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府志》总纂邹汉勋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届不惑的湖南“廪膳生”（优等秀才）邹汉勋应时任贵州巡抚贺长龄的推荐，到贵州先后主纂或参纂《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方志名家”。

道光十六年（1836），贺长龄甫任贵州巡抚，即倡议、督令全省各府、道、县编修方志：“《贵州通志》修于乾隆年间，而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殊为缺典，守土者病之。”（贺长龄《贵阳府志·序》）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江西泰和人周作楫甫任贵阳知府，贺长龄“即以府志见委”：“黔中受国朝恩泽二百余年，前此仅有《通志》。近日山川秀发，人文蔚起，贵阳为通省领袖，志乘缺如，此守土者之责也，尔其修之！”（周作楫《贵阳府志·序》）周作楫致信已成功主纂《遵义府志》的“西南大儒”郑珍，邀其到省垣修志，郑珍有事婉拒。他只得撰请好友、前任江西新城知县、曾纂修过《思南府续志》《松桃厅志》的萧琯担任主笔，“阅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出处同上）。因萧琯辑录的史料“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出处同上），周作楫等便“与贺中丞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参互考订”（出处同上）。

贺长龄之所以要向周作楫推荐邹汉勋，缘于亦师亦友的了解和信赖。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出身湖南新化文化世家。“兄弟六人，少秉庭训，皆以才称，而先生为最。”（李元度《邹叔绩先生事略》）他从小好学，天资聪敏，孩提时常随父兄学习舆地，聚灰画《禹贡》山川图形，“乡居苦书少，辄诣郡学借观，手录口诵，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本传》）。16岁，邹汉勋便协助长兄邹汉纪编著《春秋左氏地图说》《博物随抄》；18岁，邹汉勋即着手编著《六国春秋》。20岁以后，他精研汉学，“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日对一编，不与世俗接，亦少朋侪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左宗棠《邹叔子遗书·序》）。道光十九年（1839），邹汉勋应其恩师、“楚南文献第一人”邓显鹤邀约，参与校刊《船山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按语”，使王夫之的经世致用绝学得以薪火相传显扬于世，自己也一举成名。邹汉勋在舆地、经史、音韵、方志、典籍校勘等方面造诣精深，时论湖南学者，船山（王夫之）之后，并推邹、魏——“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风流文采 ，倾动一时。早年游学时期，邹汉勋曾受知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身为湘中士人精神领袖的贺长龄，格外推重像邹汉勋、魏源这样经世致用、志同道合的博学鸿儒。

大约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秋，邹汉勋由长子邹世繇陪伴到达贵阳，即对萧琯历时三年编成的《贵阳府志》初稿“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以辟异说”（周作楫《贵阳府志·序》），另撰《循吏传》《贵阳耆旧传叙》《贵阳文艺传叙》《贵阳分星说》《贵阳沿革》《贵阳疆里记叙》《贵阳山水图记叙》等卷目，究心贵州舆地沿革，不仅解读旧有文献而且注重实地踏勘，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贵阳府志》的主纂，其“条分缕析，体大思精”、贵阳政学两界“咸以为有典有则，不懈而及于古”（出处同上）的编纂硕果，赢得一致好评。邹汉勋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此后贵州各府修志“总纂”或“协纂”的不二人选。

“又闻邹叔绩茂才修《贵阳府志》已成书矣，乃于丁未冬招延至署，取旧志抄本及余历年所采录者，分类编纂，逾年而就，共得六十卷，次第校刊。”（黄宅中《大定府志·跋》）道光丁未年（1847）冬天，时任大定府知府黄宅中，又“招延”邹汉勋主修《大定府志》。原籍山西河曲的黄宅中，平生以贺长龄及门弟子自居自豪——嘉庆二十五年（1820）黄宅中考取举人时，贺长龄已任山西学政四年，“宅中及门受学，受知最深，公居心行事，亦颇悉其梗概……”（《大定府志·惠人志八》）“长龄之左迁赴豫也，过黔，其门下生黄宅中守大定，谒于界上……”（出处同上）。而邹汉勋和黄宅中，此前已经有过一段愉快合作：道光二十五年（1845），邹汉勋曾与“湘学复兴导师”（梁启超赞语）邓显鹤一起，接受时任宝庆知府黄宅中的聘请，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功编纂《宝庆府志》共143卷，后来该府志被《续修四库全书补要》列为名志。

还在为黄宅中纂修《宝庆府志》时，邹汉勋就通过《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一文，针对旧志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了比较完备的修志指导理念：（一）地理不能漫无统记，应当遵循《禹贡》《汉书》体例：凡府、州、县、乡里、村落，记其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渠堰、驿道、市集、寺观，注其位置和距治所里至；山川详其脉络、流向和流域。（二）应把记载民生利弊作为志书的主要内容，“凡有关于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具备”。（三）效法《魏书·官氏志》《华阳国志》《蜀中民族谱》，注重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详记“巨室仕族”。（四）选取艺文，当遵《汉书·艺文志》之法，著其书目；反对滥采诗文，主张仅录序跋，略作解题。（五）记载人物，主张“贤达以事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谊、孝友、忠贞以事实为断”，不可专事浮文而缺乏实际内容。（六）科举、荫袭应详注仕宦履历。

各种机缘的促成，让邹汉勋的这些理念在贵州得以进一步付诸实践并最终开花结果：道光二十五年（1845），助周作楫首修《贵阳府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应黄宅中之聘主修《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应常恩之聘总修《安顺府志》；道光三十年（1850），应张锳（张之洞之父）之聘参修《兴义府志》。四部志书共计266卷，皆体例精审、内容详实、叙事明晰、文字精炼、图表精密，被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誉为清代全国“经名儒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府志优秀之作，邹汉勋也因之成为实至名归的“西南方志名家”。

道光十七年（1837）秋天，31岁的郑珍从遵义赴省城贵阳应试，揭榜高中举人，而此届贵州乡试的“监临”（监考官）就是刚任贵州巡抚一年多的贺长龄。贺长龄非常赏识郑珍的文才，特意纳其为门生，并赠送阮元汉学专著一部，以资鼓励。经郑珍援引，莫友芝得识贺长龄。贺氏亦十分赏识莫友芝，将他介绍给自己特别赏识的湖南同乡邹汉勋——两人认识并订交时，邹汉勋31岁，莫友芝26岁。1845年邹汉勋应荐到贵阳编纂府志，首先得读郑珍、莫友芝所纂《遵义府志》，衷心敬佩两位好友的才华和学识，主动写信交流资料，商讨相关问题。莫友芝两次经过贵阳，都去志局拜望邹汉勋，“快语涛头倾不断”，从早到晚亲密交谈，不仅将作《岁宴行赠邹叔绩汉勋秀才于贵阳城》等诗记述其事，还将父亲莫与俦的《牂牁考》《庄蹻考》《汉且兰县故地考》等送邹汉勋及时采录收入《贵阳府志·余编》。郑珍的《巢经巢诗集》中，有《八月贵阳寄新化邹叔绩汉勋兴义四首》，文集中有《与邹叔绩汉勋书》，商榷汝、汉、淮、泗诸江的流注问题。两人推心置腹、各抒己见、互相尊重，毫无文人相轻陋习。

在贵阳、在大方、在安顺、在兴义，邹汉勋都与当地名宦、名儒亲密合作，为修志殚精竭虑。“延江西畔鸭池边，风景依稀是蜀天。约法经仍诸葛旧，写诗人爱薛涛笺。南州冠冕朱提郡（郡境有晋朱提郡地也），鬼国封圻墨特川（今赫章县）。一自羁縻无纪载（郡地自唐后始为羁縻州，其先实内地也），千秋踪迹任沉湮。”（《初入大定作》）他是带着一种惋惜、打捞、拯救“沉湮”历史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来到大定的，在大定府一年有余，他与黄宅中、傅汝怀、谭文藻、颜卓之等亲密合作，孜孜矻矻编纂《大定府志》，最终硕果累累，不负众望也不辱使命。

“‘得树书屋’之东有地高爽，姚伯山（姚柬之，安徽桐城人，受业于族祖姚鼐，道光二年进士，著名文学家，曾任大定知府，是黄宅中的前任）太守策室其上，额曰‘悠然台’，盖开轩正对南山也。先生下榻于斯。”（《大定府志·文征九》黄宅中诗自注》）邹汉勋带着自己编纂《贵阳府志》的研究成果，从贵阳来到大定府，在大定（府治在今毕节市大方县）下榻前任太守姚柬之“开轩对南山”的“悠然台”“得树书屋”一年有余，终于成功纂辑《大定府志》。他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力图从篇目、资料、内容上体现志书的资治、存史价值。

在篇目安排上，《大定府志》既吸取了福建宁化县李元仲所撰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篇的特点，又采纳了《贵阳府志》首冠“宸章”、外置“文征”收录地方文献的长处，同时借鉴了《遵义府志》列“旧志叙录卷”于志尾的新创，结合当时大定府的实际情况，将全志划分为冠篇、内篇、外篇三部分，并在内篇中置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志，在志下列卷、卷下设目，记载府辖六属（大定、黔西州、平远州、毕节县、威宁州、水城厅）诸事。全书首置林则徐《序》、乔用迁《序》、翁同书《序》、黄宅中“凡例”及“修纂衔名”，正文分冠篇、内篇、外篇三大部分，冠篇含“《宸章》一卷、《典礼》九卷”，内篇含“《疆土志》八卷、《治地志》三卷、《惠人志》十卷、《俊民志》七卷、《经政志》六卷、《旧事志》六卷”，外篇含《文征》九卷、《旧志叙录》一卷，末置黄宅中跋语一篇。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记载了从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共2126年的历史，保存了府辖六属不少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民族资料、地理风俗资料，是研究毕节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古代重大军事活动等的珍贵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方志大词典》称其“搜罗广泛，取材宏富，考订精核，叙述谨严，其中尤以记载彝族和水西土司的资料为珍贵”。

在《大定府志·文征三·辩第九》中，邹汉勋还留下了署名文章《鬼方辩》，引《易》《汉书·匡衡传》《后汉书·西羌传》《竹书纪年》《唐书·南蛮传》《宋史·黎州诸蛮传》《八方顺元宣慰司题名记》《禹贡》等书相关记载及名家注解，得出“鬼方，元明之儒多以为即罗氏鬼国，然古无是说也”“考西南夷以鬼为名，亦起于唐时”“罗氏鬼国之为古鬼方说，自元人起，古无有也”“鬼方之说当以先零羌为定，今之青海二十九旗即其地。乌蛮之地，于《禹贡》为梁州黑水东北之境……非鬼方也”的明确结论。在《红崖碑释文》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关于“鬼方即羌”“今青海藏地格木及滇蜀之西微，皆商之鬼方”的论点，以及“殷伐鬼方，自荆楚深入黔滇”的推论，具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罗施本自烟岚窟，月色从来夜不多。

到此四时都阅历，如斯三五莫蹉跎。

檐牙露冷犹偕坐，屋角风微且咏歌。

不信积阴曾几日，还留清荫上藤萝。

除这首《中秋月下同解逸斋少府（名道俊）夜坐悠然台》外，邹汉勋还在《大定府志·文征九》里留下了《初入大定作》《水西愍安宣慰胜祖》《内庄吊王少司马三善》《杨家湾吊鲁少保左都督钦》《平夷怀傅巴郡宝》5首七律并自加多条详注。品读这些诗作，邹汉勋在大定修志期间，通过实地考察绘制各地舆图，凭吊过东汉傅宝、明末忠臣烈士王三善和鲁钦、清初朝廷所授乌撒土知府世袭贵州宣慰使安胜祖等相关遗迹，行色匆匆却也不乏文人雅士中秋赏月的闲情逸致……邹汉勋遗留下来的诗作甚少，《大定府志·文征九》里保存下来的这六首七律，相当珍贵！

“邹君名汉勋，湖南新化县人，博学多闻，大定志甫脱稿，张春潭太守又属（嘱）修《兴义府志》……”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邹汉勋将往兴义助张锳纂修府志（实际上是先去安顺），黄宅中特作七律一首饯别：

欲歌维絷愧迂疏，风雨编摩阅岁除。

䰀鬌云山双塔外，丛残卷帙一灯余。

文章概洗蛮荒陋，考镜新资郡国书。

留得悠然台畔月，清辉常照夜窗虚。

自谦“迂疏”的黄宅中依依不舍地为“博学多闻”的邹汉勋送行，他由衷敬佩邹氏“文章概洗蛮荒陋，考镜新资郡国书”的文章学问，由衷感激邹氏在大定府一年多“风雨编摩阅岁除”“丛残卷帙一灯余”的辛勤付出。邹汉勋与黄宅中郑重约定，秋天回大定府订稿并将府志付梓，临别时不仅回赠所作诗歌，还印刻自己亲手绘制的大定府治地图20幅馈赠：“湖南邹汉勋在署纂修府志，稿成十之八九，约秋归付梓。临别，印刻全郡地图二十纸置于行箧，且作诗赠行。”（黄宅中七律《初发郡城》诗句自注）邹汉勋所赠地图，为此后黄宅中巡视府治各州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让他由衷感念：“……世路平行无险阻，舆图历指倍分明。裁诗郑重邹枚（汉邹衍、枚乘，两人皆以才辩著名当时，此处代指邹汉勋）笔，约我秋归订稿成。”

“晓发新屯铺（今撒拉溪镇新屯村），黄昏止驿亭。夜深人独坐，灯下阅图经。”这是黄宅中巡视今赫章县（时属威宁州管辖）白果街道七家湾时留下的五言绝句《从新屯铺到七家湾》，他在夜深人静时独坐七家湾驿亭灯下批阅的“图经”，很可能就是邹汉勋所赠地图。

“大方僻陋在夷，土风荒略，征文考献，草创维艰。昨日，邹君叔绩过境，乃知志稿已成，行即付梓。名贤典郡，俾是邦山川人物借以生辉，洵不朽之盛规，百代之师范也。”（《大定府志·文征三》黔西张琚《论修郡志书》）。《大定府志》成书于1849年，初刊于1850年，时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云贵总督林则徐，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贵州巡抚乔用迁，翰林院编修、提督贵州学政翁同书，都曾为《大定府志》作序并“鉴定”。“此书出，而合郡风俗、政治犁然毕陈……后之官斯土者，如导行之有律梁，制器之有模范……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林则徐《大定府志序》）“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林则徐《致惺斋（黄宅中字）函》）他不仅认为该府志可以“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还将《大定府志》与近代各地志书相比较，认为该府志编纂勤、采辑博、选择当、综核精，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大概只有严如熤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三部，能够与之不相上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安顺知府常恩聘邹汉勋任《安顺府志》总纂，由郡人吴邦寅协助，次年即成书54卷。《安顺府志》搜罗宏富、统合古今，特别是地舆制图很有创造性：为避免疆界及山川河流诸方面出现差错，邹汉勋亲往各地踏勘；他博采其它舆图的长处，把经纬度画成方格，分出三十四向，用红色印板套印，看起来清新醒目；凡城郭、塘汛、铺、疆界、水道、桥梁、山脉、道路、村寨等，都各有标号……咸丰元年（1851），《安顺府志》付梓成书。

道光三十年（1850），邹汉勋应张之洞父亲、兴义知府张锳之聘，总纂《兴义府志》。张锳捧出自己“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心血之作，“出稿相质，商榷经年，易稿者再（两次）”，于咸丰四年（1854）成书74卷。邹汉勋总结多年修志经验，又参考《广西通志》等志书的优长，在编纂《兴义府志》时又有了创新，熔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为一炉，成为黔中修志者对全国方志学的一大贡献。《兴义府志》的舆图也颇有新意：凡采用旧图者，用墨书；经考证与今不同者，用朱书；又用五色绘制新图……

“新化邹氏，本良史才，酌定体例，足称谨严。”（民国年间任可澄等《续修安顺府志计划书》）邹汉勋不仅是当时海内名儒，而且有很高的史德修养。他主纂或参纂的《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与“西南大儒”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合称贵州“五府名志”。“五府名志”全都内容详实、体例整齐，让贵州的历史沿革有据可依，为贵州找到了历史观念的认同，为贵州后来的历史、文化溯源提供参考，代表了同一时代方志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邹汉勋本人也以此自慰，在《再致左季高（宗棠）孝廉书》中写道：“私心所注，谓西南诸郡再被声教以来，仅五百余季。魏晋之遗迹，唐宋之羁縻，虽州郡之名不绝于史，而沿革之说漫道于今。是以发愤考核，不辞劳瘁。黔省大概已得其要领，滇省尚仿佛耳。他日东归，必有成书奉质，此则私心之所自慰者也。”

咸丰元年（1851），邹汉勋辞去自己几易其稿的《兴义府志》的编纂工作，离开贵州前致书莫友芝深情告别，莫友芝写长诗相赠，盛赞邹汉勋是“真豪才”：“文书一扫尽百纸，烂嚼六艺驱三才。我行万里半天下，所值胜流无子才。”邹汉勋回湖南参加乡试，得中辛亥（1851）科举人。

咸丰二年（1852），邹汉勋应礼部试考进士不第，归途访挚友魏源于高邮，为其所著《书古微》参订《尧典释天》，并为其绘制《唐虞天象》《璇玑内外》《玉衡三建》诸图。咸丰三年（1853）三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时任高邮州知州的魏源以邹汉勋无守土之责，为免遭不测促其回乡，并将其所著《辽史稿》未定稿托邹汉勋带回家乡珍藏。邹汉勋抄小路抵达长沙，闻胞弟邹汉章随江忠源被困于江西南昌，遂与江忠源之弟江忠淑率所募楚勇赴南昌解危。“邹叔绩宏博渊懿，人所共推，而才识之远大，胆气之充裕，尤为今世所希（稀）睹。近与忠源同往，获益良多。”（江忠源《答曾涤生侍郎师书》）受江忠源赏识，邹汉勋叙知县，随营参赞军务。同年秋，江忠源授安徽巡抚，他随至庐州（今合肥），升直隶州同知（副知府）。咸丰四年（1854）正月，太平军攻克庐州，邹汉勋被杀于水西门，尸骨未收，时年49岁。曾国藩、左宗棠饬其二子邹世繇、邹世琦葬其衣冠于新化首望山麓。

邹汉勋遇难后，咸丰皇帝赐挽联云：“叔绩已死，天下无能为矣；寡人虽生，国家有所拯乎？”曾国藩挽联云：“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与岷樵（江忠源字）同死，日月争光。”左宗棠曾撰《邹叔绩墓田记》存国史馆，高度评价邹汉勋：“读书好为深思，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湖湘外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得知邹汉勋噩耗，“西南大儒”郑珍作悼诗二首，中有句云：“子（汉勋）及湘中魏（源）与何（绍基），同称三杰殆无过。”

修史贵在得人！一省最高长官贺长龄唯才是举，周作楫、黄宅中、常恩、张锳等地方长官唯贤是聘争先恐后，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落第秀才（年届不惑尚未考取举人）邹汉勋“宏博渊懿”的良史之才最终“英雄有用武之地”，得以在贵州大地上谱写修史传奇……一百七八十年前，这个不重文凭重水平、不重功名重实绩、跨地域破格聘用外来专家学者的创举，还有邹汉勋那种为报知遇之恩的竭忠尽智、恪尽职守，对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各项事业不无启迪。（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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