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公司董事长、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在农历年前恢复国民党籍,并公开表态角逐国民党主席职位。由于赵少康不只是著名的媒体人,25年前他退出政坛之前,曾经是国民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被媒体誉为“政治金童”,所以他这个举动在台湾政坛“卷起千堆雪”,从2月1日后的一周,几乎所有政论节目的主题都围绕着这个话题。更劲爆的是,他在2月8日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将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希望促成台湾与大陆的两岸和平、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和解。
国民党自从韩国瑜在2020年惨败、紧接着又被罢免高雄市长的职务之后,党内士气低弥;相对的,民进党的陈其迈在高雄市长补选大胜,以及这一年多来的新冠疫情,民进党政府的处置相对得宜,民间支持度不断提升。强弱对照之下,民进党似乎是上升曲线,而国民党则是低档徘徊,2024年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梦想似乎看不到一丝曙光。值此之际,赵少康的加入,对国民党的支持者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时之间蓝营的支持者奔走相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赵少康会成为国民党的救世主吗?我的答案并不乐观,我要从个人的角度和客观的情势来分析。
一
个人观察
赵少康第一次踏入政坛时我就认识他。1981年他被国民党提名参选台北市第二选区(包括松山区、内湖区、南港区)的市议员,在参选前,他是一家外商公司的职员,所以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知名度的无名小卒;当年只有31岁的他,相对于国民党典型的候选人,“年轻”是他惟一的特点。我当时是一家报社的记者,除了同样是台大校友之外,我和赵少康先生素昧平生,但是我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帮他选举。我记得当时的理由是:“如果国民党的年轻人不能靠理念或理想争取选票,国民党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在那个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年代,只要获得国民党的提名,候选人即使是草包一个,也几乎是“当选”的保证。但是我已经意识到社会反国民党的力量逐渐茁壮,如果国民党的新一代只会“坐吃老本”,而不具有“开源”的能力,有一天一定会油灯枯竭。因此我自动请缨,希望能协助赵少康这样的年轻国民党员,让国民党的理念能够薪火相传。
陈水扁初入政坛的对手就是赵少康。
在那个年代,台湾的选举几乎没有“文宣战”,只有组织、动员,候选人不是印些名片、到处握手拜票,就是靠邻里组织或党的系统拉票。我既然希望赵少康能开创一些非国民党的票源,自然必须靠理念和理想的宣传,所以我完全以文宣的方式进行辅选。
市议员的选举是多席次的,同一个选区可以有多人当选。当时和赵少康同一个选区的候选人中,也有一位是第一次踏入政坛,那就是陈水扁。由于陈水扁担任过1979年“美丽岛事件”被告的辩护律师,所以在社会上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于是我的文宣策略是:把陈水扁当成惟一的竞争对手,利用文宣攻击陈水扁,藉此拉抬赵少康的知名度。这个策略果然奏效,那年的选举结果,在全台北市跨选区所有候选人中,陈水扁的得票数全市第一,而赵少康则是第二高票。
从那次选举,我对赵少康的观察是:具有创新的眼光,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除了选战,我们并没有太多时间交流,所以对他的了解不深。
赵少康与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1982年我留学美国,1988年回到台大哲学系任教,那时的赵少康担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台湾政坛已经是咤风云。我和他第二次交集是1988年国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年初,蒋经国先生过世,李登辉在那次大会中要正式接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必须先通过党代表的认可。我和赵少康都是党代表,李登辉希望党代表用“起立”的方式通过他的任命,但是我们坚持采用无记名投票,因为这样才符合“民主”的精神;结果我和赵少康都是坐在位子上不起立的少数几个人。当大会工作人员数票、计票时,在那个威权余荫犹存的年代,我坐在那里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如坐针毡。由于赵少康当时已是社会知名人士,所以他自然成为媒体焦点。
我从1981年那次选举之后,就没有和赵少康联络过,所以1988年党代表大会的作法相同也是巧合。从这次事件我对他的观察是:这个人有胆识,敢于挑战权威。从此我们都成为“反李派”,只是一个在政界,一个在学界;我自己差一点成为“新党”的创党党员,也因为最后决定留在国民党,所以没有机会进一步认识赵少康先生。
第三次和赵少康先生有交集是1992年,他因为反对李登辉,所以在那年的“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提名,他以无党籍的身份在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参选,邀请我担任他的助讲员。我当时亲眼目睹“政治金童”的旋风,每一场政见发表会,我在台上演讲,看到的是台下万人攒动,气势空前,那年他一个人就得了23.5万票,足足可以当选三席的“立法委员”。
我和赵少康先生没有太多的私交,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从我个人和他的交往中,我得到的结论是:他可以成为乱世的英雄,但不可能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救世主。我要从他的“个人特质”来分析。
从我的观察,赵少康具有创新能力,也具有胆识和勇气,但是这样的特质适合于当被人崇拜的英雄,却不是可以拯救他人的救世主。英雄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特质,救世主除了需要具有理念和理想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品格特质:感恩、关怀,更重要的是悲天悯人的胸怀。从我和他的接触,我认为,只要时机得宜,赵少康先生有能力鼓动风潮、震撼人心,而现在失败主义气息浓厚的国民党,正是赵少康抓到的时机;但是要使一时振奋的人心变成涓涓细流,需要的不是兴奋剂而是补品。要提供当前体质孱弱的国民党长期滋补的养料,不只要有刚强的战斗力,还需要理念、理想、以及柔软的心;而后者正是我从赵少康先生身上看不到的。
二
客观情势
以目前的客观条件,如果赵少康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大选,似乎也很难让国民党重返执政。我分几点说明:
(一)一出手就把饼做小了
赵少康第一时间对外表示,他重新投入国民党是因为韩国瑜支持他参选国民党主席。这个起手式暴露出他对政治现实的错误估算,韩国瑜虽然还有一些死忠的“韩粉”,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18年韩国瑜能选上高雄市长虽然是拜韩粉之赐,但是他市长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想参选“总统”,造成“逃跑市长”之讥和“吃碗内、看碗外”不负责任的形象,最后赔上国民党再起之势,一方面是韩国瑜个人的过度贪婪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缺乏政治智慧的韩粉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把自己和韩国瑜拉在一起,也许可以接收韩粉,但是却得罪了更多“反韩”的中间人士;换句话说,赵少康把自己和韩国瑜绑在一起,就是弱化了自己的支持度,因为韩国瑜的形象在现在的台湾社会,应该是反对者多于支持者。
赵少康把自己和韩国瑜绑在一起,弱化了自己的支持度。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候选人想要在大选胜利,关键不在自己所属的党派或死忠支持者,而是中间选民。相对于李登辉的“本土派”旗帜鲜明,赵少康因为“反李”而创立新党,本来就容易被贴上“统派”的标签,而韩国瑜在去年的选举已经被“抺红”,因此赵少康的新党加上韩国瑜的统派,结合的结果必然是吓走政治立场中立的人。2024年的“总统”大选,以民进党的文宣实力,只要不断强化这样的形象,赵少康很难自圆其说,如何成为国民党的救世主?
(二)陆战实力不足
选战可以分为两个战场:“陆战”和“空战”,陆战就是组织动员,而空战则是文宣战。我们先谈陆战。
通常陆战最大的依赖是政党的组织,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候选人本身的人望;因为即使赵少康在2024年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总统”,国民党内的组织成员愿不愿意全力配合拉票,就要看组织系统中负责辅选的党工对赵少康个人的认同程度。以商业模式作比喻,如果产品好,比较容易推销;所以赵少康必须先被党内同志认为是一项好产品,他们才会愿意为他的选举卖力。如果从赵少康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似乎要成为“好产品”有些难度。赵少康个人在政坛的表现当然是耀眼的,但是他并没有太多的盟友,从他过去问政风格给人咄咄逼人、高高在上的印象,成就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多数党内同志对他可能是敬而远之,这样的形象使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敌人多于朋友。
赵少康过去的问政风格给人咄咄逼人、高高在上的印象,成就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多数党内同志对他可能是敬而远之。
即使成为媒体人之后,他在政治上的人脉也是有限,几位和他交往较多、称得上“朋友”的人,他们似乎和他有相同的风格,“个人”很厉害,“人和”却不怎么样。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赵少康的政治魅力足以吸引“远观者”,但是能否让要为他卖力的党内公职人员尽心,则是值得怀疑。
(三)空战怎么打?打什么?
在一个大型的选举中,文宣战比组织战重要,因为党工或候选人透过面对面接触到的选民相当有限,碰不到的人绝对多于碰到的;更何况你握到一个选民的手,别的候选人也可能握到,所以握到的手不一定是你的票。因此针对那些无法直接触及的众多选民,就要靠文宣,这就是所谓的“空气票”;而掳获空气票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候选人的“治国”理念和理想。
孙中山先生说:“有思想才有信仰,有信仰才有力量。”所以他当年革命最重要的就是“主义”,其次才是“宣传”;他似乎深知,缺乏理念的宣传就像是现在的商业广告,虽然好的广告也会打动一般人,但是通常人们对广告一定会先打个折。以目前台湾社会来看,大部分人对国民党的形象不佳,事实上这些年来民进党倾尽全力“抹红”国民党,尤其对多数的年轻人,民进党已经成功地将“倾中卖台”和国民党画上等号,赵少康如何扭转这个错误的形象?
对台湾人民而言,“两岸和平”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做到?从赵少康复出以来的一些谈话,看不出他有能力改变国民党目前给人的刻板形象;他急需要做的是:提出一套两岸论述,理想与现实兼顾,同时能得到大陆的认可和台湾大多数人民的肯定,这样的国民党才有可能重返执政。
选举不是一天的事,如果赵少康缺少更能打动人心、深入人心的观点,他目前所挑起的激情要持续到2024年,恐怕并不乐观。
(作者系台湾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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