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全|来自中国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建议

2021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来自中国移动的杨杰和赵大春、郑杰、魏明、朗奎平、范秉衡、陈力、杨剑宇、刘广河等九位全国人大代表参会。他们积极依法履行职责,围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提出了议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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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加快推进新型平台用工模式规范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全面兴起,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直播销售员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作族群人数快速增长,对传统的就业方式、组织结构形态产生冲击,催生了新型平台用工模式这一就业新业态。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的出现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直面挑战、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从健全劳动立法、推进治理创新、完善保障体系、加强合规监管、关注个人发展等方面进行调研和思考,并在全国两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平台用工模式规范发展”的建议。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有助于经济社会发

展、企业降本增效、劳动者就业创业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和算法实现劳动力的大规模供需匹配的新兴经济模式,并推动“企业—员工”的传统雇佣模式向“平台—个人”的创新用工模式转变,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组织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是落实党和国家“稳就业保民生”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平台用工模式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创造了新的就业渠道和工作岗位,为社会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据统计,2019年我国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人数约为7800万,占就业人数总量的10.1%。到2035年,新型平台用工模式的GDP占比将从2019 年的2.64%提高到 6.82%,对 GDP 增量的贡献度将达到13.26%。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助力用工企业降本增效。新型平台用工模式推动企业用人模式从传统的招聘转变为灵活的“按需用工”,从而降低了永久雇佣带来的用工成本。企业借助信息丰富、匹配高效的互联网数字平台,实现灵活的人员管理和高效的资源整合,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进而增强企业经营活力和整体效能。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灵活性。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门槛,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工作形式上具备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灵活性,提升了从业者的工作自主选择权,并激发个人创造力和个体活力。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面临四大挑战

“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对当前法律制度、劳动保障、合规经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多重挑战。”杨杰表示,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在带来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正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新型平台用工模式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杨杰认为,当前劳动法律体系并未将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充分纳入,导致法律空白和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特点使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变得复杂,而我国现有劳动法律制度未对此作出明确判断,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无法明确等一系列后续问题。此外,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中平台、商家、从业者与政府各自应承担哪些责任,当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此作出清晰界定。

二是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亟待加强。一是由于大部分新型平台用工模式都采用了无底薪、按件计费的薪酬结构,导致从业者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于大多数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难以满足当前社会保险体系的参保条件,导致从业者社会保险权益难以保障。三是从业者缺少技能培训机会,难以建立起与现代服务业相匹配的职业素养。

三是新型平台用工模式给企业带来经营管理风险。杨杰表示,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使企业面临人力资源管理新挑战,原有针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再适用于这种非传统用工模式。同时,由于当前难以对新型平台用工模式进行有效监管,在平台经营过程中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和诉讼纠纷,会对平台合规经营带来隐患。此外,不论是对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还是平台企业来讲,还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

四是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潜在风险。一是对社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外卖配送平台对送餐时间有严格要求,加之相应的处罚制度,使从业者长时间处于紧张工作中,甚至有外卖骑手边骑车边使用手机“抢单”,导致工作过程中较易发生交通事故。二是从业者缺少职业发展空间,一旦脱离平台,重新就业也将面临较大困难。三是当前社会对从业者的总体认可度不高,还停留在过去打零工劳动者素质较低、生活窘迫等不良印象,阻碍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向多样化、技能化、高端化升级演进。

五点建议推进新型平台用工模式规范发展

为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下从业者劳动权益,促进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健康规范发展,使其在助推经济社会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杨杰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健全劳动立法,尽快将新型平台用工模式纳入法律体系。建议加快完善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对不适应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以修订调整。为从业者与平台企业的关系建立明确的法律认定标准,并为这种新型劳动关系建立一套全面的指标和专门的规则。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确保出现劳动纠纷时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判。

二是推进治理创新,应对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带来的社会治理新挑战。建议采用“督促平台自治+政府直接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清晰界定平台和政府各自权责。引导鼓励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督促平台利用数据资源优势,合理有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对平台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理。建立政企大数据协同治理平台,与平台进行合理程度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从事中事后角度对平台用工和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关注管控,对自我治理不力的平台企业进行敦促整改。

三是完善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灵活化保障制度维护从业者权益。从国家层面针对从业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出台指导意见,建立一套相应劳动原则和标准底线。加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险制度,研究探索灵活多样的社保模式和缴纳方式。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着眼于新型平台用工就业群体的差异化保障需求,定制化开发提供商业保险产品方案。

四是加强合规监管,推动新型用工平台规范运营。统筹好促进新业态发展和维护从业者权益两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平台企业用工规范监管,指导帮助平台企业规范用工行为、防范和化解矛盾争议,引导平台按照不同分类和层次,做好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劳动保障和合规体系的机制设计。加快出台相应指导意见,明确新型平台用工领域合规经营的底线和标准,规范新的产品业务和生产服务方式。推动平台用工信用体系建设,将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中的平台企业、从业者、商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五是关注个人发展,拓宽从业者未来职业发展空间。推动成立新型平台用工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职业技能和权益维护等培训。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培养从业者在知识、技能、创新等方面的素质素养,提升劳动力价值和就业适应性。引导推动社会观念转变,提高对于新型平台用工从业者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大力推动知识技能型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发展。

02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副总经理赵大春《推动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北斗系统是国家着眼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时空基础设施,通过5G与北斗技术融合,实现万物互联和精准协同,向社会提供高可靠的时空信息服务。我国全面实施北斗发展和新基建战略,已建成目前全球最大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为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副总经理赵大春从多个方面提出建议,加大5G+北斗高精度定位在自动驾驶、智慧港航、智慧民航、无人机、测量测绘、防灾减灾、共享出行及大众消费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5G+北斗有力支撑社会数字化转型

2020年,北斗系统实现全球组网,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等服务,全球定位精度可达到五至十米,授时精度可达到十到二十纳秒。赵大春表示,“5G+北斗”将成为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指出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5G建设,实施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5G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技术特性,北斗系统具有导航、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等能力。5G与北斗的融合可以实现天地一体、通导一体,促进万物智联与精准协同,将成为新基建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实现升级改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赵大春介绍,通过建设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利用5G等移动通信网络可向北斗基准站网覆盖区内的用户提供动态亚米级、厘米级和静态毫米级高精度定位服务。在传统领域,5G+北斗高精度定位可用于工程建设、测量测绘、环境监测、码头装卸、机场调度等领域;在新兴领域,自动驾驶、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精准农业、无人机、手机高精度定位等北斗融合创新应用发展迅速。5G与北斗融合的高精度定位基础设施将有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5G+北斗高精度定位取得积极进展

赵大春表示,目前我国5G+北斗高精度定位在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应用、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是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我国全面实施北斗发展战略和新基建战略,积极开展5G基站和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建设。截至2020年12月,三家运营商已在全国建设开通5G基站超过71万个,为全国所有地级市和部分重点县城提供5G服务。国内若干单位都已经启动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建设工作,其中,中国移动依托现有5G基站站址,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超过四千座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可面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广大区域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

二是融合应用场景稳步拓展,应用示范效果初显。5G+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其他技术相配合,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在监测检测、自动驾驶、测量测绘、智慧港航等场景中得到应用。中远海运、上汽集团、东风集团等在全国范围积极打造了多个高精定位应用示范。如在上海,打造了东海大桥洋山港智能集卡编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5G+自动驾驶重卡商业化落地;在湖北武汉,打造了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智能网联示范项目,示范区面积21平方公里,5G智慧道路26公里;在江苏苏州,打造了高铁新城5G+智慧路口,实现了国内基于5G无线空口的车路协同多业务验证;在广西南宁,打造了全国首个边坡检测领域的5G+北斗精准定位融合应用项目等。

三是产业链广泛协同,行业生态初步建立。5G+北斗融合应用正在进入千行百业,包括交通运输、测量测绘、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农业生产等领域,服务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印发相关指导意见,提出持续推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在交通行业的深度应用,引导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在国资委指导下,中央企业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央企业北斗产业协同发展平台,设立“北斗融合创新”专委会,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共同促进5G+北斗高精度定位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创新发展,共同推进北斗应用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进程。

力推北斗与5G产业深度融合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赵大春坦承,5G+北斗高精度定位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基础设施资源尚未融合共享,缺乏相应行业标准以及配套发展政策,产业链尚未完善等。为更好地推动规模化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他提出三方面建议。

首先,加强5G+北斗高精度定位国家顶层设计,建强基础设施。一是完善以5G和北斗为核心的国家综合时空基础设施规划,将5G+北斗高精度定位纳入国家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形成通导一体、统一衔接的国家综合时空基础设施规划体系。二是立足于5G和北斗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基本国情,建立政府部门间、军队地方间的工作协同机制,出台全国层面的5G+北斗基础设施建设、共享和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三是对现有5G+北斗基础设施进行资源整合和统一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建设运营单位的资质要求及审核管理,保障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建立完善的5G+北斗标准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强化我国在国际上的领先优势。

其次,加快5G+北斗高精度定位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制定,促进产业发展。一是将5G+北斗高精度定位融合应用纳入交通、能源、工业、农业等重点行业规划,印发5G+北斗高精度定位工作指导意见,实现科学布局。二是建议加快5G+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行业关键标准规范制定,促进行业管理制度完善,为5G+北斗高精度定位应用规模化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出台系列化扶持政策及配套支持,推动产业链加快推出支持北斗三号的高精度定位芯片、模组和终端产品,满足行业推广需要。

最后,引导龙头企业打造5G+北斗高精度定位示范标杆,加快应用推广。一是建议在国家、地方多层级设立5G+北斗高精度定位重点示范专项,鼓励智慧高速、自动驾驶、智慧港航、智慧民航、无人机、测量测绘、防灾减灾、共享出行及大众消费等领域行业龙头企业参与,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规模应用。二是建议由政府牵头,推动各方深入研究5G+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商业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策略,推动智能手机等民生领域终端支持高精度定位和高精度地图,加快5G+北斗高精度定位进入大众消费和民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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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郑杰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议案以及加快推进“5G+北斗”融合发展、推进量子通信实用化、加快5G智慧医疗体系建设、加快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网络慈善”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等建议

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我们要积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主力军的作用。

一是筑牢“新基建”根基,夯实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底座。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解决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技术“卡脖子”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科技“分岔”策略,我国面临技术标准与产业生态被孤立的风险,要尽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掌控能力。鉴于浙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现实基础好、发展潜力大、配套环境优,建议国家优先支持浙江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提升相关技术的成熟度,5G技术标准仍在迭代升级中,R16去年7月刚冻结、还未商用,R17预计2022年6月冻结;工业互联网跨协议互通、跨系统互操作、标识解析等关键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中心预制化、液冷等新技术有待验证完善;第三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可解释性差、数据依赖性强。加强新基建统筹规划与建设,打造形态融合、架构开放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集群。

二是加快“新动能”培育,打造数字变革的创新引擎。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当前区域产业选择趋同、中低端产业占比过大等问题。加强融合应用配套支撑产业的培育。提升基础数字技术平台、工具的应用水平,繁荣数字生态。健全数字变革的应用支撑体系,加快网络身份证、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推广;同时,尽快解决数字孪生推进方向不清、应用深度不足;高精度定位服务鲁棒性不高、服务模式不佳等问题。

三是打造“新安全”屏障,建设可信可靠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力度,提升信息通信产业全链条的内生安全能力。解决数字平台数据滥用、隐私泄露问题。细化明确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安全保障政策标准。针对能源、电力、交通等重要行业安全,加强分类指导下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指引。

同时,郑杰代表还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要加速“新要素”运用,完善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加强技术科技成果产权激励、转化与共享保障。深化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保障数据流通过程中的隐私安全。完善要素市场配置范围和运行机制。

二是要构建“新治理”体系,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制度供给和保障。加快重点领域的关键立法。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三驾马车”中,《网络安全法》已实施落地,还有两项也就是《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包括重要配套制度需要加紧出台;《科学技术进步法》及相关激励政策也要尽快修订完善。健全“软法与硬法并重”的协同治理约束机制,加强新基建发展的财税金融扶持、数据要素的融合应用等软法引导。深化新基建市场准入、人工智能深度应用、数字平台反垄断等市场监管体制建设,构建多元协同、责权利清晰、激励相容的监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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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魏明《关于加快发展智慧农业的建议》

建议政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选择基础较好的农业产业园区,开展智慧农业全产业链创新,打造示范园区,以点带面规模推广。“借助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感知、精准管理和智能控制,提高农业生产的精细化、高效化及可持续发展。”

在梅州市大埔县,广东移动与当地政府合作建设5G+农业大数据平台,能够实时分析分享种植园的地力、肥力、土壤干湿度、果树不同生产时期的信息,为农产品的“种、管、采、卖”提供全方位支撑。在阳江市阳西县,鸡乸 村罗非鱼数字产业园通过物联网技术全程监测水体温度、水质EC值、水质溶氧量等几种与罗非鱼生长息息相关的水质环境数据,打破了传统渔业依靠个人经验判断的管理方式。

在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方面,信息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广东移动搭建了“5G数字农业云店”平台,帮助农业生产企业及农户解决特色农产品推广难、销售难的问题,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产品跟踪和溯源,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度。基于该平台,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上线了“云上连山”,把一个真实的连山搬上了云平台。

“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安全感才有获得感幸福感。”据魏明代表介绍,广东移动响应“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号召,基于自身网络覆盖优势,整合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了“平安乡村”视频云平台,推出了远程监控、智能侦测、双向对讲、云广播等一系列信息化服务,满足各地村委以及群众的安防需求。

汕头市澄海区盛产狮头鹅,养殖户众多。“平安乡村”服务进驻后,为维护村级治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养殖户打开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鹅场的实时监控视频,盗窃事件少了,村民外出也安心了。据介绍,广东移动已与各地6300多个行政村开展了“平安乡村”信息化服务合作,“移动看家”服务村民40多万户。

魏明代表表示,发展智慧农业、打造平安乡村,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必备条件。广东移动将持续完善农村地区的光网覆盖,在行政村“村村通光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然村的覆盖深度,为乡村信息化应用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还透露,随着700MHz 5G网络的推进,5G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将显著增强,今年部分农村地区的群众也将实现在家用上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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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总经理朗奎平《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三次拉动作用,加快数据资产全场景应用》

当前,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呈现加速态势,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经济的第一次拉动;新型基础设施为智能科技赋能,是第二次拉动;智能科技为优势产业赋能,是第三次拉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总经理郎奎平表示,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是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必然产物,既是促进三次拉动的关键生产要素,也是重要的生产力,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愈加明显。

在完善社会全量数据管理机制,强化数据资源融通共享方面,郎奎平建议利用国家顶级域名节点及全国互联网根镜像节点之间的互联互通,持续丰富基础数据资源;发挥5G网络高带宽、低时延优势,利用边缘计算、物联传感等技术提升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立足国家数据安全,依托央企既有超大型数据中心优势,增强数据存储、清洗、关键信息获取和数据价值挖掘能力。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推进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资源归集、整合与共享,形成多方协同共治格局。引导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通用标准,提升数据标准化水平,打造标准化的行业数据库,助力数据资源高效利用。

在加快构建“三横N纵”数据交易体系,发挥数据资产价值方面,郎奎平建议加快构建横向国家、省、市三级,纵向涵盖政务、民生、金融、交通、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互联互通“三横N纵”数据交易体系,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内生动力,提升社会全量数据资源使用价值。以数据的高效流通和场景应用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创新发展和产业赋能,初期聚焦重点行业实施数据交易应用试点,以点带面推动数据资源全场景应用和数据价值变现。依托央企在数据中心、云平台、服务安全可控、知识产权自主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应用数据交易平台,承载丰富的数据应用场景,加速数据资源向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的高效转化。通过“星火 链网”骨干节点促进数据和资产上链,鼓励企业“上云、上标、上链”,在建立交互与信任体系的基础上,可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形成供应链金融体系新模式。利用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提升风险预测能力,针对疫情防治、减灾防灾等公共安全领域建立风险大数据库,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在推进数据应用立法进程,助力数据交易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方面,郎奎平建议加快数据交易领域立法,制定数据交易规则、产权关系,以及数据脱敏、使用等相关市场化规则和标准,利用区块链技术促进数据资产的有效配置,营造良好的数据流通和交易环境。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监管作用,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支持各行业合理利用数据资产。从技术层面加强数据安全防护,完善等级保护、电子认证、安全监测、应急处置等制度标准,提升数据交易安全等级和安全保障能力。建成社会广泛应用的,集约、高效、安全、可控、开放、共享的数据交易体系,促进“双循环”,激发数字经济新活力。

06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总经理范秉衡《加快数字长江建设 提升航运安全》和加快5G+工业互联网应用、缩小数字鸿沟助力乡村振兴、推广“智慧司法-法治乡村(社区)”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及加速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助力产业数字化等五个建议

加快数字长江建设 提升航运安全

长江是我国水上交通最繁忙的航道,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的主骨架。现代化的长江航道需要科技创新,智慧引领。

目前,长江航道正在实施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信息化技术革命。长江航道管理服务方式正在由传统人工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实现了“远程看、精细管、走着用”。

范秉衡表示,进一步加快数字长江建设,对航运安全、效益提升以及对我国其他内河建设,将起到引领和启示作用。

范秉衡介绍,为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发挥长江航道在长江水运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服务性作用,近年来数字长江建设不断推进,成效初显,并涌现了大量应用实践。

“在数字长江航道建设方面,目前,我们与长航宜昌海事局联合打造智慧海事样板项目,在宜昌段270公里,开展了基于5G+北斗高精度定位、视频监控的试点工程,有效解决了传统模式下的通信干扰、高延时等海事监管单位的难点、痛点。”范秉衡举例说。

数字长江建设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长江干线通航水域长度达2800公里,跨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建设程度不一,网络未完全覆盖的区域,不可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分段实施也会带来技术标准差异,对不同系统间数据互享、信息互通、服务互联造成影响。此外,数字长江示范应用推广不足,技术水平亟待提高,难以支撑现代航运管理。

范秉衡建议,加快推进新基建的部署及落地。由航运、水利等部门联合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协同,联合长江沿线各省市政府部门,以及信息服务商、设备供应商、系统厂家等多单位,建立纵向有分工、横向有协同的工作机制。打破多部门、多平台、多系统的壁垒,建立联合建设体,实现一点建设,整个长江都能复用的共建共享信息化平台,从而减少资源重复投入。

范秉衡建议,推动数字长江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整合数字长江概念,围绕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产业转型等发展重点,深化5G、北斗高精度定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长江经济带的应用推广。

范秉衡还提出,在长江沿线选择有条件、有代表性的航段,开展数字长江应用示范区建设。“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水运四通八达,水文条件得天独厚,测试场景丰富多样,同时港航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资源众多,作为数字长江应用示范区具备良好的地利条件、人和优势。”范秉衡建议,通过加大政策及资金支持力度,整合相关企业和单位资源,在长江湖北段建立应用示范区,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长江航道管理和业务的深度融合,实现数智化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加快5G+工业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态势良好,产业界积极探索“5G+工业互联网”,有力提升了产业融合创新水平,有力加快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截至2020年12月底,行业应用的基站数量超过3.2万个,“5G+工业互联网”覆盖的行业领域日趋广泛,叠加倍增效应正在显现。

范秉衡表示,当前工业互联网已逐步走向务实深耕阶段。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初步形成,形成了一批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了大量有益实践探索。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也正式确立,5G+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发展不断升级。

虽说我国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目前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范秉衡指出,主要有五方面的短板问题,一是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化推广难度大。二是设计标准、生产标准、使用标准等尚不完善,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三是高价值的应用场景不突出。四是产业链间横向配合,跨链互补性不够。五是高端复合型人才不足

针对这些短板问题,范秉衡提出五方面建议:

一是加快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在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一是促进平台间互补合作,通过完善标准体系、接口技术、商业模式,打造多层次系统化平台体系,提升供给能力。在国家层面,建立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部际协调机制,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合力,完善政策体系和推进措施,促进面向垂直行业和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多平台上融合应用。二是深入探索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场景,真正为企业带来价值、创造收益并提升竞争力。

二是加强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广一批平台解决方案和典型应用。一是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围绕“平台+5G”“平台+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趋势,择优遴选一批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新发展一批重点行业、区域平台。二是完善平台发展指数评价框架,强化平台应用的价值导向,释放平台赋能数字经济效益。三是持续推进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中心建设,整合地方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资源与行业需求,搭建面向平台解决方案供需对接、成果推广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平台赋能产业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是加快构建覆盖国家、地方、企业的三级安全技术防控体系。一是完善工业数据安全规范,研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级分类、工业APP管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评价等关键标准,围绕平台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共享等各环节,明确差异化安全机制和策略。二是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立中央、地方、行业企业多层次数据管理机制,打破数据孤岛和基础设施捆绑。三是强化平台安全监测预警能力,搭建国家、地方、企业多级协同联动的态势感知网络,实现对重要和关键平台接入设备、控制系统、运行数据风险的实时监测。

四是完善工业互联网人才顶层设计,推动工业互联网人才标准体系建设。加大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培养工业互联网领域设计和制造中高端人才,加大引进工业互联网高端人才的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优化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充分发挥人才积极性、主动性。

五是加大工业互联网应用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强化资金分类运用。加大龙头企业集成创新,同时兼顾中小企业应用普及。一是建立优质创新企业动态目录清单,给与更大力度减税降费优惠,对技术性强、需求高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使用补贴等。降低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成本,引导企业提高技术研发创新水平。二是推动建立工业互联网生态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以资本力量推广信息技术业与其他行业在人才、技术、产品等多方面的跨界融合,加强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在应用场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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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总经理陈力《加快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建议

“据测算,5G带动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0万亿元以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力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提案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加速发展的催化剂,5G作为新基建的领头羊,在稳投资、稳增长、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虽然长三角地区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是与当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及国家战略要求相比,尚存在进一步改进提升和完善的空间。

陈力表示,长三角“新基建”投资建设统筹规划不足、共建共享水平有待提升、产业融合体系有待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问题依旧严峻等问题。

他解释称,新基建项目存在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客观问题,导致新基建项目投融资困境凸显。同时,“新基建”的建设对象、投资主体、商业模式等方面尚不明确,也使得政府、企业、银行等主要机构对是否进入新基建领域,仍处于观望状态。

在商业模式方面,受5G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影响,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应用5G的积极性也并不高;在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方面,行业对5G的需求也千差万别,5G与行业的深度融合过程难度大、周期长。

针对上述问题,陈力建议,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支持和鼓励各建设主体之间建立战略合作,破解投资难题,实现设施和网络共建共享,降低建设成本,缩短建设周期。

在数据管理方面,建议建立长三角领域信息资源共建工作机制,协调好部门关系,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同时,建立长三角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机制,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明确各类信息资源开放程度,加紧研究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分类标准。

“要加快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需通过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解决新基建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陈力表示,

他建议,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民营企业以参股投资、开放准入等方式参与新基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建立长三角新基建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区域性重大新基建的建设,形成以市场主体为支撑、以政府部门为保障的建设主体新框架。

同时,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新基建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支持;在税收方面,探索建立区域互利共赢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良好环境。

为促进长三角“新基建”产业深度融合,陈力还建议,要发挥长三角大数据核心技术等优势,筹划长三角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等应用融合创新,推动长三角数字化、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同时推进长三角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自上而下的全社会数据资源有效流动,助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培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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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河南公司总经理杨剑宇《全面深入实施“5G+”计划 推动5G和经济、社会、民生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复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新动能。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四五”规划布局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新基建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方面的强大动力,赋能传统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断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作为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肩负着加快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的社会责任,具体来说,就是打造好5G精品网络,加快5G垂直行业方面的拓展,为企业、社会带来显著效益。

河南省是拥有一亿人的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业升级对信息化的需求极为迫切。

近年来,河南移动持续提升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完成了超过2万家企业上云,大幅降低了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部署了覆盖50多类工业行业的App,提供了5G+机器视觉、5G+AR/VR远程维修、5G+无人驾驶、5G+远程驾驶等一系列场景化服务能力,有力支撑了河南工业智能化、绿色化、企业技术“三大改造”。

加快5G垂直行业拓展,打造了5个全国龙头示范项目和118个省级特色项目,“5G+智慧矿山”“5G+智慧医疗”“5G+无人驾驶”等一批项目投入使用。河南移动联合焦煤集团等打造的河南首家商用5G绿色无人矿山,实现了无人运输车的5G自动驾驶、挖掘机实时画面回传、信控中心远程实时操控等环节数据的互联互通,每年可为企业节约人工成本1500万元、增加整体效益4800万元、人员减少60%以上,为助力传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板。

郑州郑东新区“5G+智能网联公交”投入商用,开启了智慧交通新纪元,有望为河南快速培育一个千亿级新产业。“智慧工厂”“智慧博物馆”“智能电网”等均是5G行业拓展的典范。

5G不仅是运营商的5G,更是千行百业的5G。我们要加快5G能力体系建设,搭建“专网+人才+生态+平台+终端”的5G能力体系,全力推动5G和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为5G技术与垂直行业的深度适配和广泛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全面深入实施“5G+”计划,推动5G和经济社会民生深度融合,催生更多信息服务新场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引领需求、创造需求,推动5G加快融入百业、服务大众。

目前,5G已渗透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运营商,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5G综合服务能力,让更多中原人民用上5G,用好5G。尤其是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特殊群体,针对性推出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优化举措,切实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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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肇庆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广河《加快社会治理跨部门数据汇集共享》、《遏制网络诽谤犯罪》、《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和规范管理》、《对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等建议。

“‘信息化、智能化’的关键在于对大数据的使用,只有利用大数据分析,才能实现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有效整合,实现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和政务协同,让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服务效能提升。”

经过调研,刘广河发现,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基础数据资源共享滞后于跨部门数据交换,大数据应用以基础数据资源查询和可视化展现为主,较少进行关联应用和深度挖掘,在应用过程中存在数据横向共享未能充分打通等多方面问题。“像公检法‘两法衔接’平台已建立,但信息共享却未能落实,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信息渠道不畅。”

刘广河说,有些地方及单位信息化建设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技术路径也各不相同,制约了跨单位的业务协同、应用整合。各地各单位拥有着大量政务数据资源,但由于管理分散、口径众多、数出多门、自成体系、标准不一,共享程度较差,一般限于本单位使用。

刘广河建议,首先要破除数据共享壁垒,成立国家层面的专职机构或工作小组,加快建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平台。其次,要提升数据共享质量,建立比较规范的数据治理体系,实现数据采集标准、统一,加强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保护。第三,要强化数据应用能力,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人才积极聚集到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打造一批标准化、可复制、全国性的典型治理应用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