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到新冠疫情,“专业公益”未来何往?

发生汶川地震的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民间公益元年。突如其来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伤亡,社会结构的毁坏,使社会对公益服务的需求凸显出来,让公益组织有了生长的空间。对关注生命和生命福利的整个行业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开始。

12年过去了,在中国传统中,这意味着一个生肖的轮回。如果用拟人的手法来比喻,现代公益这个新生的婴儿,已经从牙牙学语,成长为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行动能力,快速成长,却仍然有着种种不成熟之处,还在一直努力学习改进的少年。

然而就在2020年,又一场巨大的灾害席卷了整个社会,这一次,是传染病。

2008年,对于紧急公共事件,大部分的公益工作还停留在捐款捐物和与之相关的调配活动。如何救灾,如何重建,如何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做专业的工作,这一切还都在摸索之中。

2020年新冠疫情中,公益组织开始运用自己累积的经验,发挥专业的技能,对特定的群体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

▲ 图为融合中国为心智残障者组织的“快乐活动营”活动。 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

以及以“多方协调”为主题的对话。社会力量在疫情中的“参与”,不同于行政机制强制的、统一的集中调配,志愿机制是多元的、灵活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源拥挤和分配低效的情况,同时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中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然而,很多民间组织还是缺乏协调性,比如说物资捐赠中很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所以在某些时候,政府统一调配物资又有其合理性。政府和社会力量各有优势和劣势,双方协调合作,不是把资源汇集到政府,由政府去分配,而是“知会”模式,信息经过统一平台,同时政府还可以组织供需信息的发布,更大限度由公众共享,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疫情防控中,为什么医疗、志愿、行政的协调这么难?|一场和学者、记者的对话)

灾难无论多么严重,总有过去的一天,生活总要回归日常。发展到今天,公益界已经认识到,救灾不是常态,为日常生活中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相关的服务,才是可持续的、常态的工作。

▲ 2015年6月7日,视障考生黄莺在银川参加高考,图为黄莺在考场中用盲文试卷作答,她后来被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BEIJING REVIEW

同样不应该忽略的是,在疫情中,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救助和支援之中,并不断反思,总结。

同2008年的公益人一样,他们刚刚踏入这个领域,很多人一开始只是基于一腔热血和情怀,然而他们在探索:如何去行动,如何去更好地用自己的专业给社会带来改变。周山川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一路有很多团体和我们一起前行,大家慢慢也建起了自己的救助范围。我们组织慢慢锁定在武汉的小医院和湖北地级市医院的物资援助;有些组织则专门处理个人求助信息;还有些志愿者观念有别于我们,他们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进来,比如用数学建模,但这项工作没有政府和大集团的支持难有成效。我们组织里有学医的志愿者,帮忙进行物资审核,也有各种语言专业出身,进行海外物资的翻译。每个人的力量看似有分量,但汇聚越多,目光所及越远,越显我们渺小。”

从这些志愿者身上,很多公益从业者能看到曾经的自己。这些正在行动,思考的青年,也许他们脚步还略有蹒跚,但他们是公益事业的新生力量,也是未来发展的中坚。再过12年,他们会给整个行业绘制出一幅怎样的图画,我们翘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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