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盘县特区的点滴记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我终于赶到盘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盘关,向宣教办公室报了到。

三月十四日,这是高人指点的日子:说过了十五日,就只能得半个月的工资。

报到后,被安排住到旁边的木板房里。第二天起来,我在盘关街上溜了一趟。

这是一条只有三百多米长的直肠子街道,南北向,十来米宽。从此端到南头,顺次看去,有书店,邮局(楼上是招待所),供销社,百货商店(楼下是饭店),车站,供电所,蔬菜公司。粮食仓库在后面的山上。这些房子,最高两层楼,土墙青瓦,木门窗,蹲在那里,老实之极。懂建筑的人说,这种房子叫“干打叠”。临街是一条河,叫“拖长江”。河那面有医院和建筑安装工程处。后来还知道,盘关北端的山头上有盘关小学;再往上走,是松山头,为干部住地,调厂也在那里。

我曾听到从上海分来的大学毕业生说,一下车,看到这种景象,眼泪都留下来了。

因为暂时还没有具体工作,便参加市教办公室的政治学习。那正是荒唐岁月荒唐到发疯的时代。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有以前在贵阳的经历,所以,我坚守“阅人多处事非多”的在训,步工为营,不参加任何派系纷争。

两三个月后,我基本上了解了盘县特区的情况。

盘县和盘县特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政概念。盘县属兴义地区。盘县特区则是由盘县西部的十一个公社组成的,与盘县不相纯属。

在这十一个公社的土地上,有若干支劳动大军奋斗着。

“41部队”是建字部队,就是专校建设的人民解放军。该部队的一个大队,大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团。他们的部署是:一大队和五大队在月亮田,二大队在八垢田,三大队在洒基,四大队在火铺,六大队在八垢田,三大队在洒基,四大队在火铺,六大队在瓦窑,七大队在火烧田。“41部队”的任务,基本上是打井,为采煤作准备。

“一五九”和“一一二”工程队,任务是地质钻探。“一一二”在盘关,“一五九”在盘县豆腐坡。属于钻探性质的,还有一个地勘公司,在盘县刘官屯。

“六十八处”,“七十二处”和“九十二处”,是建筑单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地面建筑。“六十八处”在火铺,“九十二处”在干沟桥,“七十二处”在火烧田。

“六七一厂”在火铺。这是一个专门生产雷管炸药的工厂。

公路五处在土城。从土城到水城的公路,便是他们的杰作。

从1970年开始,盘西线动工,铁二局的千军万马,又开进了这片土地。

“41部队”撤出后,六十四工程处又进驻洒基。现土城矿地面井下的很多建筑,都浸润着他们的汗水。

盘县特区的这十一个公社,从石脑出来,经平关,火铺到亦资,沿沙陀顺拖长江而下,过盘关到土城,是一个狭长地带。在这片狭长地带上,还有一群特殊的建设者,他们将扎根这片土地,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便是“为了搞好大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睡好觉”而从黑龙江鸡西、鹤岗,双鸭山,从河北开滦,从河南平顶山等煤矿移民过来的煤矿生产建设者。他们携家带口,辗转而来,大多数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土地上被作为建设者使用的,还有一大批从遵义等县市抽调过来的中层干部,以及我北。那时,在我之前,或者之后,被分到这里来的大学生,大专生和中专生,不下千人。被作为牛鬼蛇神遗送来接受改造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从北京来、从天津来、从武汉来、从广州来、从贵阳来、从贵州省各专州地县来,口音不同,目的一个,在不同的岗位上,很快都各自结识了自己的朋友。那时,盘县特区很多的公社小学,甚至个别的大队小学,任教的,都有名牌大学如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毕业的本科生。

我曾经写顺口溜勉励同事,也用以自嘲:“乌蒙虽属高寒地,倾爱也生桑梓情”。虽属自嘲,却是实情,我们不都对“乌蒙”产生桑梓情了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据后来看到的资料暴露,实际上还濒临崩溃。盘县特区所有各司其职的建设队伍,其后勤保障如何,我等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自己在吃穿住行方面的一些经历,却使人没齿难忘。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从贵州各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陆续都报到了。我们被安排住到一起的,是八个人。那天,我们相约去盘关百货公司买生活用具。售货员说,保温瓶、镜子、洗脸盆等,都要结婚证。我们告之以我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希望能给以方便。对方经请示后说,你们可以去单委会要个证明,有了证明就可以不要结婚证了。我们去求来证明后,果真买了一些生活用具。其中有一个牛奶钢金锡(铝合金的),我拿来当水瓢用,至今还在我家尽职尽责。

民谚有云“神仙难过二三月”。因为农历二三月天气长,活路重,又缺水,更重要的,是粮食青黄不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盘县特区在小场镇周围虽然成立了蔬菜大队(吃商品粮,专种蔬菜的农村生产队),但各蔬菜大队都还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种菜。他们种出来的洋芋和西红柿,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记得大概在一九六九年三四月,街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杭州的种菜师傅们,要来这里教大家种蔬菜了!

我们来盘关后不到一个月,便搬到盘关南头公路旁小山的工农中学去了。当时阳工农中学,借用的是原盘县商校的校舍,一律土墙,水泥瓦,据说是商校的师生们自己盖的。听说,工农中学一九六五年曾经招生,校址在盘关与两头河之间的瓦窑,老师们用手提小黑板上课。文化革命爆发后,便停课 革命了。盘县商校搬到盘县县城后,工农中学便搬到了原盘县商校的校舍。我们奉命搬到工农中学去之前,住特区羊委会旁的木板房,在羊委食堂打饭吃。一个月了,天天是粉条,豆腐之类的干菜。好时正是“神仙难过”的日子,祖传种菜法在农历二三月没有种出蔬菜类。搬到工农中学的子山上级,有一天下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们几位室友相约出去用逛。到郊外后,顺山而上,见有一寨人家,前有水塘,后是竹林。一打听,说该处地名东花山。玩够四家时,见路旁有墨色的莲花白,绿油油的,非常惹人喜爱。我们便与在菜丛中劳动的大爷商量,买了十几棵散莲花白,一人拿两棵,摔打摔打地回到了住宿处。当时工农中学尚未招生,老师和工人都只是每天进行政治学习。我们回去后,请杨祥玉(工人)按每人半斤下来,焖了一锅饭,把买回的散莲花白全数煮成一锅素菜,炮(炮制中药的炮,读如袍)了一大钵糊辣椒,蘸着吃。半斤来的饭下去,那刺激,立马勾起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食欲。于是又请老杨按每人半斤牛焖了第二锅饭。不一会就三下五除二,又光了。这一顿饭,如是者三,每人竟吃了一斤半米的饭,每一想起,便感慨系之。

一九六八年九月,工农中学又开学了。

工农中学一九六五年在瓦窑曾招生。一九六六年停课师革命后,学生走了,老师却留了下来。这批老师,除从北京等地遗送下来的“牛鬼蛇神”外,大都是被“选调”下来支援三线建设的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的老师,有讲师,也有助教;加上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毕业的七、八个本科生,这就组成了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零这几年工农中学基本的教师队伍,共十五、六人。称上工人干部,全校教职员工也就二十二、三人。这一次招生,共招了三个班。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的,叫“六六级”,另两个班分别是“六七级”和“六八”级,都是初一。那时不像现在,每个乡镇都有中学。那时每个公社都只有小学,工农中学是老盘县特区唯一的一所中学,所以,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单位,其干部职工的子女和农村子女一样,如果要读中学,都只能到工农中学来。于是,我们和工矿农村,便逐渐有了更多的接触。

交往多了,才觉得“别人”比我们更艰苦,更困难。当时,遍布山坡沟谷的办公地址和住所,几乎一样“干打垒”、“铁皮房”和帐篷。关乎吃穿住行的物品,即便有,也是按票完量供应。不过,生活虽然艰苦,却到处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那时,各单位都有篮球队,有的单位还有文娱宣传队。大家会互相走访,举行友谊富和慰问演出。农村各区镇,公社也常有运行会之类的活动,邀请其他单位参加。几个有趣的情节,使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工农中学文娱宣传队利用暑假,去鸣场坪慰问演出。师生们背着行李,扛着乐器和服装道具,从关口经哥多步行去鸡场坪。天凉路滑,尽是山路,大家相扶相携,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到了鸡场坪。在区居委所在地演出后,第二天又爬山涉岭,去了该区所属的银山公社银山大队,住宿大队部。大队负责人安排我们晚上去最边远的岩头寨演出。大队部和岩头寨都在半山坡,小路却在深谷底。演出结束后,岩头寨的同志请我们吃夜宵,是一大碗面条,加一勺炒火腿。不知为什么,面条和火腿都不太熟。在四住处的路上,爬坡下坡的,师生都有点肚子不对劲,连连响屁不断了。回到住处,每人各吃了几片从学校出发前就事先准备好的药,但仍然响屁不断。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哪个要打屁,先要报告诸老师!”诸老师,名锡浩,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学校文娱宣传队中吹笛子。“报告诸老师,我要打屁”。一个同学大声报告。诸老师说:“不许!”话音未落,那个同学的屁已打了出来。不一会,“诸老师,我要打屁”的报告声,便此起彼落了。诸老师招架不住,大声吼道:“你们又不听我的,不要报告了!”屁声不断,笑声不断,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平静下来。

那时看电影,是难得的享受。从工农中学下去,顺两水公路往盘县方向,可到盘江矿务局机关和山脚树矿;往土城方向,可到月亮田矿。这几处离盘关,都不过约两公里路程。矿务局所在单位,包括地处盘关的建安处,都常有露天电影放映。例如是星期六晚上、或矿务局机关、或山脚树矿、或建安处、或月亮田矿,只有一处放电影,那好办,想看,邀工约工,径直走去就是了。如果是两处或几处同时放电影,又是不同的影片,就好玩了;下列工农中学山下的公路后,这几个想往南去山脚树,那两个想往北去月亮田,还有一个坚持就在盘关看。谁想去哪就去哪,不就一切都搞完了?可大家偏要来个节外生枝,划拳定去向。谁赢了,他说去哪里,大家就都得服从。选出的代表,总是平常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动辄脸红的学校究型老师。我记得,武汉大学化学系分析专业毕业的孔太俊老师,就常常被选作划拳的代表。推迟声不断,催逼声不断,欢笑声不断。其实,除了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看过不知多少遍了。我们这样做,不过是想放松一下而已。

那时,生活工作都异常艰苦,但人们也异常的愉快。因为,大三线建设,在每一个建设者的心中!(摘自《高原上的阳光》谭 安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