托车，全程体验他的回家路。
到了郑卫弟的家，门口的庭院里有一群小朋友打闹。我一边微笑，一边举起相机拍他们，这群小孩子马上一哄而散。没过几分钟，他们又悄悄出现在门口旁，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
其实，同样感到好奇的还有我。因为打小就在深圳的“水泥森林”里生活、读书，我也很好奇碧海蓝天下他们的生活。他们多是留守儿童，由于大人长年在外，稍年长些的便会照顾年纪小的孩子。这种类似于古语中“长兄为父”的情形在都市的家庭中很少见。
这些留守的孩子身上，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我模仿郑卫弟“贿赂”他女儿的方式，把零食拿出来给他们吃。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他们和我逐渐熟悉和亲近起来：陪我去海边捡贝壳，教我如何抓螃蟹，带我到盐场爬盐山，教我如何品尝槟榔，帮我取出人手上仙人掌的刺……
我会想你们的，这群小精灵。
造原子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
◎李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2009级学生
我父亲就是一位常年漂泊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我们家庭的花销及我的学费均来自他的辛苦劳动，这种与生俱来的经历，让我对“陪农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这个群体怀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情感。
我的报道对象辛卫超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过去半年，他一直积极配合我的采访，他自己的“奋斗路”也越走越宽。从广州大学城不足10平方米的小摊点到如今足有60平方米的小吃店，他和妻子万玲两人每月的净收入已过1.2万元。
在为辛卫超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不由感叹起自己来。一向以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我，在越是临近毕业的时候，越发感到前行的无力。身边已工作的大学朋友，大都只找到3000元左右的工作。而我，选择了读研，不但继续着家里的重头开销，还要肩负好几万元的助学贷款，与初二便辍学的辛卫超相比，内心总会情不自禁地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来。
难道真如网络调侃所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编辑：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