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采集民俗

作者富察宝仁 吉林家谱

满族其他俚俗

大东北山峦起伏,逶迤万里之遥,无论是长白山还是大小兴安岭,到处是重峦叠嶂、绿荫如海。大森林是植物的世界、动物的天堂,到处隐秘着大自然的神奇,世代生活在此的满族先民,崇敬这里的山川树木,崇敬这里大山的主宰阿林恩都力(山神爷)。

常年奔波于大森林中的满族人,不但供祀山神,供祀班达玛法(狩猎神),还供祀着形式不同的各种植物神。森林中的蘑菇、木耳、野菜是他们狩猎生活的补充,山中的各种草药为他们医病疗伤,白桦为他们做各种船、屋、器皿提供着材料,山草为他们喂养着猎马,在满族人的眼里植物是善良的有灵性的,于是对植物产生了感激之情,虔诚地祭祀着植物之神,像佛多妈妈(柳树神)、奥尔厚达恩都力(人参神)等,故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北方山林民族的民风俚俗。

中国是礼仪之邦又是泱泱大国,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大。南方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一直沿着农耕文明的轨迹发展,而北方东北地区的满族先民还停滞在原始的渔猎文明时期,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东北大山里的植物,有的确实也很神奇,像奇形怪状的黄榆、岳桦、美人松、雷击木,都如神祇之所依;隐藏在山草荆棵子之中的人参、茯苓、天麻、威灵仙、不老草,都像大山里的精灵。关东大山里的野花,更是百艳争芳风姿招展,让人心醉迷离。山间有种野花,其形如雀,色蓝者叫蓝雀花,色黄者叫金雀花。山花恰似山雀,有身、有翼、有尾,最让人称奇的是尚有两斑点,如山雀之二目,每每山风吹拂,金、蓝雀花便如山雀舞跃于山间。有人作诗咏叹大自然的神奇:

蓝雀花如金雀花,翔风误作凤仙夸。

登高醉把茱萸看,翼尾身心差不差。

长白山钟灵毓秀,物华天宝。清代,朝廷视这里为祖宗发祥之地,尤其是将赫图阿拉、吉林乌拉、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更视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护这片辽阔的长白山区,除了设有长城、柳条边等关卡,还把兴京(即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以东,伊通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大片森林山泽划为封禁区,派八旗官兵严格镇守。

清代二百余年的封禁,不但保存了大东北完好的森林资源,也封禁了关东的神秘,存留了原始古朴的采集民风。满族世代生活在大森林之中,他们的吃穿住用都在大森林里寻找,大森林也慷慨地赐与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吃、住、用举目皆是暂且不谈,仅穿的就是多种多样。像兽皮、兽毛、麻衣等,更有奇特的“乌拉草”“紫河车”。

乌拉草因草根泛红故又称之“红根草”,此草细若线,有三棱,砸软后絮入牛皮靰鞡,虽踏冰雪足不知寒。所以,关东百姓称之为关东三宝之一,与人参、貂皮齐名。紫河车是一种长白山特有的山花,“ 花心抽丝如金,长至四五尺,每尺寸缚结如楼形”,故又被人们称之为“重楼金线”,早年曾被满族山民取之纺绩为布。黄兆枚在关东物产诗中咏道:

浅浅红根细细椎,却寒回暖雪前知。

无衣又向花心取,织尽重楼金线丝。

清乾隆中期至咸丰前期这 100 多年时间里,中原的山东、直隶等省连年遭干旱、雨涝、蝗灾,真可谓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是,许多贫苦的灾民百姓不顾清廷禁令,或偷渡渤海湾或夜过山海关,冒险闯关东进入森林资源丰富的长白山区。

由于这些人家中老小都在关内,而冬天关东到处是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又无事可做。于是他们便冒险春夏来到关东采参、挖药材,秋天掏蜂蜜、打松子、采集山珍,到了入冬卖掉山货揣上银子便返回老家,就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故此人们都称之为“走山”。这些为生活所迫的流民,只要不被官兵抓到年年如此“走山”。

东北的大森林浮青泼翠,一望无涯,是一座座富饶的动植物宝藏。这里是植物的王国,且不说高大的针叶树,像红松、果松、赤白松、樟子松、黄花松;也不说耐寒的阔叶树,像白榆、黄榆、花榆、大叶榆、黑桦、白桦、岳桦、水曲柳、黄波椤、暴马子;也不谈山里人喜欢的李子、山杏、山桃、山梨、樱桃、山丁子、山楂、山核桃、稠李子。

这里只列举一些满族人更感兴趣的价值更高的植物,像人参、茯苓、五味子、益母草、防风、吴茱萸、车前子、地丁、地榆、甘草、漏芦、黄芩、柴胡、木通、王不留行、威灵仙、升麻、独活、大戟、黄芪、黄蘗、鹅郎草等山珍药材。

关东地域广宽,可入药的植物甚多,除上述部分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有赤芍、天麻、百合、杏仁、狼毒、薄荷、透骨草、马齿苋、黑白刃、草乌、木贼、细辛、石花、荆芥、茵陈、莱菔、金银花、桑寄生、蒲黄、茨菇、桑葚、大活、荠片、玉竹、葶苈、白头翁、管仲、苍耳、地肤子、牛蒡子、瞿麦、扁蓄、苦参、穿心草、木贼、香蒲、香草、救兵草、灯笼果、欧李子等等。可以说关东大森林里,千百种的花草植物都是宝,数不尽说不完。

在神奇的长白山里,只要是被满族老百姓认可的植物,都会有一段段神奇的传说故事,哪怕是一丛灌木、一棵小草,像暴马子、青刚柳、人参、茯苓、不老草、三七草、王不留行、威灵仙、鹅郎草、刘寄奴等都是如此。可以治疗疮疽和肿毒的,多年生草本药材“刘寄奴”(又称刘福荣),就有一则流传久远的传说。

说 在 很 早 以 前 ,长 白 山里有个人叫刘寄奴。由于他长年住地窨子潮湿风寒,致使两腿生疮溃烂肿痛难忍,虽用百方草药亦不见效。一天,他在山中寻棒槌,忽然觉得一阵阵的清清幽香入鼻,随之一找发现是一种山草发出的味道,他便随手采了一些带回住处。到了晚上,双腿疼痛难忍之时他想起了这种山草,于是起身用药壶煎汤洗患处,顿觉舒畅肿痛渐消。此后他每天煎药洗疮,不久腿疮便痊愈了。

从此,这种神奇的草药便在长白山里远近传诵,满汉百姓多采用或备之以防不时之需。但人们都不知此草为何名,于是就以发现之人名而称呼,称之“刘寄奴”。

关东大山里盛产蘑菇,有金银耳、扫帚蘑、鸡油蘑、冻蘑、猴头、羊肚、猪拱、鸡腿、银盘、粉子、蒿子、元蘑、黄蘑、花脸等三四十种山珍蘑菇。生长在榛棵子旁的叫榛蘑,生在榆树上的叫榆蘑,而生长在榆树窟窿中的榆蘑更是味道鲜美,被人们称之为“树鸡”。论个儿猴头最大,论味道鸡腿最鲜,不然怎么会叫猴头、鸡腿呢!而最不易采的则是生在倒腐松树上,又圆又大有一尺余的白色松花蘑。清诗人黄兆枚诗赞道:

空山蕈菌雨蒸熏,鸡骽猴头仔细分。

未必榆榛无胜处,倒枯松上是蘑君。

关东山里的靛草,是早年满族百姓们染布的重要原料。靛草又称蓝靛,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用蓝靛草叶子的汁浆和水与石灰沉淀,便可制成染蓝色、青色布的染料。

早年,东北地区的满族百姓穿的用的,大多都是自己纺的线织的布,人们都叫它“家织土”或“土布”。这种自产的土布颜色不白,除了做被里、内衣之外大多都染成蓝色青色,然后再做衣裤、鞋帽、幔帐等衣物。蓝花布曾经是关东满族的民间特产,多用来做女人的头巾、花袄或包东西用的包袱皮等,就是姑娘出嫁也要陪送一床蓝花被褥、幔帐帘。

清时,吉林省是蓝靛的主要产地,百姓们都用蓝靛染的布,仅省城吉林城就有染坊三十余家。清代吉林地区曾大量种植靛草,除了本省自用外还销往辽黑二省及关内。

早年,吉林地区有句农谚:“ 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说的是立秋之时靛草成熟了,可以打靛草了,而再过半个月到了处暑,就可以动刀镰收割烟、麻等农作物了。

物华天宝的关东山,还盛产猴腿、木耳、银耳、石耳、山葡萄、红花菜、黄花菜、莙荙菜、苣荬菜、茴香、姜不辣、慈姑、山芹菜、水芹菜、刺嫩芽、薇菜、蕨菜等几十种山珍野菜。这些山珍野菜,在长白山的林间谷地到处皆是。早年,满族先民世世代代就是赖之以佐餐兽肉而生活,真可谓“弃之为草,拾之为宝”。

仅以薇菜、蕨菜为例。

薇菜,又叫紫箕、牛毛广,关东到处生长。每年春季可采食,亦可晾晒成干菜,日后水浸后再食。据考证,薇菜除可做菜食用外,还有很好的清热解毒、利尿镇痛、止血杀虫的药效,可以治疗痢疾、鼻衄、便血、外伤出血、腮腺炎、麻疹、水痘、疹出不快,还可以打绦虫、钩虫、蛲虫,治疗小便不利、小腹疼痛等症。

蕨菜,又叫狼箕,因其细梗的头端似如意上卷,故又有“如意菜”之称。蕨菜春夏之交进行采食,也可以晾晒或盐渍后贮藏。蕨菜除可以食用外,还有清热滑肠、降气化痰、利水安神的药用价值,可以治疗感冒发热、痢疾、黄疸、高血压、头昏失眠、肠风热毒、风湿、脱肛等症。人参,满族人称之“奥尔厚达”(草王)。

人参是贵重药材,深山老林里的多年生老人参尤为珍贵,被人们誉为“人间仙草”。

关东人参,因生长在山高林密气候严寒的长白山地区,具有独特的药效功能而闻名天下,历来是朝廷的重要贡品。《吉林外记》记载:

人参,俗称棒槌,有巴掌、灯台、二夹子、四披叶、五披叶、六披叶之名。产于吉林省乌苏哩、绥芬、英俄岭等处,深山树木丛林之地。秉东方发生之气,得地脉淳精之灵,生成神草,为药之属极上品。

两千多年来,有文字记载的人参名称雅号就有几十个之多。《紫桃轩杂缀》说:

人参一名人葠,参者渐渍之义。又名人微,微亦微渐之意。一名人御,以其生有阶级。又名鬼盖,以其生背阳向阴。又有神草、地精、海膄之名。

《异苑》说:“ 人参,名土精。”《海录》说:“ 天狗,人参也”。《春秋连斗枢》讲得更是精灵鬼怪:“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而实实在在真实的关东人参,正如杨宾在《柳边纪略》中所记载:

四月发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花丛,大者若碗,小者若钟。六月结子,若小豆而连环,色正红,久之则黄而扁。初生一桠,四、五年两桠,十年后三桠,年久者四桠。每桠五叶,叶若芙蓉,一茎直上,《扈从东巡日录》所谓百尺杵也。高者数尺,低者尺余。

关东百姓对百草之王人参钟爱有加,视其为“神草”、药之“极品”,还将其奉为长白神山的“地脉淳精之灵”。到了关东山区,有关人参精灵变化成美女、胖小子、白胡子老头儿等,与人嬉戏、助人为乐的传说不绝于耳。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子,都能说上几段关于人参精怪的故事。有关大山参,《夷坚志》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有一个叫关寿卿的人,与几个朋友到山野去游玩,此山偏僻平时鲜有人至。他们走着聊着但觉日落西山,越走越感鸟鸣猿悲境界凄厉。月亮出来了,忽闻花香扑鼻,只见满山都是野花。几人直走到了二更天才发现一茅舍。敲门,出来一个老者,热情地请他们到舍内休息用饭。

关寿卿等人坐定,工夫不大有人端上饭菜请客人用。老人正中而坐,命人端上一餐盘。众人观看心中一惊,盘中乃一个白胖的小孩儿一样的东西,谁也不敢下筷子。只有关寿卿尝了一点儿,觉得味道鲜美又略带苦涩。

这时老者说:“ 我珍藏此味六十年了,一直留到现在没有食用,今天你们是贵客所以拿出来款待,你们为什么不吃呢?”说完把盘中之物都吃了,之后告诉众人:“这是松根人参啊!”

众人都十分后悔,没有品尝此延年益寿的宝物。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人参》之序中道:

深山邃谷中,参枝滋茁,岁产即饶,世人往往珍为上药。盖神皋钟毓,厥草效灵,亦王气悠长之一征耳。

乾隆皇帝竟把祖宗发祥之地长白山,及特产天物“神皋钟毓”的人参,看成是清王朝悠长万世的象征。乾隆还认为关东人参是“异珍”“草神”,是天公所赐,由于关东长白山人参的出现,中原的上党人参已成“凡品”之物。乾隆皇帝诗云:

奥埌灵区产草神,三桠五叶迈常伦。

即今上党成凡品,自昔天公葆异珍。

气补哪分邪与正,口含可别伪与真。

文殊曰能活能杀,冷笑迷而不悟人。

人参被称为东北三宝之一,很早便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明朝末年,每年都有大批汉人偷越长城,进入长白山区偷采人参。清太祖努尔哈赤多次与明廷交涉也得不到解决。于是,一气之下曾斩杀几十个偷参汉人,以杀鸡儆猴。明廷知道后命他交出凶手惩办,他搪塞不过只好从牢中拉出十个哈达部俘虏,押到边界杀掉以示抵命。

努尔哈赤称汗以后,在天命三年(1618)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伐明。

这“七大恨”中的第三恨,讲的即是这件事——“汉人私出挖参,遵约伤毁,勒要十夷偿命,恨三。”

到了清代,人参已是朝廷重要的采集纳贡的物品。乾隆年以前,采挖人参主要是由盛京将军和吉林将军所辖的八旗官兵来进行。除此之外,还在吉林船厂以北 70 余里的大乌拉,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司进行采挖。顺治元年(1644),这里专门从事采参的参丁就达 300 余人,可见采挖规模之大。由于大量无序的采挖,到了清乾隆年间参源日渐贫缺,所以停止了官采人参,将原来从事采参的参丁等改作采珠、捕贡鱼等珠丁、鱼丁了。

发祥于关东长白山一带的清王朝,十分重视贡品人参的采挖管理。长白山人参因主要生长在吉林将军管辖区内,故而又称“吉林人参”。清廷为了垄断人参的采集,把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划为“采捕山”“ 参山”“ 贡山”,专设“卡伦”(哨卡)派八旗兵丁把守,严禁民间百姓私自入山采挖人参,采参活动须在清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清道光、咸丰年以前由官府设参票房,领票后方可进山采参,无票即为私挖捕捉后,严惩不贷。当时的“参禁”十分严厉,山参属于国家控制的特产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除不准私挖外也不准私自贩卖。《吉林外记·刑司》载:

“ 凡雇人偷刨人参,财主不分旗民,俱发云南等省充军。”

此“财主不分旗民”,就是雇人偷采参者,不分“旗”(满洲人)还是“民”(汉人)皆严惩不贷。如果是偷闯参山刨人参,得参一两以下者惩杖刑六十,徒刑一年;如果偷刨人参五两以上者惩杖刑一百,流配三千里外充军。如果是随从或是闯山而未刨到人参,则各减刑罚一等。就是私自买卖人参也属违法行为,会按偷刨人参而减一等论罪,可谓惩罚严明矣!由于人参稀少昂贵所以清廷管理很严,但许多闯关东的流民还是纷纷偷潜进山里采挖人参。清道光六年(1826),吉林将军富俊曾上奏:

吉林各处卡伦以外,皆系产参之山,不准流民潜往偷砍树木,采参例禁綦严。历年以来,并未随时严查,流民潜往者竟积至一千余户之多。

当时,为了躲避官府追查且忌讳“参”字,故人们俗称进山采挖人参为“放山”,又称“挖棒槌”。清朝后期弛禁改征参税,于是大批流民更是蜂拥进山挖参,致使人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盛京典制备考》载道,光绪末年参源就已近枯竭:

近年解到官参,枝身瘦弱,成色不足,发之各省,不能得价,是以核减参斤,留待培养。

清代,采挖人参直接由将军、副都统进行管理并设有官参局,下面设有参局协领、佐领、承办官等诸官员具体负责。官方登记的挖参人叫“刨夫”。刨夫要到官参局的票房子领“山票”,每张山票秋后要交参二两。每张山票发给四个“腰牌”,即可以四个刨夫同往。没有山票腰牌的偷挖人参者被称为“黑人”。

清朝中期以后,闯关东的流民十几人或几十人一伙,偷偷放山挖棒槌。这些人“驮负粮食窜入山中,呼朋引类,约有千余人。”他们搭盖窝棚居住,并召集当地土著“黑津人”(今赫哲人)认采人参。

嘉庆十六年(1811),为了全面清理愈演愈烈的“黑人”挖参的状况,吉林将军赛冲阿派副都统松箖、色尔滚带领大批官兵,从宁古塔的磨刀石、长岭子,从三姓、乌苏里江、呢满口等,多路进山围剿非法采参“黑人”。一路上官兵烧毁窝棚粮食,收缴刀斧捣毁“秧子参”苗地,将偷挖人参的“黑人”穷搜尽逐,最后将奔逃者围逼到宁古塔东的一带大山里。由于没有吃的又恰逢奇寒,有的地方大雪竟有八九尺深,进山偷采人参者饿死冻死竟达数百人之多。

虽然清廷如此严厉的清山进剿,但因生活所迫而进山偷采人参的流民仍是日渐增多,为此几任吉林将军、副都统都曾受到了朝廷的处罚,像在任五年以上的吉林将军赛冲阿、副都统达禄各被降一级;在任二年以上的副都统倭楞泰、禄成各被罚俸一年;连在任仅三个月的吉林将军松筠也被罚俸六个月。

清朝后期,不领“山票”不“交参税”,私自放山挖参的关内流民越来越多。这时,清廷内有太平天国、黑旗军、白莲教、义和团等百姓造反之忧,外有英、法、德、俄、日等世界列强瓜分之患,已无力规范管理关东的采参活动,各山口的“封堆”“ 卡伦”也形同虚设。大规模放山挖棒槌的人群越来越多,而且是不论大小见到就挖,从而使得关东野山参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早年,满族人放山挖棒槌大致分三期。一是,在农历的四、五月时,为“放芽草”。此时正值春暖花开,百草甫生,参芽萌生便于寻认。二是,农历的六、七月为“放黑草”,这时草深浓绿难以辨认参苗。三是,农历的八、九月为“放红头”,此时的参苗顶心已开始结籽,且泛红色很容易辨认。秋后参籽落了只剩了下参杆,此时叫“放刷帚头”。放山结束下山叫“辍棍”。辍,停也,就是把“索罗棍”停下收工之意。索罗棍又称索罗杆,是满族人进山挖棒槌必备的一根木棍。

索罗棍还有几个叫法,叫“索摩棍”“ 挲腊杆”“ 娑腊杆”等,皆是同音异写,杆与棍为同物。后来大批闯关东的汉族人成了主要的放山人,好多汉人干脆就叫它“索宝棍”。索罗棍是满族人放山人贴身之物,是用以拨拉山草寻找人参和临时用以防身,在伤了腿脚或生病时,还可以用来拄着行走的一根木棍。虽然索罗棍是很简单一根木棍,但使用起来是很有讲究的。像满族人在进山前祭祀阿林恩都力(山神爷)时,同时也要进行“祭棍”。在众人向山神爷恭恭敬敬磕三个头后,双手张开将索罗棍高高举过头顶以示尊崇。

早年,满族人家的院内东南部,都竖有一根索罗杆,是祭天、祭祖的神杆。故索罗杆对满族人来说是神圣的。满族进山人对索罗棍使用也有山规,不能瞎打乱抡,除了万不得已防身之外,不许捅打蛇、兔子等小动物,更不许杀生害命。歇着时棍要规规矩矩地放在身边,不得随意乱扔乱放。晚上睡觉时,索罗棍都要整齐地立着排放在撮罗(尖顶窝棚)门口,不许随意乱扔。深秋放完山,索罗棍要留在山里不许带回家,称为“辍棍”。

清太祖努尔哈赤被满族人称为“老罕王”,老罕王早年生活也很困苦,经常进深山采人参,故老罕王被满族人奉为“参达”(即汉族之“老把头”)。至今长白山区一些满族妇女哄孩子玩时,唱的歌谣还充满着对老罕王的敬意:

逗逗逗,飞——

逗逗逗,飞——

跟着老罕王,

上山挖棒槌;

一挖一大把,

一挖一大堆!

……

满族人放山挖参俚俗中,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这些俚俗在大批闯关东汉族流民进入长白山区后,便更加丰富多彩了。《长白征存录》记载:

每年至七月间入山挖参,名为“放山”。身佩红线绳数条,绳头系青铜钱一个,手拄小木杖一根,披荆拔草,蹒跚而行。一见参苗特出,则疾趋向前,大声呼之曰:“ 棒槌”!以红线绳系之,青铜钱镇之,并伏地叩头,以谢山神。然后四周掘坑,恐损其须。

满族人上山采参之前,每人都会带好腰刀、火石、火绒、红绒绳、小鹿骨扦儿、鹿皮口袋,当然更不能忘了索罗棍。如果几个人同伙上山,所有人排成间隔三丈多远的一列横队,一同走进深山寻找“棒槌”。放山人手拿索罗棍左右拨拉蒿草,放慢脚步目不转睛地注视草丛间。也有少数人胆大“玩独的”,敢单独一个人进山挖棒槌,叫“单棍撮”。

如果谁发现了参苗就会大喊一声“棒槌”!旁边的人立刻会“接山”道:“几品叶?”发现参的人马上用行话回答参的大小品质,是“巴掌”“ 二甲”“ 灯台”,还是四五年以上的大山参“四披叶”“五披叶”“六披叶”。

随着发现棒槌的喊声,紧跟着大家便会围上来,仔细观看是几品叶,并马上把人参周围的地方细心地搜索一遍。因为人参多在一片地内有几棵群生。这时,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先是把拴有青铜钱的红绒绳系在人参上,传说人参是灵物,不用红绳系上,不用青铜钱镇住它会跑掉的。然后,选一手把好的开始轻手轻脚地“抬棒槌”。放山人管挖参叫“抬棒槌”,以示对人参仙草的尊崇。

“抬棒槌”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人参须根很多,所以先要把人参周围的草打净,叫“打场子”。然后用鹿骨扦子由外向里开挖,愈挖愈细心。当差不多要见到参须根了,就要用鹿骨扦子一点一点地小心拨拉,放山人讲棒槌有灵性见不得铁器。参行的规矩是非常大的,人参的须根不能断更不能碰破皮和根。如果断了须根,或碰破了参皮跑了“参浆”,那人参的价格就要大大落(lào)价了。所以抬棒槌的活儿,都由经验丰富的参把式来干。

当人参全部挖出来之后,也不能随便就取出来,而是要用双手轻轻地将人参捧出来,称之“抬棒槌”。在将人参“抬”出土坑之前,要事先准备好桦树皮或其他柔软一些的树皮,还要准备好一些青苔或绿草皮。将挖好的人参轻轻地放在青苔或绿草皮上,然后用树皮紧紧包上,使人参不至于风干或断须折根,这叫“打包儿”。打好的“包儿”放山人叫它“棒槌筒子”,由专人负责背着。放山挖棒槌,除了祭祀山神爷老把头之外还有许多说道,像进山后就不可以再顺嘴胡说八道,以免得罪山中各路神明;进山不可贪心,挖棒槌不可以捎带着打猎;挖着棒槌要砍“兆头”(在附近树上刻上些道道),表明在此曾挖到多大人参、几棵人参,一是对阿林恩都力(山神爷)表示谢意,二是表示这里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棒槌。放山最大的山规矩是,无论谁得到棒槌都是大家均分,因为那是山神爷送给大家的。

放山人“放空山”(没有收获)也是常有的事,尤其是清朝末期到民国年间,由于野山参越来越少更是经常发生“放空山”。所以,有的放山人遇见“小参秧子”也不放过,细心挖出包好,移栽到某山沟的“参营”里,培植几年后再出售。这叫“移山参”,论品质价格当然都不如野山参。由于山参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很少见到了,于是种植人参的“参营子”逐渐发展起来。“ 参营”俗称“棒槌营”,所种的参名为“秧子参”,今人称之“园子参”。

“棒槌营”的出现大约是在嘉庆年间,待到道光、咸丰年间,深山老林中已可经常发现种参的棒槌营,而且数量不在少数。参营多是无“山票”采挖种植人参,所以在当时也是违法行为。

《吉林地志》载,道光、咸丰年间官府经常派兵清沟围剿无山票的“棒槌营”,搜走人参烧毁窝棚后将人捉走严办。后来屡禁不止,于是也只好将参营纳入收税管理范围,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了。

清朝末期,长白山里的棒槌营数量已经相当多了,好多山沟林区还因建有棒槌营而兴旺,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即是如此。今日的上营镇,早年是茂密的原始大森林没有人家住户,但附近山中盛产人参。清朝末年,开始有放山的采参人在这里设立“棒槌营”。

由于距此地往北十多里还有一棒槌营,人们以南为上北为下来区分两个棒槌营,所以将这里称之为“上棒槌营”和“下棒槌营”,逐渐的人们又省略了“棒槌”二字,称之为“上营”和“下营”并一直沿用至今。

人参,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仙草,有滋身补气起死回生的奇功。可是,由于长期大量无序地采挖,到了清中期放山挖棒槌,已是“草神无踪恨来迟,走山大半饥寒死”的局面。棒槌营的出现,掀开了人参产业新的篇章。清嘉庆年间,满洲正白旗贡生多隆阿,曾诗咏棒槌营养植人参道:

园丁劚得向阴栽,花不争芳也自开。

每到世间夸异种,须从谷内养灵胎。

大丹多是误人物,小草居然济世才。

可笑秦皇与汉武,偏将仙药访蓬莱。

清文献载,人参的炮炙方法乃老罕王努尔哈赤所发明。因为鲜人参不易保管,所以在明朝边关的互市上,明朝廷及汉族商人有时故意拖延杀价,致使每年都有许多山参腐烂坏掉。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朝廷突然禁市,仅两年之内便使努尔哈赤部腐烂人参十万余斤。后来老罕王努尔哈赤细心钻研,终于想出了这种炮炙保存办法。由于这样可以长时间保管,所以人参的价格就大幅度地提升了,从而也成了女真人和明朝汉人互市贸易中的大宗土特产品。长白山人参是关东的特产天物,关东人赋予它许多钟爱有加的称呼。除了前文中已述的之外,还有在互市交易时称之为“货”,又叫“根子”,肉红而个大的叫“红根”,半皮半肉的叫“糙重”。在清初时,人参还有“紫团”“ 白条”“羊角”“金井”“玉兰”等雅名。

康熙年间,由于关东很少有关内汉族流民,清廷对人参的采挖管理又十分严格,所以人参资源保护相当好,每年出产的人参个头大、年头长、圆润饱满。出现一两、二两的人参是屡见不鲜之事,就是三四两重的人参也时有发现。《柳边纪略》载,康熙二年有人曾得一人形大山参,重量竟高达二十二两。如果按十六两一斤计算,就是一斤三两还要多。这恐怕是有记载以来发现的最大的山参了。

“棒椎营”的出现,是因为野山参已经十分稀少,只好进行人工养殖了。由于人们肆意放山挖棒槌致使野山参逐年减少,最后竟出现放山十有九空,得“货”拿棒槌已是凤毛麟角之事了。此时“棒槌营”出的参,已成为吉林天然产品的大宗山货。清宣统末年营口税关报告,每年关东地区输出棒槌营的人参重量约有三十万斤,金额在二十四五万两白银。

棒槌营的大量出现,宣告了喧闹几百年的大规模放山挖人参仙草活动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