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良回家，一个看似大团圆的故事。但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她始终是一个被语言隔绝的“局外人”。
为了理解德良，谷雨作者张月前往贵州待了五天，与11人进行了交谈，最终成稿《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如编辑赵涵漠所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更是一个被剥夺身份的女性重新找回身份的故事。
该文获得了2020年11月优质原创深度内容奖·公益写作奖，评委张寒评论，“面对这个意蕴丰富的故事，作者给出了准确的写作。这当然是一个有着悲伤底色的故事，但你始终能感受到作者文字带来的温暖和善意。”但作者却说，“我自诩怀着某种善意来理解她，但最终变成了隔绝她的一部分”。原因为何，请从以下这篇作者手记中寻找答案。
撰文丨张月 编辑丨林双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与孤独的共鸣
《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一文发出后，有几位同行跟我说，他们也曾在编辑部讨论过这个选题，但最终因为多方面的考虑没有操作。
这篇文章的核心故事是一位名叫德良的布依族女性在被拐卖多年之后回家，的确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类选题，编辑赵涵漠把链接扔到选题群里时，我一开始也是类似的判断，这类新闻被写过很多次，没有什么新意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可能是缺稿），那天晚一点的时候，我又点开了那个链接。那是一篇贵州当地媒体的报道，大概一千多字，以一个大团圆的基调，讲了德良被拐卖到河南的生活，以及一群陌生的布依族人帮她寻找到家乡的过程。这次看的感受不太一样，我开始意识到德良和其他被拐女性的区别：大部分被拐女性结婚生子之后，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生活，不管心里愿不愿意，生活都算安顿了下来。但德良不是，她听力差，怎么都学不会汉语，没法和人交流。在那个家和那个小村子里，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她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语言是通道，但她的这条通道是双向关闭的。我猜测她一定活得极其孤独，但这种孤独具体是什么模样？积年累月的孤独最终把她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一开始最好奇、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只有清楚这些，才能明白简单到俗套的“回家”两个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份量。
德良 摄影 史提芬车
我自己也曾体会过这种类似的被语言隔绝的孤独感。2013年年底到2016年，我在一个中东国家做英文编辑，那时候刚工作没两年，处在一个雄心勃勃想要证明自己的阶段。驻外对于我们做国际新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深入一个国家内部去了解它并阐释它。然而我最终失败了，那两年没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报道，语言不是唯一的但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当地人绝大多数使用阿拉伯语，而我始终未能掌握这门语言，这让采访变得极其艰难。
记忆中的那两年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密密包裹，无法舒展。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我才会对像德良这样被隔绝的、孤独的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我最终离开了那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但德良在河南的小村子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她从一个年轻的姑娘变成了老妪，在生活已经吝于给她任何幻觉和希望的时候，突然可以回家，像是一个神迹。对她来说，命运是过于叵测的东西，根被生生拔起的痛苦，平静的孤绝，热烈的希望，她全都经历了，我想去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城市里已被消解的朴素情感
2020年10月25日，我飞去贵州兴义，那是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的首府，下属的晴隆县是德良的老家，女儿李新梅带她回家，要在那里住些日子。我在那里待了五天，一共和11个人做了交谈，主要是德良的家人和帮助她回家的布依族志愿者。
由于语言隔阂，和德良的交谈几乎是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我找了德良的妹妹帮我做翻译，但她听力太差了，需要妹妹冲着她耳朵喊。她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对一些涉及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常常一脸茫然，自顾自开始说一些妹妹也听不懂的话。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绝望地放弃了这场交谈，唯一的收获大概是：我确认了这场悲剧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幸运的是，李新梅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我跟她盘腿坐在床上聊了四个小时，她补上了很多无法从德良口中得知的细节。她是一个很好的谈话者，感情细腻，表达也清晰，她跟我聊起妈妈枕着的那把刀、一个人坐在村头的背影、沉默的人群、还有她对妈妈的复杂情感，聊到动情时，她掉了眼泪。
文章中关于德良孤独生活的描述大都来自于她的论述，但还是会有遗憾，单一的他者论述无法完全弥补未能和本人交流的缺陷。文章发布之后，同行张瑞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这种隔绝感，不仅仅是生活层面的，还应该有更多的层面，比如宗教层面（德良家里供奉着一个神龛）。在这个方面的挖掘确实是不够的。贵州之行结束后，我原本想去一趟河南亲眼看看德良的家，以便在描述她的生活时能够更有实感，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最终未能成行。
中间三人从左到右为黄德峰、王正直、李新梅 摄影 史提芬车
除了德良，我和其他人的交谈是很顺利的，尤其是那些帮助德良寻找家乡的布依族志愿者，他们非常乐意配合，布依族人性格热情开朗，也很容易敞开心扉。
这些人身份不一，黄德峰是公务员、王正直是电视台的翻译、岑观昌是扶贫工作者，罗其利是开服装店的，还有几位是普通的打工者。我最好奇的是，定位德良的故乡涉及到一些极其琐碎的信息确认和核实，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聚在一起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情？
顺着这个思路问下去会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拐卖在这个族群中并不罕见。正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中的很多女性成了被人贩子“猎杀”的对象，几乎每个志愿者都能讲出几个家族中女性被拐卖的故事。在这个事件中，他们不是做好事的工具人，他们有自己的动机、愤怒和同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人的善良和温暖。黄德峰性情羞涩，寡言少语，但他总是那个悄悄去买单的人。在我和随行摄影师几次表示可以报销之后，他还是坚持买了单。有布依族人来贵州兴义，王正直都会在家里安排食宿，尽量少让他们花钱。在贵州的几天里，他们把素不相识的德良一家照顾得极其细致，几乎没让她们花钱。
那种同族之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种在城市里已经被消解的东西，它帮助我从另一个层面理解了他们的善意从何而来，而他们自己觉得这种善意不需要论证，也没有意识到它在当下多么珍贵，一个叫罗乾的志愿者反复问了我好几次：“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写的？”
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饭桌上，黄德峰和王正直来了兴致，掏出手机放伴奏，接连唱了好几首布依族歌谣，其中一首名叫《知客调》，那是布依族人用来问候远方来客的曲子。他们歌声辽阔，姿态毫无矫饰，非常自然，仿佛那是他们天性中的一部分。一首接一首，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第一次感知到了这种古老语言的力量。他们停下来时，我和在座的另一位同行都差点落泪。
正是因为这种感受，后来我才会在文章中写到这种语言日渐凋敝的现实，越来越多布依族人放弃母语，拥抱汉语。当某一天这种语言消失的时候，大概再没人唱这些古老的、口口相传的曲子了吧。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德良会不会也唱歌呢？那种可能存在于她天性里的东西会不会也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我去问了李新梅，果然，她告诉我，有一次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哼着她听不懂的歌，妈妈平时声音沙哑难听，唯有在唱歌时清亮甜蜜，不像个老妇，反而像个年轻的姑娘。李新梅听了一会儿，拿出手机想录下来，但妈妈很快不唱了，之后也再没有听她唱过。
在获得的全部素材里，这是最为触动我的一个场景。对于德良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出神的时刻，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两个女儿都搬离家里，困住她一辈子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帮女儿带外孙，生活看上去不会有其他的结局了。她在那个时刻会想些什么呢？又或许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轻轻哼着一首没人能听懂的歌。
我自诩怀着某种善意来理解她，但最终变成隔绝她的一部分
文章的写作一共花了两天时间。在改稿时，关于对整个故事的理解上，编辑漠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提醒了我一点，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更是一个被剥夺身份的女性重新找回身份的故事。只写回家还是停留在表面，而身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顺着这个思路，我又跟李新梅打电话聊了一次，获得了一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细节，那就是不论在家还是在村里，德良是个没有名字的人，人们管她叫“哎”或者“喂”，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假的，真正的名字也没人知道。我把这个细节放在了开头，和后面德良被喊出名字的时刻遥相呼应，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细节赋予了了后面那个时刻动人心魄的力量。它不是简单地喊出一个名字，而是这个人被剥夺的社会身份重新得到确认。
文章发出之后，我收到最多的反馈是关于结尾，很多读者对那个有些悲伤的结尾很意外。其实那并不是原定的结尾，在贵州的几天里，我一直想写一个令人欣慰的大团圆结局，我也的确亲眼看到了一场令人感动的团聚，那些场景让我基本确定了故事的结尾。
但最后一天，有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第一件事情是德良要离开贵州回河南了，她在弟弟家短暂停留了两三个小时，在此之前她刚和父母告别，哭了一场，也许是因为情绪激动，她不停地在说话，内容都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她巴巴地看着弟弟和女儿，希望有人回应她一句。但女儿对她这个状态已经司空见惯，和小舅都假装没听见，没搭话。
德良很突然地把目光转向我，我的反应几乎是下意识的，侧头回避了和她的对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转过身去，开始看电视，她不会使用遥控器，不能全屏，就盯着屏幕的一个小角看了很久。那一刻我非常羞愧，我自诩怀着某种善意来理解她，来写她的故事，但最终变成了隔绝她的一部分。
第二件事情是李新梅一直想给妈妈装个助听器，但助听器的深浅因人而异，需要被安装对象的即时反馈，这种沟通在河南一直没法实现。在贵州时，李新梅想和德良的妹妹一起去帮德良装一个，但德良妹妹是一个女包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很难请假，再加上助听器的价格并不便宜，李新梅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它们让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德良的隔绝在漫长的时间里早已变得牢不可破。有人帮她找到了家，但这已经不能改变什么，她还是要回到那个小村子里，回到那个安静而孤独、没人能听懂她说的话的地方，度过余生。这是她命运里最悲怆而残酷的部分，它不是喜剧，而是更深的悲剧。
最终，《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的结尾是这么写的：“如果非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可能是她的人生终于有了些许盼头。走之前，德良跟邻居聚会，她告诉她们：“我先回去带孩子，等过年了，蒸好馒头就回来。”
摄影 史提芬车
但那点盼头也快消失了。春节前，我在写这篇手记的时候，黄德峰告诉我，德良的母亲去世了，她感冒去医院打针，回来睡下，第二天再也没有醒来。黄德峰发了一条朋友圈：“我们这群人好像赢了时间，抢在死神前一点点让德良和父母相聚，但又输给了时间，她回家过年吃团圆饭心愿永远地破碎了。”李新梅不敢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春节她没带德良没回贵州，直到现在，德良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这篇文章的操作全过程大致如此，如果说从这个过程里我获得了什么新的认知，大概是理解的有限性。直到最后，我也不觉得自己真正深入到了德良生活和命运的核心，我通过众多他者视角构筑了德良的故事，但她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依然不能完全确定。这其中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在某一个时刻，你会怀疑所谓同情之理解，到底是这份职业获取信息的需求，还是内心的真诚好奇。当对方无法给你提供信息时，这种理解是否还能继续存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有限性。
我悲观地觉得，也许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有限性，因为它根植于本性之中，唯一能做的，不过是下一次努力离真诚更近一点。幸好还有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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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 杨瑞春 主编 | 王波 责编 | 迦沐梓 运营 | 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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