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不仅扣押了张学良，而且立刻以重兵进逼西安。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与蒋介石中央军的大战一触即发。形势的突变使得中央军委深感兵力不足，命令在河西走廊战斗的西路军暂停西进，先在张掖的临泽和高台建立根据地，之后再视形势的变化相机东渡黄河，以便和主力红军会合共同对抗蒋介石。
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下达停止西进命令时，西路军前锋红5军已经攻克了临泽和高台，西路军总指挥部和主力30军也已经进至临泽西南的倪家营子一带，全军原计划休整后继续往西向酒泉开进，以打通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接到军委命令后，西路军立刻停止了西进，并开始积极着手在临泽和高台建立根据地。这一日正好是1937年1月1日的元旦。
以董振堂为军长的红5军虽然是军建制，却只有2个师4个团，总数不足4000人，还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临泽，另一部分在高台。
1936年12月30日，董振堂率红5军抵达临泽县城，第二日就攻克临泽，几个小时之后又带2个团另附属部队出临泽向高台县奔袭，第三天即1937年1月1日元旦就将高台攻克，俘敌1400余人。
攻克高台后，董振堂根据军委的指示，在这里开始建立根据地。
临泽和高台属于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红军停止不走，使得西北“三马”非常恐慌。“三马”之一的马步芳集结了近3万人向高台县合围，还另派了两支人马堵住临泽红9军和红30军的增援之路，以达成孤立高台红5军的目的。
马步芳是青海保安处长兼青海省代主席，因此他的军队称为“青马”。在西北“三马”即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和甘肃马鸿宾三马中，马步芳的“青马”是战斗力最强，也最为野蛮和彪悍的一支。
从1月5日起，合围红5军的马步芳军已经陆续出现在高台周围，并且向高台发起了一些小规模进攻，但都被红5军瓦解，到11日前，马步芳近3万人马已经全部到位并完成了对高台的包围，另外两路也已经完成了对红9军和红30军的堵截，高台的红5军完全孤立。于是，这支马步芳军开始了对高台的会攻。
高台城曾在1929年的地震中倒塌，之后一直没有进行正常修缮，因此红5军赖以防御的高台城墙只是一个土围子，基本无险可守，唯一可用做防御的就是东、西城外的两个碉堡。董振堂率领全城军民把箱子和柜子等家具抬到城墙上，填上土再泼水冷冻，将城墙临时加宽加高，同时，在东西两个碉堡上布置火力，这就是董振堂可以依赖的全部工事。
马步芳军的战斗力不愧是“三马”之首，打仗颇有章法，他们围住高台城后，并不着急攻城，而是加紧构筑工事，防止红5军反击和突围。其中：1个团驻扎城西，1个旅驻扎城东北5里处，1个旅驻扎城东南，1个旅负责打造云梯，另400骑兵为预备队，还有数量不少的民团，这些民团也以骑兵为主。
12日时，一切布置完毕，近10余倍数量的马步芳军向高台发起了总攻，他们先用大炮猛烈轰击城墙，之后抬着数十架云梯强攻，但是在红5军的顽强防御下，近3万马步芳军连续进攻5日却没有任何成效。
17日，马步芳军改变了策略，驱使民团放火烧毁西城外的碉堡，使红5军失去了重要的制高点；
18日，马步芳军出动1个团点火焚烧城墙边的李家堡，烧掉大批民房，使得红军失去防御工事，不得不完全袒露在马家军骑兵面前；
20日，马步芳军又开始总攻，他们利用人数优势，从高台城四面向红5军同时发起围攻。由于失去了西城的碉堡，红5军的西城很快被突破，这时之前收编的高台民团叛变，打开1道城门放马家军蜂拥进城。出临泽县后已经打了20日，没有任何支援和补充的红5军弹尽粮绝。全体指战员们以大刀，长矛，木棍和石头进行抵抗，和马家军展开巷战，遭到装备精良的马家军先锋队手提机关枪的扫射，受到重大伤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马家军突入城内，城内的红5军战士越战越少，却依然死战不退。
在红5军寡不敌众又弹药已尽的情况下，马家军终于在20日临近傍晚时，占领了整个高台县。
高台县被马家军占领时，董振堂正一手提大刀，一手提驳壳枪，亲自在城墙上指挥战斗，在最后时刻，他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下，立刻被马家军发现。一阵弹雨之后，董振堂左腿负伤，他手提双枪半跪着向敌射击，剩下一颗子弹时，在蜂拥而来的马家军面前举枪自尽，年仅42岁。
高台一战，除军长董振堂自尽外、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也壮烈牺牲，红5军2800余战士大部分战死，少部分重伤员被俘，这些被俘的重伤员们都被马家军屠杀。马家军还残忍地将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3位烈士的首级割下，以绳子穿耳朵挂在高台城楼示众。
董振堂的壮烈牺牲，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在为董振堂的牺牲感到悲痛之时，又有一个问题不解，为何董振堂要死守无险可守的高台，而不以红军擅长的游击战突围呢？
无论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他们打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就是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为此，常常在根据地外线和内线游击作战，甚至不惜放弃根据地。
董振堂出身保定军校，他的红5军原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长征路上的湘江血战，期间，既见证了王明，博古，李德“左”的阵地战带来的失败，也见证了毛泽东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带来的胜利。
高台死守，其实正是第五次“反围剿”阵地战的翻版。董振堂作为既有军事理论，又有阵地战，游击战和运动战经验的高级将领，他的红5军团战斗力甚至强过红3军团（具体在后面会提及），难道他不知道高台之战该怎么打？
人们不禁要问，董振堂为什么要重蹈第五次“反围剿”的覆辙，死守阵地而不突围呢？19年后，叶剑英元帅一语道破玄机。
一、庞大的第26路军为何会被一个旅长带动全体起义
和很多革命的军事家一样，董振堂也是从国民党军投入了红军的革命阵营，而他进入红军，正是国民党军对红军大规模围剿期间。董振堂带进中央红军的部队有1.7万人，相比当时中央红军不到6万人，董振堂的人马占中央红军总数约三分之一，这无疑就是对当时弱小的中国革命最直接的支持。
董振堂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先进入冯玉祥部当见习排长，之后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由战功一路升迁，短短5年时间就由见习排长成为第13师师长。也就是第二次北伐期间，董振堂受到了总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巨大影响。后来第13师驻防洛阳，年仅33岁的董振堂又兼洛阳警备司令，挂中将军衔，俨然成了一方诸侯。
33岁成为中将，并掌控一座大城市，从名利上来说，董振堂无疑是成功的。而同时期，井冈山的红军正面临强大敌人的压迫，朱毛不得不率领红4军离开井冈山转到外线，向赣南和闽西进军。
好景不长，董振堂在洛阳警备司令任上不到1年半，就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大战的结果是冯玉祥和阎锡山大败。由于冯玉祥将他的所有军队都调出防区到了前线，因此丢失了所有的地盘。没有了地盘的军队，就意味着断了钱和粮食，而一旦没有了钱和粮，等待军队的命运就只有一个，垮或解散。
军队面临解散，冯玉祥跑到山西隐居，他的第八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扛起了这支军队的责任。孙连仲首先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改编，得到蒋介石的承认后，他将溃散的冯玉祥部全部收拢到自己麾下。
孙连仲的输诚得到了蒋介石的承认，于是他的部队被编为第26路军，只是原有的4个师被缩编为第25师和第27师2个师。董振堂的第13师被缩编为第25师的73旅，董振堂由师长降为旅长。
蒋介石收编孙连仲，当然不是做慈善。
孙连仲第26路军整编后没有休整，既没有补充弹药，军饷和粮食补给又不如中央军，却被强令从山东济宁开到江西围剿红军。董振堂看得很明白，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杂牌的“一石二鸟”之计，他本受了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影响，对无意义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加之受第26军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的影响，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于是，董振堂还没有到江西，就已经成了入党积极分子，他和赵博生有了要带部队加入红军的打算。当第26路军进入江西抵达宜黄时，董振堂入了党，他和赵博生两人也开始密谋举事，只是这支部队距离红军太远，举事时机不成熟。到达江西前线后，第26路军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董振堂对红军消极作战，并制造假情报来规避与红军作战，结果被蒋介石的情报网发现，惹得蒋介石堂堂一个总司令，却直接大骂董振堂一介旅长“怕死”。
其实，总司令蒋介石对旅长董振堂的大骂也有他的道理，因为董振堂旅是第26路军战斗力最强的旅。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撤出宁都城。蒋介石强令26路军进驻宁都，他为了防止26路军擅自撤退，特别在宁都和广昌之间进驻了嫡系朱绍良的部队。宁都到广昌是宁都和外界的唯一通道，朱绍良部的进入就堵住了26路军的退路。无形中，26路军成了困在宁都的孤军。
第26路军这支北方孤军到了潮湿的南方，吃住都不习惯，加之蚊虫肆虐引发水土不服，结果整支部队疾病缠身，疟疾、痢疾流行，几个月内就死亡了几千人，部队厌战情绪十分强烈。26路军的地下党员们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宣传党的主张，大力发展党员，这支军队上下充斥着对蒋介石的不满。
这时，又遇到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正在第26路军军心浮动之时，“9.18”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华北直接面临日寇的威胁，而第26路军的士兵们大多正是华北人。家乡面临威胁，而自己却在远离家乡而且水土不服的地方打内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这样的情况，让赵博生和董振堂看到了起义的时机。
为了增加起义的力量，董振堂以回乡探亲为由请假离开部队，他四处寻找以前的军中好友，共产党员刘伯坚，却没有找到，不得不无功而返。其实，正应了那句诗“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董振堂四处寻找刘伯坚无果时，刘伯坚其实就在他要围剿的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董振堂离开部队使在抚州的总指挥孙连仲很恼怒，他立刻来电免去董振堂的职务，这道电令被总参谋长赵博生扣下。在蒋介石和孙连仲的双重压迫下，赵博生和董振堂深知不能坐以待毙，遂决定于1931年12月14日起义，起义的范围并不只是董振堂的73旅，而是整支第26路军。
董振堂只是一个旅长，却能带动全体第26路军起义，不能不说董振堂个人威信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个军队的强大。
董振堂的起义计划也很快通过地下党传到了瑞金的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对董振堂的起义非常重视，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邓发等军委高层专门开会讨论，双方定下了对这支军队的整编和改造。
为了切实加强这支军队，将第26路军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由之前的第26路军74旅旅长季振同担任，这是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事先做的约定，副军团长由董振堂担任，赵博生依然担任参谋长，下辖13,14,15三个军，主力13和14军的军长分别由董振堂和赵博生担任，15军军长是季振同原74旅的团长黄中岳。
董振堂的起义非常顺利，他带出了第26路军建制齐全的几乎全部1.7万人马，包括“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还有2万多件武器。”起义的第三天这支军队就进入了中央苏区，董振堂终于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刘伯坚。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刘伯坚宣布了对这支军队的整编命令，同时，派萧劲光为整编后的红5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军团以下，又派驻在红军中遴选的各级优秀政治干部担任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
如此一来，第26路军一夜之间改头换面，由国民党军成了纯正的工农红军。
二、红5军团如何表现出强于红3军团的战斗力？
红5军团诞生之初就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1932年2月，红3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统帅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两个军团攻打赣州。彭德怀以红3军团为主力打开了赣州城的突破口。红3军团乘胜冲入城中，却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反突击（事后才弄清楚，原来赣州之敌的人是18000人，远大于事先预估的8000人），红3军团遭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城外。这时敌人4个师的援兵正赶往赣州，城内敌人士气旺盛，对撤出城的红3军团发动猛烈追击。追敌正以为得计之时，被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13军2个团挡住去路。
董振堂的士兵们全都赤膊弃枪，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静默无声，待敌人靠近之后，士兵们手持大刀对敌进行集团肉搏反突击。在红5军团横扫千军的大刀面前，追击之敌的头颅纷纷落地，仓皇败退，接着在军官督战之下重新组织冲锋，又被红5军团大刀杀退，如此往复数十次，敌人弃尸累累。
而每次杀退敌人的进攻之后，董振堂都会坐地执刀向敌高呼：“谁来受死！”颇有古代大将的气概。
据后来抓获参加过此次战斗的俘虏交代，此战死于大刀之下的敌军数以千计，而且均是身首异处（俘虏的言辞虽然夸张，也显示出对此战心有余悸）。此战敌人始终无法突破红5军团的拦阻，最后终于胆寒，不得不退回城内。
这一战，展示了红5军团的风采，也使得红5军团受到了红3军团的广泛尊重。
对这一战，有原红3军团的高层领导事后评价：
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红三军团）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
这样的评价，很隐晦地指出，至少在城市巷战和近战方面，红5军团是强于红3军团的。
3个月之后，红1,3,5军团进行了重编，4军、15军被编为1军团；5军，7军，14军被编为3军团；3军，13军被编为5军团，董振堂担任5军团军团长。
从此，红5军团和红1军团，红3军团一同成为中央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而红军主力的三个军团中，又都有红5军团的部队。
三、在张国焘的权谋下红5军如何行动？
红军长征路上，董振堂的红5军团被命令担任全军后卫。
由于沿途各国民党派系为了保存实力，对担任开路先锋的红1和3军团并不拦阻，主要对红军的尾巴进行堵截，因此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一直处在战斗状态。湘江战役前，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军，携带大批辎重物资，行动缓慢，更使得红5军团战斗频繁，牺牲很大。
湘江战役中，负责断后的董振堂红5军团更付出了惨烈的牺牲。红5军团仅有2个师， 其中34师全军覆灭，自师长陈树湘以下5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军。其中右路军主力为红一方面军，左路军的主力为红四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团被编在左路军，而左路军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张国焘手中。
红5军团随左路军行动，当他们千辛万苦走过草地后，突然接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命令。红5军团又不得不第二次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待他们抵达阿坝后，突然被张国焘收走了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
从此，红5军团与中央断了联系。
张国焘早就打起了红5军团的主意，他是玩弄权谋的好手，对红5军团的掌控也是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
第一步：让红5军团脱离中央的掌控；
第二步：将红5军的两个主力团和政委李卓然调走；
第三步：将已经被调走两个团的红5军团余部与红四方面军的第33军合编（第33军是游击队改编而来，战斗力弱），之后改番号为红5军，董振堂由军团长改任军长；
第四步：派自己的亲信秘书黄超担任红5军政委，架空董振堂。
在红四方面军和萧、贺的第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一直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董振堂红5军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后卫。
从瑞金出发长征到会宁结束，董振堂的红5军团一直担任后卫，付出重大牺牲却毫无怨言，受到红军上下广大干部战士的一致认可，获得“铁血后卫”的称号。
当时红军中流传一句话：
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将5军团和1军团并列，可见5军团的地位。
长征后，红军三大主力虽然会师，却仍然力量薄弱，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红军的策略是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地区发展，既避开国民党强大统治的黄河以东地带，又可以打通和苏联的国际交通，获得苏联的帮助，为此，红军制定了宁夏战役。
宁夏战役的部署，是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军，打过河西。
1936年10月25日，董振堂红5军受命保卫黄河渡口，掩护各军渡河。当红四方面军的9军和30军渡河后，胡宗南部队突然向黄河渡口杀来，逼迫红5军全部撤到了黄河以西，可是后续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以及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却被阻隔在黄河以东。
此时，渡过黄河的红军部队，是9军，30军，5军三个军外加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总数为21800余人，其中董振堂的5军不足4000人。
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在11月11日时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红军西路军，以陈昌浩为军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继续西征新疆，以完成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从此，西路军走上了孤军深入，没有后方根据地，也得不到弹药补充，缺衣少穿的征途，他们沿途要不断与拥有大炮和骑兵的马家军作战，人员在屡次作战中不断消耗却得不到补充，他们拥有的，只有一个信念，打到新疆去接受苏联外援，然后再狠狠地打回来，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长征中一直担任后卫的“铁流后卫”红5军，在西路军中又成了前锋，他们一路攻到了高台。
四、董振堂为何死战高台而不突围？
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全军转入休整时，董振堂的红5军却一直担任后卫警戒和阻击，没有得到任何休整。
当接到组成西征军打过河西的命令后，董振堂就表示了反对，他派自己的警卫队长高志中带着他的亲笔信离开队伍去找毛泽东和朱德，从军事的角度分析西征军到黄河以西作战的不利，在宁夏甘肃作战不仅面临来去如风的马家军骑兵，更面临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的局面，因此“十有八九要失败”。董振堂特别叮嘱他的警卫队长，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或者其他中央首长后，要明确表示红5军不同意渡河的意见，并请中央立刻发电报将部队调回。
高志中带着董振堂的嘱托，历经艰险见到了朱德。朱德准备发报给董振堂要求红5军停止西征返回时，却发现董振堂红5军的电台掌握在张国焘的亲信，政委黄超手里，只好派高志中西渡黄河面见董振堂传达命令。可是，战局突变，路途艰险，高志中再也见不到董振堂了。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庞大的红四方面军中，知识分子干部屈指可数，除他本人外只有10人，黄超就是其中的10人之一。究其原因，因为张国焘并非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而是受中央委派到了当时形势较好的鄂豫皖根据地，自知根底浅的张国焘偏偏又有很大的野心。为了牢固掌握这支军队，张国焘重点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及戴眼镜的人进行“肃反”，出台了一个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等，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等的荒唐政策，结果使红四方面军文化程度偏低，军以下的师团干部大多不识字。
黄超本是上海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还在学生会担任过职务，之所以被张国焘重用，因为他和张国焘有相似的经历。黄、张二人都去过苏联，也都来自白区，还都是鄂豫皖红军的外来户，因此黄超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就成了张国焘的秘书。
黄超也忠实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成了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张国焘对董振堂这个来自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一直存在警惕心，黄超就是他掌控红5军，架空董振堂的重要工具。可是黄超却架空不了董振堂，因为黄超不懂军事，而且他的威信也不可能超过董振堂，于是，他唯一做的就只能是掣肘。
董振堂率领红5军占领临泽数小时后，又马不停蹄奔袭高台，可是政委黄超却留下了2个团和电台守在临泽，这使得董振堂只能带走2个团，不仅势力单薄，而且无法和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联系。
董振堂带红5军两个团离开临泽后，在临泽留守的黄超在9军和30军2个军陆续到达的情况下，并没有带本军的另2个团支援高台，使得高台危急之时，徐向前不得不另派新成立的骑兵师前往救援。
从1月5日起，当合围高台的马家军陆续抵达时，善于审时度势的董振堂就意识到高台不守，他秘密派了一部分士兵在北城附近挖了一个地洞，上面覆盖上薄土，准备突围时使用。
高台之战危急时，董振堂正要率领全军突围，结果被黄超派人化妆入城，以党纪军纪的名义命令死守。由于董振堂身边没有电台，无法立刻和徐向前联系，加之黄超的政委身份，董振堂别无他途，只得放弃突围死守高台。董振堂召集仅存的50名干部开会，传达黄超的命令，之后便向部下发出了“与高台共存亡”的命令。
结果，与红1，3军团的军团长齐名的5军团长董振堂，和他麾下英勇善战精锐红5军，一同牺牲在高台。
五、事件评论
1956年，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路过高台时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
今天，由于各类资料相继问世，对当时董振堂战死高台的评价，已经与前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还是可以用叶帅的“错路”两字来评价，只不过现在这两个字，有了与当时不同的含义。
我军在弱小时期，从来是以灵活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红5军团在红一方面军是一支和1，3军团并列的劲旅，继赣州战役救红3军团后，又攻克南雄，漳州，大战水口，先后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勇猛又不失灵活，更在长征路上立下赫赫战功。可是，这支军队到了黄超手中就覆灭于高台，令人唏嘘。
黄超不仅害了红5军，还害了新组建的骑兵师。当高台的危急终于被徐向前知道后，为了救出红5军，他派了新组建的骑兵师前往增援，结果，这个没有经验的骑兵师被马家军打散，师长和政委阵亡。
以党纪军纪要求董振堂死守的政委黄超，对自己却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当马家军进攻临泽时，他倒立刻就跟着部队突围到了倪家营子，后又再跑到了新疆。不知道这位葬送了董振堂以下近3000精锐将士生命的政委，有没有一点良心上的过意不去。
黄超谋的，是他的一己之私，而他的背后又站着张国焘。因此，对董振堂死在“错路”上的一语道之，其实是死在张国焘谋取个人私利的“错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