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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烈士寻踪（三）
陈 辉
据曹老提供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老人对笔者如是说。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1950-1953年字，这是志愿军赴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的时间。
董必武1962年夏题词：“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体的背面刻有471字祭文。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送到沈阳的。1951年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
翻开烈士陵园的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叫赵兴玉，志愿军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来到烈士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烈士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耿式全老人，当年在15军44师供给处当通讯员。1953年2月18日，师政治部高干事对他说，上级指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遗体，都要运送回祖国安葬。命令他参加寻找烈士遗体、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任务。2月21日夜，耿式全和29师张干事冒着敌机、大炮的封锁，重返中线阵地，寻找邱少云烈士的墓地。
邱少云烈士是29师87团9连战士，1952年10月，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时，在潜伏过程中牺牲。当时，战斗打响后，卫生员上前把邱少云抱了起来。此刻，邱少云已经被烈火烧焦，身体只有小孩大小。邱少云烈士牺牲后，团里给他报了二等功。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总政治部后，首长决定为邱少云记特等功，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立二等功的烈士与牺牲的战士一样，都集中在一起安葬，邱少云当时报二等功，与牺牲战士埋葬在一起，十分难找。当晚10时许，他们来到埋葬邱少云烈士的墓地，打开手电，一排排、一行行地查看烈士墓的砖记。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邱少云烈士的墓地。当时正值隆冬，冻土一尺多厚，他们挖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邱少云烈士遗体挖了出来。
邱少云烈士牺牲不到半年，遗体保存完好，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还是崭新的。翌日，他们又找到了刘光义烈士的遗体，与寻找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遗体的队伍会合。
1953年2月22日下午4时许，耿式全他们乘坐5辆货车，将29位烈士遗体运送到丹东七道沟志愿军15军留守处操场上。留守处已经准备好29口红漆棺材，将烈士遗体一一装殓入棺。简短的悼念仪式后，根据职务、立功级别，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刘光义四位烈士遗体，当即送往沈阳；其余25位烈士遗体，被安葬在丹东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1951年12月3日，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签署《通告》，颁布《规定》。
《规定》的第一条：“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团）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可见能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级别之高。
1953年2月26日，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三烈士的遗体，运送到沈阳，灵柩停放到二纬路与三纬路之间的空场上，现在的八一公园院内。沈阳市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了规模宏大、庄严隆重的公祭活动。据《沈阳日报》1953年3月4日一版报道，从3月3日起，全市各界公祭三烈士三天。公祭三烈士的第一天，各界代表4000余人前去追悼。
公祭三天后的3月6日清晨，由沈阳市领导、群众代表在前引灵，三烈士的棺椁装在一辆货车上，缓缓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发。人们步行从八一公园起程，经过市府广场、惠工广场、到北陵公园门前，再折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天上午11时许，三烈士灵柩运送到烈士陵园；下午1时许，三烈士灵柩下葬。
1953年5月15日下午1时15分，杨连弟烈士遗体入园，5月16日11时15分下葬；1953年7月4日，杨根思烈士遗体来到烈士陵园，7月5日下葬。二位烈士下葬前，都在烈士陵园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
烈士纪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自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陵园在198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工作先进单位”，1996年被国家民政部、教委等六部委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被中宣部确定为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善和绿化美化，使烈士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丹东50军志愿军老战士和志愿者在鸭绿江断桥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纪念碑的两侧设有抗美援朝英烈事迹展览室，陵园的四周是铁艺围墙，整个园内苍松葱郁，翠柏肃然。
50军志愿军就是从这里奔赴朝鲜战场
丹东市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除丹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在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五龙背处志愿军无名烈士墓地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坟墓就分布在七道山现烈士陵园的周围。这些烈士来自于祖国除台湾省、海南省和五个自治区等地以外的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收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的记载却没有。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期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特别是7月竟病亡了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老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老人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显得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但最终并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如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 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等，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不少都立过赫赫战功。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我军牺牲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员——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
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
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 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送到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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