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风起秦巴
为庆祝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记录这一光辉历程，从2月18日起，农民日报连续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摆脱绝对贫困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高高树起的不朽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经过8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见证、记录这一伟大历程，农民日报派出30余名骨干记者，深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蹲点采访，把镜头对准深贫地区，把笔触聚焦战贫一线，充分展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实干苦干、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贫困群众自强不息、奋力战贫的感人故事，努力呈现全体人民共襄盛世、同享荣光的美好图景。
这组系列报道共有14篇，充分运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全景再现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深情书写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的伟大史诗。
【《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秦巴山区篇：风起秦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买天 吕珂昕
【导读】
步步常由逆境行，极知造物欲其成。当春风把扶贫政策送进秦巴山区，勤劳肯干的秦巴山区人民仿佛练就了“点金术”，他们开山架桥，他们搬迁创业，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不断创造着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这个曾被称为除“三区三州”之外“贫中之贫”的区域，变换了天地。路通到了家门口，新房子敞亮又舒适，产业发展起来了，兜里有票子，医保有托底，大病有救助，大山深处的乡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人……风起秦巴，每一棵树都在倔强生长，每一条河都在激情奔涌，每一个人都在放声歌唱。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素有“中华龙脉”之称。
大巴山绵延川、陕、鄂等省交界，神农架、武当山等为国人耳熟能详。这里孕育了众多古老的珍稀动植物，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
从上空俯瞰，秦岭和大巴山像两条张开的手臂，用力将这片南北方拼接的土地托起。发源于此的汉江、嘉陵江、渭河等大江大河，更是为险峰如林的秦巴大地带来灵动与活力。
山水相拥，带来壮丽景致的同时，也将这里的人和事与外界隔绝开来。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秦巴百姓，躬耕险陡，行走方寸，俯仰生息，艰难求存。
在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秦巴山区因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任务重，曾被称为全国除“三区三州”之外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成为中国治理贫困进程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在老百姓看来，这贫与困的滋味，就像冬天大山里湿冷的风一样，寒彻刺骨。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恰似一夜春风来，秦巴山区各贫困县迎来追赶的机遇，在脱贫道路上奋楫笃行、矢志不渝。
久困于贫，冀以小康。
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发展致富、易地搬迁安居、医疗救助保障、村容村貌提升……秦巴深处的人们建设大山、治理大山、保护大山，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贫穷桎梏，迎来了心之向往的小康生活。
天地已焕然一新。
让我们走进秦巴深处的人家，和他们一同感受——
风起秦巴！
在四川广元市朝天区，乡村休闲康养小镇景色宜人。买天 摄
修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很多去过四川广元的人，在踏访山中历代仁人志士归隐处的同时，都会走一走剑门关古道的崎岖陡峭，细细体会被吟诵感慨的行路艰难。
然而，对于距离剑门关不到100公里的广元市朝天区老百姓来说，“蜀道”的艰难就是他们曾经生活的真实写照。
“以前村里都是黄泥巴路，一遇下雨天，泥浆能没过大半截小腿。要是嘉陵江涨水，整个村子就与世隔绝了！”朝天区羊木镇新山村村委会主任王思祥身材瘦高，跟我们见面的时候，穿一身休闲运动服，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
我们打趣他：“您看着可不像是一个村干部，更像一个做建筑行业的生意人。”
他哈哈一笑，“2013年以前，我还真就是在外面搞道路工程的！”
已过不惑之年的王思祥是土生土长的新山村人。10多年前外出打工，辗转四川、内蒙古等地修桥筑路，村里人提起来会夸一句“他霸道得很”，意思是说他很能干。
修着别人家乡的路，他心里一直惦记的却是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子。
新山村位于羊木镇的东北角，是当地最偏远的一个村庄。“相隔两座山，说话听得见，走路要半天，脚下是深渊。”
即使是现在，从朝天区区中心开车出发，要穿过嘉陵江河段，一路迂回曲折，辗转一个小时才能到。车技不过硬的司机，不是迷了路，就是抛了锚，过山车一样的体验，让坐车的人手心里总是攥着一把汗。
对修路更有感情的是王思祥已经快80岁的老父亲王文弟。
王文弟曾当过新山村26年的村支书，村里的老路就是他带着乡亲们手刨肩扛修出来的。
“那时候修路真难，只能用铁锹、锄头挖，靠背篓背，大家都穷，也没有现在的好政策，就靠村里的人出劳出力，一点一点把土地铲平压实，才有了一人宽的一条出村路。”王文弟说。
几十年过去，当初费尽一代人力气修好的路，经过日久天长的风吹雨打，变成了村民口中的“毛狗路”，再也承载不起村子向前一步的愿望。
“村里人想卖头猪，都没人愿意上来收，要四五个大汉抬10多公里到镇上才能卖。”王文弟说。
几年前，一位村民因病急需救治，但路太窄，救护车上不来。大家用滑竿抬了10多公里，送上救护车时，人已经去世了。老父亲向王思祥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王思祥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修路！不修路，别说村里脱贫致富，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要命的大问题，老人看病、娃娃上学再不能耽搁了！”
2014年正月初三，王思祥在村民大会上提出修路，在场村民无一人反对，并当场敲定了修路方案。每家每人出资1000元，集资40万元，王思祥个人出资20万元。正月初九，挖掘机、铲车、拖拉机就开进了村里。
平整坚硬的水泥路，在大巴山山脉的青翠山林中，蜿蜒如线，又光洁如翅。先是从山脚下伸到了每个村里，再从村里通向了分散在不同山腰上的村民聚集处……
除了村民集资的40多万元，王思祥个人最终一共掏了60万元。
当年年底，正当王思祥琢磨着怎么才能把剩下7公里的村路继续修下去时，精准扶贫带来了政府出资的基础建设项目，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困扰新山村多年的出行难题被彻底解决了。
2017年，新山村的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村民们无论在哪个半山腰居住，路都直接通到了家门口。
就在同一年，从西安到成都的西成高铁全线通车，这条被外国记者称为“人间奇迹”的高铁，全线桥隧占比93%，穿越秦岭的隧道群全长134公里，其中超过10公里的特长隧道就有7座。过境之处，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海拔超千米。高铁从低到高“爬坡”的时候，车头和车尾相差有三层楼高。
坐着高铁穿越险峻的群山来到与四川东北部接壤的陕南，首先看到的是富庶的汉中平原，从汉中再搭乘大巴车继续往东南走，两个小时后就进入了秦岭南麓腹地。
陕西安康市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村的老支书陈明奎，总是喜欢站在村委会后面的院坝里，背着手、眯着眼、迎着光看半山上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
修路，也曾是海堂园村一辈又一辈人的执念。
“村里不通路，村民上下山一趟至少需要一整天。家里来了客人，要去买点儿酒，晚上才能喝上。”提起从前村里的路况，陈明奎不禁摇头。
海棠园村里有个村史博物馆，记录从过去到现在关于这条路的变化，就用了整整四块展板。黑白照片里，当地老百姓或是用背篓背着一百多斤粮食，或是几个人挑着扁担架着一头猪，经过无数次的歇脚换气，上山下坎儿，弯弯拐拐地走完七八里的“毛狗路”后，才能到镇上卖掉。
陕西人的倔，陕西人的犟，在修路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把镐头、一把铁锹，男人不在家，女人一样可以上。
20世纪70年代，海棠园人开始自发组织修路，分段认领、家家承包，如愚公移山般向山外推进，筒油路土路、朱海公路土路、小园公路土路……
“要想富、先修路，说得简单，做起来千难万难。”做了村支书的陈明奎，太明白乡亲们需要什么了。他带着大家修路，也奔走在镇县里申报项目。2014年，一条贯穿全村、总长10.8公里、路宽5.5米、投入资金近1100万元的通村公路终于实现贯通。
路通了，犹如一夜春风来，乡亲们脱贫奔小康的热情和干劲更足了。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高速路成为陕西安康市宁陕县农村的致富路。买天 摄
如今的海棠园村，宽敞的通村公路在山梁间蜿蜒起伏，将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山村与繁华的都市连接起来，吸引着投资者来这里置业创业；
灰瓦、白墙、红窗格楞，入村的一排排民宿商铺，为慕名前来的游客提供着吃、穿、住、用、玩一条龙的服务；
生态有机稻米、海棠园土蜂蜜、地道秦岭中药材，随着农村电商的红火，业已成为山外消费者抢手的网红尖货……
有了产业，就能有富足的生活
通了路，山还是那座山，人还是那些人，但是日子已经不是从前的日子了。
秦巴山脉不仅涵养着中央水源，还孕育着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特殊的生物多样性，决定了这里的产业发展必须在生态保护的大前提下进行。
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汉中市留坝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既是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地，同时也是大秦岭生态保护限制开发区。
2011年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留坝县本级财政收入仅仅0.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700元。2014年，县里开展贫困户识别工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到了全县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群众如何才能脱贫？答案是发展产业，发展绿色可持续的产业。
自脱贫攻坚以来，留坝县按照长中短相结合的思路，全力发展“四养-林-旅游”主导产业，推行“政府+龙头企业+扶贫社+农户（贫困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全县共建成产业基地170个，培育生产大户253户，新发展代料食用菌2473万筒，养殖土猪1.33万头、土鸡15.23万只、中华蜂3.8万群，新种植中药材5300亩，建设板栗、栓皮栎等特色经济林5.44万亩。
100%的贫困户和86.2%的一般农户全部被“镶嵌”在“四养一林”产业链上；以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为抓手，推动“全民参与、全产业链融合、全地域打造”的全域旅游快速发展，70%以上的贫困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产业链中，实现脱贫增收。
2019年5月，留坝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43岁的杨洪家住留坝县武关驿镇河口村，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因父亲早年罹患脑梗而瘫痪在床，杨洪和姐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
姐姐出嫁后，杨洪一个人照顾家里，外出打工几个月，就必须返回老家，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帮着高血压的母亲种地。
在外打工七八年，杨洪挣到的钱除了给父母看病，仅够翻新一下家里的草泥房，连像样的家具都没钱买几件。
“挣了钱马上就花了出去，觉得这种生活是没希望了，赚钱也没有动力。”看不到未来的杨洪，变得十分消极。眼看着村里的乡亲们一个个都通过发展产业致富了，可他依旧提不起心气儿。
2014年，杨洪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通过搬迁扶贫，全家住进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扶贫干部还为他做担保，申请了10万块钱的小额贷款，由他开展中药材种植。
“以前就算有想要发展产业的心思，但一想到没本钱，就马上打消了那一丁点儿的念头。多亏党的政策好，感觉人生一下子就换了个活法。”从此，那个总是愁眉不展、提不起精神的杨洪“不见了”。
重拾致富信心的杨洪，对中草药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经常跑县里参加培训，向下乡指导的技术人员认真请教，还自掏腰包去西安、成都等地观摩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10多亩的中药材不仅种得好，还卖得好，杨洪成功脱了贫，还清了贷款。在到处学习种植技术的同时，偶然的机会，他还研究上了树状月季，经常去全国各地交流取经，逐渐成了圈子里的种植能手。他培育的4亩多树状月季，每到一季育成后就被抢购一空。
如今的杨洪，快乐而充实，脸上常挂着笑容。
“以前没想到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杨洪看到县里正在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装修成民宿，“下一步，我也要把房子装修布置起来，干民宿！”
跟杨洪一样，曾经的赵发文似乎也一直在等待着一个“翻身”的机会。
赵发文一家是四川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新山村的贫困户，贫困原因是家庭成员发生意外事故致贫。
朝天区距离陕西留坝县200多公里，因为两地地处川陕交界处，地理风貌、饮食习惯和说话口音就多了一些共同之处。
初中辍学后就到处打零工，彼时赵发文并无家庭负担，却也没赚到什么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赵发文回到老家种地，在父母的张罗下结婚生子。没有房子、没有票子，父母妻儿都挤在一起，日子过得紧巴巴。
在当时，中国农村里有千千万万像赵发文一样的青年农民，过着同样清苦的日子。
“那时候，村里有点钱的人都发展产业，我也想做，想养猪。”结婚之后，赵发文跟妻子的姐夫借了点钱，养了两头猪。
然而，等猪刚养好卖了钱，姐夫就追着把钱要走了。“他怕我把这钱再投进去养猪，回头赔了，没钱还他。”说起多年前的尴尬事，赵发文笑着直摇头。
家里人不支持，加上没有本钱和技术，赵发文最后还是放弃了养猪，带上新婚的妻子辗转全国各地去打工。浙江的毛纺厂、深圳的皮鞋厂，待的时间最长的是新疆，夫妻俩在大西北种了10年的哈密瓜。用这10年赚来的钱养大了两个孩子，还翻建了老家的宅院。
也许还是那份执念，亦或许是那份坚持。2015年，赵发文带着积蓄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乡路，“我还是要养猪。”面对妻子的阻拦，他甚至放话说，“这辈子如果不搞养殖，我死了都不会闭眼。”
但生活有时会给怀揣梦想并为之努力的人更多考验和磨难。
回到老家后，还没等到赵发文施展拳脚，父亲病倒了，儿子又出了车祸……大笔的医药费让整个家庭陷入了绝境，“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花光了，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然而，曙光也在不经意间撕开了黑暗的口子。
根据赵发文家里当时的情况，他们家被识别为贫困户。一老一少享受的医疗救助政策，减轻了赵发文肩上的负担。最重要的是，扶贫政策为他提供了小额贷款，让他能够去发展产业，凭借自己的能力摆脱困境。
“有了资金，还差一手技术。镇上、县里都有针对我们养殖户的培训，还有到户指导的技术员，手把手教我养猪。”苦尽甘来的赵发文终于赶上了好时候，新山村的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而自己的养猪产业也搞得风生水起。
2016年，赵发文脱了贫；2019年，家里的债务都还清了……曾经提心吊胆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赵发文如今已是羊木镇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养殖场已经扩建到了800平方米。赶上这几年行情好，他养的猪价格高不愁卖，日子越过越红火。
“没有精准脱贫的好政策，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好日子。”说话的时候，这个个头不高、被村里人称为“犟拐拐”的川北人，脊背挺得笔直。跟我们告完别，他抬腿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了山路的尽头。
在这条山路的尽头，有他温暖的家和光明的未来。
在陕西安康市宁陕县的扶贫车间里，村民们正在加工皮鞋。买天 摄
房子房子，老百姓的一辈子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居，从古至今，一直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心绪。
对村里的人来说，房子也是他们一辈子的奋斗目标。
在四川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罗圈岩村村民杨家雨看来，“居有其屋”这个目标实现得太快，快得让自己不敢相信，“感觉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罗圈岩村是沙河镇上一个高山贫困村，平均海拔1100米，全村3个组69户232人分散住在不同的山腰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当地人常用“山高摔死鸡，水急不养鱼，有马不能骑，有病不能医”来形容山大沟深土薄的生存环境。
2017年年底，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朝天区在该村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村里40户126人搬进了新房子，挪出了山窝窝。
来到罗圈岩村易地扶贫搬迁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排整齐的青瓦白墙安置房，房前屋后还专门圈了一块“微型田园”——一个2平方米大小的菜园子。
正值傍晚时分，务工回来的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在家门口休憩聊天，有的回家洗了把脸，又跑到小菜园里继续忙活。
杨家雨站在自己家朱红色的大门前等着我们。一张黑红色的脸庞，笑容有些羞涩却很真诚。
进到家里，发现女主人早已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张油光铮亮的藤椅，团团围着一个硕大的红色围炉，围炉上还放着一萝招待客人的扯篼子花生。
杨家雨热情地带我们参观新房子。新房分为上下两层楼，总共100多平方米。客厅、厨房在一楼，卧室在二楼。一层转完了上二楼，同样也有一个小客厅，厅里靠墙的一面是一张米色长沙发，坐北朝南的是三个卧室。小客厅外面还连着一个洒满落日余晖的露台，露台上晾晒着今年收获的花椒、菌子……
从露台向外望去，远方的群山、晚归的鸟群、袅袅的炊烟，这一幕乡村的美景和闲适让人心情愉悦。
“城里人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都羡慕得不得了！从没想到会过这样的日子，谁能想到能有这样的光景？现在很多出去打工的人都回来住了。”杨家雨看着我们惊讶的表情，有些自豪也有些感慨。
杨贵平就是杨家雨口中返乡的“年轻人”。
“80后”杨贵平如今已在村里安居乐业。“小时候都是自家盖的土坯房，木板搭成人字形，上面抹上泥巴，更别谈什么客厅卧室了，能住下就不错了。”现如今，他家里有2个客厅、2个卫生间、6间卧室，一共200多平方米，“一家八口人都足够住了。”
像罗圈岩村这样的集中搬迁安置点，在朝天区有13个。如今，穿行在朝天区的各个乡镇，群山掩映间到处可见二层、三层小楼，或白墙灰瓦，或红墙黛瓦，其中有集中安置住房，有危房改建新房，还有农民的自建房。家家户户门前往往还留有庭院，装点着花、草、果蔬，与绿水青山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田园风光写意画。
朝天区是如何实现村民易地扶贫搬迁的？
“朝天区创新推行‘菜单式’搬迁模式，精心制定了安置、建管、增收三个菜单，供贫困群众自主选择。”朝天区委书记蔡邦银如数家珍。
分散自建。政府支持居住条件较差、产业难发展、自愿分散自建的贫困户搬迁到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交通便利的地方自主建房，人均补助2万元；
规模集中。引导生产条件差、无规模产业的农户搬迁到基础条件较好的村或乡镇进行集中安置，人均分别补助2.5万元和3万元；
城镇购房。鼓励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在外务工、不愿回农村生活的贫困户到朝天城区或中心集镇购买商品房安置，人均分别补助5万元和4万元；
政府兜底。对2人及以下无宅基地、无建房能力的特困户，由乡镇、村委会建设廉租房或购买安全闲置房，供其免费居住（房屋产权归乡镇或村委会所有）。
四川广元市朝天区蒲家乡罗圈岩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钟卫东 摄
精准扶贫以来，类似的搬迁扶贫政策在全国各地落地生花。截至2020年10月，全国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266万多套，约960万贫困搬迁群众已乔迁新居，实现了“乐有所居”。
今年已54岁的杨家雨，还记得从前过得那些苦日子。
“实在太穷了，每年种的稻谷还不够吃，总是欠债。”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杨家雨小时候经常没鞋子穿，一件旧棉袄从春天穿到冬天。
从来没有真正上过学，断断续续地识了字，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出去打工。辗转去过北京、天津、新疆、陕西等地，搬砖、挖矿……好不容易赚了点钱，在家里盖了泥瓦房才结了婚。“以前住得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每年一到天气好的时候，最棘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翻修房子。”
跟杨家雨年龄相当的同村人，大多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
杨家雨刚结婚没多久，父亲在一次房屋翻修中摔了一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临终前还惦记着自己家那漏雨的屋顶。
“母亲是去年去世的，总算是住上了新房子。”杨家雨说。
搬到集中安置点后，杨家雨和其他村民一起流转了村里的10多亩土地，成立了罗圈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大伙儿一起种菜。“我们现在种了莲花白、白菜、萝卜这些菜。蔬菜的销路不用愁，定点单位定期来收购，我们只要保证把菜种好就行！”
杨贵平决定不出去打工了。
他在家里养了500多只鸡、20多头母猪，平时还爱参与村集体事务，准备争取入党。“家里现在条件这么好，谁还出去打工？”
村里的老百姓敢看病、能看病了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再通俗不过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很多农村家庭的心酸过往。
老百姓因病致贫情况有多严重？在陕西安康市宁陕县，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占比近10%；而在册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占比达25.21%。
“那时候条件是相当艰苦，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医生没有药铺。”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村65岁的老村医焦荣庭没有上过医学院，却已经在村里做了40多年的“赤脚医生”。
焦荣庭20多岁的时候，拜了当时村里的老村医当“学徒”，边干边学。虽没有基础，但他聪慧好学，很快就能独自看诊。老村医教会了他就离开了村子，回到镇上去了。
从此，焦荣庭自己租了间房子，既坐诊又开药，独立撑起了一个摊儿。
村民们住得分散，有时候焦荣庭被请去看病，翻山越岭爬坡下沟，来回就要一天。
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孕妇要在家里分娩了，家人急得托人找焦荣庭上门出诊。
隆冬腊月，已经下了一夜的大雪，雪最深的地方能没过膝盖。焦荣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五六个小时，到孕妇家里时，裤子全湿透了，腿脚也冻麻了。
“好在赶得及时，最后总算是母子都平安。那个时候，真能体会到村民看病有多不容易，医生在村里是有多重要。”焦荣庭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土地改革，分田入户。村里人虽然分到了田地，但口袋里依然没有多少钱。
“老百姓连盐都吃不起，更别说看病了。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症，这是当时农村群众看病就医的普遍情况。”焦荣庭回忆，从前，胆道蛔虫病和急性肠胃炎这两种病在当地农村最常见，主要是因为村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不卫生，喝水饮食不干净，“发起病来，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有一次焦荣庭去村里看病，发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骨瘦如柴。他判断，孩子体内应该是有蛔虫。他送了几副中药给带孩子的老人，叮嘱他们一定给小孩喝了。果不其然，打出了蛔虫后，小孩子的身体状况才一天天慢慢好起来。
孩子的爷爷奶奶对焦荣庭感恩不尽，因为没钱付药费，就等到家里的核桃树结了核桃后，隔三岔五地给这个村里唯一的大夫送过去。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探索在农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3年，中央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该项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现了全国农村居民的基本覆盖。这项普惠政策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宁陕县，脱贫攻坚开展之后，更多的优惠政策如春风般吹散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阴霾。
宁陕县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牛鼻子”，坚持一手抓精准施治减存量，一手抓疾病预防控增量，不断加大保障投入，优化政策供给，全力推动贫困群众有钱看病、有人看病、有地方看病、有制度保障看病。
“90后”郭银芳一家，曾是村上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
早在2003年，郭银芳一家六口人就在祖父母的带领下，把家从半山腰上搬下来，在临近公路的地方建造了宽敞明亮的水泥房。
当时，祖父母身体硬朗，在家里种着天麻、猪苓等中药材，还养着鸡；父母则在西安打工，干的是技术活，不太累，工资还挺高；哥哥已经工作，而郭银芳则考上了大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先是哥哥骑摩托车不小心出了车祸，两次手术才把腿骨接好；母亲又在照料哥哥的过程中病倒，一查发现已经是乳腺癌晚期。
哥哥的医药费已经掏空了这个曾经富裕的小康之家，母亲的治疗该怎么办？
2017年，郭银芳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这意味着郭银芳的妈妈可以享受90%的住院医疗报销，也意味着这个家庭能够从村集体得到更多的分红。
除此之外，村里还给留在家里照料母亲的父亲和已经大学毕业的郭银芳就近安排了公益岗位。自此，郭银芳在汤平镇的学校当上了一名实习教师，每个月可以拿2000多元钱工资。
“当时家里能借的钱全都借了，多亏了扶贫资金和大病医疗救助的钱，我母亲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郭银芳说。
宁陕县对健康扶贫的探索和创新从来没有停止。2019年4月，该县首次建立“4231”防范因病返贫工作机制，建立起县域外大病就医“先诊疗后付费”制度，意在解决贫困群众县域外就医资金短缺的难题。
什么是“先诊疗后付费”？
宁陕县副县长贺海宁告诉我们，宁陕县通过政府贴息，协调安康市农发行宁陕支行争取了800万元应急保证金，通过县域外住院患者申请，经评估按照一定比例将预交押金直接打入就诊医院，患者出院报销后偿还应急保证金，全过程“闭环运行”。
同时，县里还与多家省级、市级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开通了绿色通道，方便当地群众转诊就医。对于因重疾出院后需要长期治疗、负债较大、返贫风险较高的家庭，第一时间启动危重病特困群体社会救助机制，由县脱贫办、慈善协会、红十字会、县妇联等机构发起水滴筹、中国社会扶贫网等众筹平台，通过慈善事业和社会募捐等形式，实施人道主义救助，进一步减轻患者家庭负担。
“先诊疗后付费”制度确立后不久，家住宁陕县太山庙镇太山村的65岁低保户潭宗秀，在住院期间出现了并发症，生命垂危。家人一方面发愁治疗费用，一方面又担心后续治疗效果不佳，一度打算放弃救治。
宁陕县医保局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启动“县域外大病就医应急保障金”机制，不仅解决了潭宗秀看病医药费问题，而且通过后续治疗挽回了潭宗秀的生命。
一时间，救命的好政策让患病群众看到了切实的希望。
“这一机制的运行有效扭转了贫困家庭因病返贫的风险，而且我们提前周转给贫困户的应急保障金迄今都如数收回，没有发生一例欠账风险，这也让我们对今后持续性地把这项工作做下去有了更强的信心。”贺海宁说。
人富了，村美了，心齐了
房前屋后三季有花，公路沿线四季常绿；乡间村道曲径通幽，农家小院干净舒适；篱笆菜园新鲜丰富，满山核桃青翠可爱；河边孩童嬉笑打闹，翩翩飞鸟展翅长空……
开车驶进陕西汉中市留坝县马道镇沙坝村，静谧悠然的乡村美景如同画卷一样徐徐展开，令人心旷神怡。
秦巴山区生态保护区的定位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挑战，但也孕育着更振奋人心的发展机遇。
从挖沙、采矿等攫取资源式的破坏性野蛮生长，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这里的人和山水，都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改变需要领路人，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在留坝县，走进村子里跟老百姓攀谈，他们总能提到一个名字——扶贫社。
“成立扶贫社后，只用了两个月，我们村集体就积累了10万元……”
“成立扶贫社后，我们只管种好香菇、养好蜜蜂，销路根本不用愁……”
“成立扶贫社后，村里卫生环境有人管了，水管坏了有人修了，电线老化有人换了……”
这个村民口中的“扶贫社”到底是个啥？经过打听，其全称是“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
2016年8月始，留坝县着眼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性地开展了“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村级组织制度性创新，搭建起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平台。
贫困村沙坝村是留坝县扶贫社的首批试点村。
按照扶贫社的架构，村支书担任扶贫社理事长，村主任担任副理事长，驻村第一书记担任监事长。县镇以上涉农项目资金由扶贫社承接，工作内容分为生产经营和公益服务两大类。生产经营类包括建筑工程、种养业技术指导、市场开拓、旅游开发和电子商务运营等；公益服务类包括自来水管理、环境卫生保洁、红白喜事服务和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管理等，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新型农村生产、服务综合体。
“生产经营类服务队负责挣钱，由村上能手领办，负责组织村民开展专业生产。如我们的香菇生产队、养蜂生产队、建筑生产队等，要保证贫困户、普通村民在生产队劳动，按工收益，保证有活儿干。”沙坝村支书、扶贫社理事长余海兵告诉我们，“扶贫社建立激励机制，领办人收入与效益挂钩。”
为了支持扶贫社，留坝还建立起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项目代建制”。例如，将30万元以下、工程技术简单的村组道路、农田水利、环境整治等建设类项目，以委托代建的方式交由扶贫社组织实施，“短平快”地增加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
有了扶贫社，沙坝村瞄准市场，首先从发展香菇产业入手。香菇生产队领办人负责组织村民种好香菇，政府扶持引进龙头企业解决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2016年底，沙坝村扶贫社成立当年就实现了盈利，入股村民破天荒领到了分红。
再后来，扶贫社引进企业办起菌袋加工厂，为本村及周边种植户提供香菇菌袋。加工厂年产菌袋100万袋，扶贫社每袋提留0.3元，仅此一项村集体一年就收入30万元。
留坝县在保护山林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买天 摄
如今，除了食用菌，沙坝村还同时发展养鸡、养猪、养蜂等产业，2019年人均增收4000元。
“平时打工能赚钱，年底分红还能分钱。村民脱贫有盼头，对村党支部就有了信任。”余海兵很是感慨，一招妙棋，满盘皆活，贫困户不再被动“等靠要”，而是响应党支部号召积极参加扶贫社，“村党支部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到2019年底，留坝县全县75个村扶贫社有产业基地170个、产业生产队146个、公益服务队225个；村集体积累账面余额从不足1500万元猛增到8875万元，“空壳村”全部消除，贫困户户均分红2000余元。
村民富起来，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日子红火了，对“美”的需求就越来越多。
依托扶贫社，留坝县各镇、村积极推进乡村治理，村民人居环境大变样。
“村里搞人居环境治理时，有村民家光拉出去的垃圾杂物就装满了20多车。”河口村第一书记王仕青回想当初的情景时，有些尴尬地笑了。
刚驻村的时候，王仕青看到河堤、路旁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基础设施维护情况更是“有人建、有人用、无人管”，村里开会没人来，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有了扶贫社，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最重要的是有钱办事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就有了底气和抓手。”
“农村问题说到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来解决，要明确谁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
过去村集体没有一分钱积累，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的组织和实施者，自己都是“贫困户”，更是无力面对群众诉求。而扶贫社从制度层面创新村级组织的管理运营模式，集体经济不再空壳，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段，“扶贫社实质就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农村集体合作社，是党在村一级各项工作的承载主体。”
如今，在留坝县，村村都建起了“德美屋”，环境治理标准化、制度化，由村民代表组成评委会，将“勤、孝、善、诚、俭、礼”放在评比项目中，纳入扶贫社的日常工作。
“得分低的村民都不好意思签字。”王仕青说，村民可以通过“善行义举”进行积分，并可以用积分在扶贫社的“德美屋”里兑换扶贫社出资购买的“米面酱醋茶”等生活必需品。
好山好水好空气，吸引山外的度假客慕名而来。留坝县正全力推进的全域旅游，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乡村治理力度。
“村里环境不好，人家游客就不来你这儿。”楼房沟村精品民宿的管家——该村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村民搬迁后，剩下的旧屋交给扶贫社流转开发，赚了钱给大伙儿分红，“当然，我们搬迁不走人，大伙儿都在民宿链上上班，有的做管家，有的做厨师，有的负责采购……”
日日有活儿干，月月领工资，年年拿分红，成了当地村民新生活的真实写照。
“老百姓吃上旅游饭，就体会到了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留坝县紫柏街道办干部赵虎成说，现在村民们都动了起来，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乡村清洁卫生的难题迎刃而解。
谈话间，已近傍晚。
夕阳西下，余晖金黄；田园清幽，炊烟袅袅。
举目远眺，几处翻建一新的民宿小院，或在半山腰，或在溪流边，或在小路旁，丛林掩映中的白墙、黛瓦、红柱，成为这方山水间最美的人工点缀。
后记
这一路，越过秦巴，跨过江河，邂逅村庄，遇见他们。
一路走一路看，乡村风物美不胜收，村民笑脸历历在目；一路问一路听，脱贫攻坚步步为营，致富路上苦尽甘来。
秦巴山的历史是悠久的。起伏的山峦、古老的驿站、奔腾的江水、茂密的森林，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讲述着曾经的金戈铁马，曾经的不屈不挠，曾经的荡气回肠。
秦巴山的故事是精彩的。父辈们曾在巴掌大的平地里耕作，更靠着肩扛背驮修出一条条谋生路、致富路；如今，他们的子孙又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艰难转型，谋求着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秦巴山也是脆弱易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源地涵养，需要持续不断的人、财、物的大投入；遇上极端天气和重大疫情，农产品出山难，农民进城难……这里依然是一片需要持续关注和保护的土地。
但秦巴山的人民是勤劳智慧而勇敢坚毅的。他们不等不靠，他们认真筹谋，他们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矢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正不断创造着更加美好、更加富裕的幸福生活。
陕西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八亩村，村舍依山傍水，美不胜收。买天 摄
步步常由逆境行，极知造物欲其成。
你看，风起秦巴——
这风拂过秦巴的山水和村庄，每一棵树都在倔强生长，每一条河都在激情奔涌，每一个人都在放声歌唱。
设计：崔鹏家
监制：杜兰萍；编辑：裴逊琦 付雅 李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