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对抗遗忘。”丨无忌影像对话摄影师邹璧宇
无忌影像编辑Geethan
和邹璧宇的相识，源于2019年中国国家地理在贵州的一次茶叶探源活动，邹璧宇在那次活动中负责项目大视频的拍摄。贵州多雨，邹璧宇扛着器材在嘉宾中间穿梭，雨水无情淋湿他的摄影机，他却丝毫不受干扰，这份敬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5年，邹璧宇还在新浪图片任摄影记者和编辑。那时他凭借项目《戛然而止的生活》入围色影无忌新锐摄影奖，也算是无忌的老朋友了。6年过去，他早已跳出公司，重归自由，却依然执着于反映社会症结的报道纪实摄影。对拍摄这类题材的摄影师，我始终抱有崇高的敬意。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又将如何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我太想知道答案了。
温馨提示：本文篇幅较长。
邹璧宇
自由摄影师
曾任新浪图片资深摄影师、高级记者，
2015年色影无忌中国新锐摄影师，
2016年入围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
2016、2017年马格南基金会Abigail Cohen基金提名，
2017年3月提名荷赛(WPP)大师班学员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6年3月，鸡西市滴道区，六井矿区的中老年居民在废弃的大楼前跳舞。
对 话
主持人（G）：无忌影像编辑_Geethan
访谈嘉宾（Y）：摄影师_邹璧宇
-01
入行：唬别人容易，骗自己很难。
G：你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
Y：我的成长环境很宽松，父母对我严格要求，又很包容。因为爸妈的包容，我的生活都有选择，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和生活。生活可以选择，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6年3月，鸡西市滴道区，矿区的一对老夫妇租用了一间矿工公房改造成幼儿园，为附近无暇照顾孩子的家长提供方便。但是因为教育条件落后，5、6岁的孩子还在学习很简单的内容。
我爸妈像其他的父母一样，希望我能平平安安的活着。我就记得我爸说，不要总看表面的，要看本质。我遇事可能会多想一下，本质不本质的，很难说。小时候成绩差，我妈和老师对我的期盼是做个好人，不要给社会添乱。
记得读小学，一家人周末看《正大综艺》，里面主持人和摄影师到处玩，我爸是希望我做那样的记者，很可惜，没有公费徐霞客的命。
从业这么多年，我认为生活从来都是残酷的，感到有的选或者轻松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在帮我付出。像拍东西做方案，我提交给编辑或者甲方对接人，他一定是帮我给领导阐述或者解释，才让我有一个按自己意愿推进的拍摄环境。
G：大学时就读的什么专业？
Y：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相关的专业，和摄影无关，但是与我做的选题有关，分析资料时会代入一些思考。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7年6月，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一个小女孩从住的房子向外张望，房子临街，时常有拉煤卡车经过。
G：你在接受《大众摄影》的采访时曾提到，会去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蹭摄影课，刘宪标老师在课上给你们看纪实摄影大师的作品，还会带你们去平遥看展。2008年，你在广东美术馆里看到吕楠的《三部曲》，并立志做像吕楠一样的摄影师。
Y：标哥上课，不给学生限定太多，尊重我们不成熟的想法与拍摄直觉。摄影师的路本应该是宽阔的，不被风格，技法局限，再从中寻找自己愿意花很长时间去追求的东西。
现在资讯发达，研习很容易，但是如果仅接受老师的明示或者暗示，对着去按某个路子拍，因此而得奖，那学院教育会很可悲。我想起数次无忌新锐奖与其他类似倾向年轻摄影师的奖项，往往有很多争议。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更愿意看到独特的作品。
现在回想，看吕楠的作品，与他的交流，对我启示最大的是如何面对摄影这件事以及这个职业。看看照片自己心里清楚，是不是蒙着拍出来的，有没有花功夫？有的不明觉厉的照片还能唬别人，可是能骗过自己吗？很难。全身心投入到拍摄中，才能让自己心里踏实。
吕楠的题材很难拍，他被人拒绝过很多次，拍摄各种不顺利也经常发生，看他的失败经历就算给我壮胆了，有勇气面对拍摄被人拒绝，以及可能遇到的挫折。他说，这个社会不欠摄影师什么，我现在当然很理解，可年轻时总担心，真诚沟通是否就能拍？也免不了自认为相机像是某种通行证。随着阅历增加，自己拍摄的观念和习惯慢慢会变。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6年3月，鸡西市大同矿，从一栋废弃的建筑往外望去是被雪覆盖的山丘。这栋烂尾楼曾经被规划为医院，但是附近的煤矿开采成本太高，塌陷区也无法准确测算，而被企业所放弃。
G：大学毕业三年之后，你参加了2011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办的马格南&VII工作坊，和 2012年由孙京涛、陈庆港和任悦老师授课的徐肖冰青年摄影工作坊。你是如何找到这样的机会的？你对纪实摄影的认识产生了什么变化？
Y：如何找到这样的机会……不就是上网，看各种论坛，看资讯，有无忌这样的大众论坛，也有任悦老师的1416教室，然后就看到了招募信息。工作坊这样的方式对当时的我帮助很大，自己还是小地方生长的人，会渴望学习，渴望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
那两次工作坊让我知道如何走上职业道路，一个职业摄影师应该怎样去工作。那是很纯粹的时间，每天就想怎样拍好照片，学习养成好的拍照习惯，怎么去做整理与编辑，还能看到其他摄影师如何拍摄，在工作坊期间认识了很好的朋友。
说那两次工作坊受用终身，对我而言一点不为过，很感激能有那样的机会，遇到很好的老师。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6年3月，鸡西市滴道区，一对夫妇目送他们的女儿乘车离去，女孩离开矿区后，将前往杭州一带寻找工作。能走的，有能力走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都离开了滴道区矿区，各自摸索生存的办法。
-02
做完编辑重回摄影：跟着心里真正热爱的方向走
G：2013年-2017年，你加入新浪图片团队，拍摄、编辑图片故事。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摄影作品，也是在《看见·看不见》这本书里你的图片故事——《黑土地上的生存》。这份工作既要求你有新闻采写的能力，又有编辑整合的能力。那个时候你的“KPI”是什么？
Y：当时在新浪新闻中心，我和其他三位摄影师的工作任务都一样，每个月要做一期能登上《看见》栏目的稿子，深度图文故事。这是最核心的工作任务。
G：代表媒体去采访和拍摄，和作为自由摄影师比，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Y：在新浪没有记者证，我的工作状态和自由摄影师差不多。要说优势，在公司工作，身后有很资深的编辑团队，能提供拍摄思路与资讯上的支持。劣势嘛，出差是花公司的钱，总得想着别浪费预算，有拍摄压力的。新闻部门都是花钱的，所以差旅预算一直很紧张。
做自由摄影师拍项目，是用自己的钱，哪怕没拍成也当试错了，工作起来压力就没那么多，也相对容易懒散。当然，接了工作还是要谈好预算，看看怎样完成比较合理。
G：你拍摄图片故事时，遇到过的困难和阻力来自哪里？
Y：拍摄迈出第一步是比较难的，找到合适的方式或者人，带你进入选题，拍摄会顺利很多。有的时候别人就是不让你拍，不愿意和你多聊。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来拍，拍完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我手机里会存一些以前拍摄的照片或者发表过的图集，尽量争取别人同意我拍摄，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是这样，因为很难靠偷拍获得高质量的影像，不坦诚的相处可能也会为工作带来隐患。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2016年3月，鸡西市滴道区，下班的年轻矿工王大仁（化名），他毕业于矿上所属的职业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矿区工作。很多像他一样的矿工，在2016年如果没有别的工作技能，可能面临下岗或失业的困境。
G：你从这份工作里获得的哪些收获，对你后来重新去做自由摄影师帮助最大？
Y：新浪的工作给予我很多拍摄的机会，跟着严志刚、翟红刚还有同事们慢慢学，弥补自己拍摄与采访上的各种不足。我入职第一天，老翟就让我看新京报与南方周末的文字记者怎么做采写。
与传统报社不一样，当时新浪的摄影师很少有机会和文字记者一起出门，没有报料人，线索都是编辑和摄影师一起找，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出差，自己要不停提高采写能力，之后自己再做自由摄影师就更从容了一些。
G：为什么离开新浪？离开后你做了什么？
Y：离开新浪是因为我想换个城市生活，在北京待了四年，很向往去其他的地方住一住，后来在喀什、泉州和成都三个城市里面选，还是成都最方便出差，就搬到成都了。到成都后，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做摄影师，不仅做报道类与自己项目的拍摄，还有和朋友一起拍建筑与商业空间，扩宽自己的拍摄。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曾经在“煤矿黄金十年”期间，鸡西的矿产企业大兴土木修建办公楼或俱乐部，但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成为烂尾建筑，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破败下来。
G：2018年11月，你重返编辑岗位，加入了某新兴资讯平台，参与《自拍selfie》与《在场》两个栏目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你只做了半年的时间。为什么重新做回编辑，又为什么再度离开？
Y：当时互联网媒体很多静态影像的栏目都停掉或者转型了，但图文这种载体，我却一直很喜欢。其实《在场》没做多久，因为2019年很多摄影师转型做视频与自媒体，有的摄影师做走量自媒体，轻轻松松赚习惯了平台补贴的钱，很难再去拍有难度的深度选题，他们会觉得性价比不高。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找不到合适的摄影师。
另一部分摄影师，他们对自己要求高，但是转型视频了，不是一个生产模式，所以也错过了很多合作机会。
《自拍》是自述式的图文故事，很受欢迎，我就和几个曾在凤凰做深度图文故事的同事一起做这个栏目。一开始，我们三个人都不适应。摄影师做过编辑工作，与转型完全做编辑工作的概念不一样，好在她们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帮了我很多。
后来想自己做创作，就离职了，没有了稳定的收入，公司提供的一日三餐也没了。四处奔波习惯了，要说服自己继续坐班很难，即便《自拍》的阅读量很高，那也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当时办公楼前面有块大石头，好像是花岗岩做的风水石，每每路过，我都想起自己在外拍摄的时间。离职的时候，我看看那块石头想，自己是短暂地自由了，它还得一直摆在那。
G：就你观察，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厂的摄影编辑职责，和门户网站时期相比，产生了什么变化？
Y：如果公司没有自己的摄影师，靠约稿，深度内容的栏目真的很难做得下去。当时我感觉，给市面上绝大部分自媒体图文供稿人做编辑，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加入某互联网平台的公益救助项目（名字不便透露），项目是为了帮助患病的人筹款。流程就是供稿人去拍摄，拍完写完稿子再用自己账号发稿件，后台通过算法分发给用户。在机器分发前，编辑与供稿人核实信息，或者请他们多角度，尽量详实地拍摄。这个工作非常琐碎，遇到职业素养好的供稿人才行。
▲ 《黑土地上的生存》（选）。一位失业矿工的家，桌面摆放着简单的食物、杂物到处堆积，电视中播放的韩剧成为他们生活的调剂。
以前在门户网站时期，对于编辑来说，最愁的两件事，一是选题——还是之前说的，拍深度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报题的人也就少了；二是催稿，像我这样的拖延症患者给编辑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
自媒体兴起后，稿件数量是不愁了，选题更不用焦虑，可编辑要做的，是拼命提高稿件质量。但是，做高质量的稿件是需要成本的，时间和钱缺一不可。平台给自媒体补贴每年都在减少，要求发表的稿件数量不停增加，供稿摄影师很为难，只好由平台牵头组织培训。
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公益救助项目，还挺适合喜欢报道摄影的年轻摄影师加入，只要你好好拍，认真采访，稿件就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G：这些摄影编辑的工作，带给你哪些摄影观念上的变化？
Y：《自拍》让我对日常生活的影像更加熟悉，以前职业摄影师、艺术家的作品看得很多，但在《自拍》做编辑，看到得都是普通人拍摄自己的生活，真诚又有趣。
-03
《戛然而止的生活》-灾后摄影的本土探索
G：《戛然而止的生活》是你始于2015年天津大爆炸时的拍摄项目，这个项目在2017年的北京和2020年、2021年的昆明得以延续，迄今仍未停止。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城市？
Y：这个系列拍摄了因为某种外力导致一个群体的正常生活突然间停顿下来，我恰好在这个短暂的停顿期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居所。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15年9月12日，天津。
在中国，住房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8月，在天津发生的故事是一场恐怖且威力巨大的爆炸，在一个中产阶级小区附近爆炸，爆炸的余波损毁了他们的居所，以及他们之前对生活积累的信心。
2017年末，北京的受影响的群体则是生活在城市南5-6环线之间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一个旅馆发生火灾，城市的管理者决定整顿廉价的群租房与工厂，这项政策导致外来务工人群忽然间面临是否离开北京的抉择。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17年12月4日，北京。
2020年上旬，新冠疫情爆发，昆明的故事中受波及的人群正是在疫情期间失去大部分收入，他们无法一边偿还购房贷款，一边支付房租，不得不搬入到数年前他们购买，但是未能完工的房屋中—实际上那就是一片工地，类似这样的地方有个专有名词叫“烂尾楼”，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工，他们自己修理门窗，在没水没电的环境下生活，像脱离开现代社会。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20年8月26日，昆明。
G：“灾后摄影”（aftermath photography）是一种回顾式的拍摄方式，摄影师没有拍摄灾难（战争、冲突、大事件等）本身，却拍下灾难留下的印记。
2016年，你在接受无忌采访时曾提到，在拍摄天津大爆炸的项目时，你会用1天的时间观察和评估现场，“在房间里多待一会儿，坐半个小时，就知道该拍什么了”。你具体在观察什么？评估什么？在北京和昆明，这种对现场进行分析的习惯是否得以延续？
Y：进入一个空间里面拍摄，我会去想，这里之前是什么样子，经过了什么变化，导致它的改变。从细节入手，去追溯人的生活痕迹，然后才到该怎样呈现。即便没法拍出来，也是旁观了他人的生活。在北京和昆明的拍摄也一样，这是一种习惯，包括拍建筑和空间也是如此，我和团队会尽量和设计师沟通，了解他设计的目的、建筑的功能、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G：以昆明的拍摄为例，此时你已经是一名不代表任何媒体的自由摄影师，你如何取得拍摄者的信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并进行拍摄？你如何和他们进行交流？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20年8月24日，昆明。
Y：当时我出发前找了凤凰网的《在人间》，他们愿意发表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搬进烂尾楼的居民需要媒体帮助，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太大难度，他们对媒体是开放的心态。在昆明拍摄的时候，凤凰网还请了一位文字记者张茜，她的沟通能力很强，比我早到一两天，所以有她介绍，也让我轻松了很多。
与烂尾楼的住户交流还是很多生活的东西，去询问他们的背景、生活经历，从中找一找让更多人共鸣的东西。倾听很重要，更不要因为自己从事这份工作，把某种观念或者概念强加给别人。例如有一位大姐，她是开五金店的，她总结自己的生活是“因房致贫”，这就很精辟，比我一个外来者要深刻很多。
G：你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拍摄，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症结？
Y：住房与房地产的问题非常复杂又残酷，很多人努力工作很久，集合全家人的积蓄，可能只能在大城市支付一间住宅的首付款，有没有属于自己房子也被人们看做能否在城市立足的标准之一。像北京新建村被迫搬迁的人群，采访时他们中有很多人梦想在北京，哪怕偏僻的地方买下房子，不需要再租房；昆明住进烂尾楼的人中有很多是原本生活在农村，他们是城市化进程参与者，希望能在城市里生活与工作；天津海港城的居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心理上与财务上的创伤要很久才能愈合，他们第一时间向政府申请了赔偿，然后想办法忘掉那个夜晚。
“安居乐业”这四个字是这三个故事中人们最普遍的追求，生活只会暂时的停顿，不会终止，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下去，我祈祷命运对待他们都温和、友善一些。我自己是个生活漂泊的人，理解能够稳定生活的可贵。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20年，昆明。
G：2016年，你曾去往河北蔚县，对在天津港事件中牺牲的消防员家属做过回访拍摄。你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回访？
Y：因为爆炸那年，消防员的拍摄与报道非常艰难，家属的情绪和身体状况也需要稳定，那我就等一年吧，所以2016年才去到蔚县的农村走访消防员家属。
作为一个报道者，我认为工作一是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方方面面，再传递出来；二是对抗遗忘。
▲ 《戛然而止的生活》（天津事件回访）（选）。
G：我在你的作品里看到了一种诗意和美感。苏珊·桑塔格曾说，“摄影是灾难和应该受谴责的行为的见证，如果摄影作品看起来太有‘美感’，就会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如此一来，它就跟艺术太像了。”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Y：说回自己工作，我首先想的是，如何让影像留存更久，更耐看。我们很难去评判进入到灾难现场的拍摄者，动机是为了自己创作，还是有惠及他人的目的。但是影像能让人重新关注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事，那就挺好。人对灾难的遗忘更可怕。
▲ 《戛然而止的生活》（选）。2020年，昆明。
我不认为自己拍《戛然而止的生活》去美化过灾难现场，因为我商业拍摄的时候才会考虑将场景处理更好看，更艺术化，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我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
▲ 邹璧宇的商业拍摄作品。
G：这个项目你拍了6年，还会持续多久？
Y：我很希望这个项目不用持续。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况，这样的拍摄我会一直持续下去。
-04
一个报道摄影师在当下的坚持和生存之道
G：去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一组片子，讲一个藏族妈妈白玛求西（来自青海玉树）带着很多藏族的孩子在内地看病的故事。
▲ 在成都华西附属第二医院，仁青松卯（图中）在白玛求西（图左）的陪护下，接受正规的牙齿治疗。仁青松卯和奶奶不会普通话，医生不会康巴话，如果白玛不在身边，他们完全无法沟通。
Y：这个是腾讯医典平台的委托拍摄。白玛的故事其实本来在成都就能结束，但是我们认为有她家人的内容加入，这个故事才算完整，可是如此一来就要去玉树拍摄，成本会被拉高很多。
为了省成本可以不去玉树，但是团队伙伴都觉得要去，不到地方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环境，所以利用一次自驾，绕路去了趟，绕了一千多公里。
去玉树一趟多花了好几天，雨季走G317和G318国道也有遇到塌方拥堵的风险。要是太理性了，根本不会这么做，可是从内容上来说，我们没给自己留遗憾。白玛在成都帮助了很多的人，长期与家人分开，我们因为拍摄成了朋友，去看看她的家人也是应该的。
▲ 卓玛尼玛做完鼻子手术后准备和爸爸离开成都，他们要回到老家称多县的农区。之前她因为鼻子的问题总被同学嘲笑，没有朋友，父母又离异，生活很孤独，在成都有白玛和别的小朋友陪伴，所以她有点不舍得离开。
到了玉树后还去了称多县，那个县城有很多孩子得到了白玛与白玛供职的爱幼基金会帮助。我们想拍治疗后回到家乡的孩子，也跟随当地民政的工作人员走访了牧区很多困难的家庭。
▲ 牧区困难家庭的孩子。他的家庭贫困，由精神与身体残疾的母亲独自抚养他成长，但是学校的教育免费，有着住宿与餐食的补贴。
G：这类图片专题的拍摄过程和思路，和《戛然而止的生活》这样的专题拍摄相比，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Y：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拍摄的节奏不一样，呈现的平台和方式也各有差异，但是只要拍摄不马虎，短期项目就有契机转为长期项目，连贯地做一些东西出来。
2019年，《中国摄影》杂志邀请我在嵊州做了期工作坊，我就很努力帮学员梳理在当地的三、四天短期拍摄，想帮他们寻找到自己愿意长时间付出时间的拍摄，最好离开工作坊后也能操作。
G：你除了完成自己策划的专题，是否也经常拍摄一些这样的委托任务？都会和哪些机构合作？这些委托任务是你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吗？
Y：从收益上来说，当然还是商业的拍摄赚钱，无论是委托的商业内容植入拍摄还是纯建筑、产品拍摄，都要比深度故事拍摄挣钱多。
纯拍深度故事，无论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拍摄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只是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 华西医院附近的廉价宾馆。这两年为带老乡看病，白玛换过很多宾馆。2020年5月，由于孩子们太吵，他们还曾被宾馆老板撵走。一个患有癫痫症的女孩坐在阳台，她因为治疗第一次来到成都，白玛与她住一个房间，为了照顾她随时可能发作的病情。
赚钱不是丢人的事，拿了钱不好好干活才丢人，所以我会建议摄影师不要局限自己的拍摄题材，多尝试，更不要完全抗拒商业拍摄。
G：像白玛求西这样的报道摄影题材，从市场和甲方的角度来说，对视频的需求是否已经大于对图片拍摄的需求？
Y：视频和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视频至少要按照小型纪录片的流程和团队配置来做。我在成都有合作的团队，所以能拍，我们也磨合了很久，在此之前我自己很难兼顾图片和视频。
与其说市场决定媒介，不如说视频更回归到叙事的本质，更容易传达信息，也比图片更准确，在4g、5g时代更受欢迎也很正常。
但是拍图片不只是为了传达信息，更多是希望人凝视，传递一种感受，观者和作者通过凝视影像互相交流。图片未来的市场在摄影书、收藏与展览。
▲一个患有眼疾的孩子从玉树来成都接受治疗。
视频和图片的受众只有部分重合。但是给甲方或者媒体报题的时候，这个题能拍视频，说明你掌握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信息，知道拍谁，谁愿意接受采访，什么场景能拍，甚至能写脚本画分镜。
于我来说，拍图片很多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拿着相机，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去冒险，几乎掌握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信息，我就敢出发。拍《黑土地上的生存》就是这么个状况，当时只知道去鸡西拍，拍谁，具体的拍摄地点，一无所知，在电脑面前根本找不到资料。到了当地都不能叫探索，姑且算是摸索。当时也多亏了同事们的信任。
有完稿风险的题现在很难做了，你只有自己先拍了一部分，再和栏目说，这样也不用编辑去为我承担无法完成的风险。既然都掌握了一部分信息，那为啥不干脆做个视频？
G：从事摄影13年的时间，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Y：想做职业摄影师，就得耐心，接受各种生活上的变化，所以工作也影响了我的性格。风格或者视觉语言是为了题材服务的，和性格没关系。但是性格会决定有的题材我没法拍，或者我根本接触不到。
G：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 一朵野花开在死去的牦牛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