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陷入了统治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外国”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
清末出现的时局图（你能认出几个列强国家）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对清朝统治阶级感到绝望的汉族革命主义者们，为了达成其“彻底革命”的目的，主张“排满”，并否定“满汉一体”论。“华夷之辨”的传统理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革命早期的孙中山，可谓“仇满”的先驱。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他便以朱元璋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将“鞑虏”的范围，从“满人”扩展到了“满、蒙、藏、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族）”等北方少数民族。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鉴于此，最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意识到了这种极端思想的危险性。他明确反对“排满”的“小民族主义”，提倡“合满”的“大民族主义”主张。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伴随着民国的建立和汉族军阀势力的崛起，内外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王公、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国家意识”，有了微妙的变化，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
一
一些顽固守旧的王公精英，坚决抵抗“共和”，维护清朝。当然，也有不少开明的王公精英们，主张向开明的汉官学习，并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变革主张，推动了蒙古“近代化”的进程。
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在该旗推行“新政”，进行多方面改革。贡桑诺尔布认为，“西欧的英、法、德、美等新兴国家，前后改革了陈腐旧制，从而形成了现今的列强，我们蒙古民族因为仍然存在腐败的制度，就变得愈发软弱无能”。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即喀喇沁右翼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
他还以日本为例，展开阐述道：“日本等西方民族与蒙古民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随着时代的演变’，都会‘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的”；“……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得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
贡桑诺尔布开出的“民族复兴”的药方，是“先进的教育”。在他看来，日本的国富民强，是因为全体民众受到了“教育”。
贡桑诺尔布雕像
哲里木盟科左前旗科尔沁郡王（即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在“北京贵族子弟学校”就读期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新政思想的影响，主张维新主义。他认为，民族复兴需要做到四点：“取缔宗教、以祛迷信；振兴教育、以开民智；训练蒙兵、以固边圉；择地开垦、以筹生计。”
蒙古族知识分子罗卜桑却丹，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他认为，要想改变蒙古民族贫穷落后的现实，需要大力发展蒙古文化教育，改变传统游牧经济经营模式。
罗布桑却丹（1883—？），近代蒙古族哲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以蒙古王公精英们为代表的蒙古族人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其中心思想包括了捍卫“祖先的传统”，重拾祖先辉煌的历史记忆，对土地与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守护等等。
近代蒙古族最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尹湛纳希，在史学研究上，强调尊重历史真实，主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他批评明朝校订、批注南宋朱熹《通鉴纲目》的史官：“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诋毁蒙古人，任意篡改《通鉴纲目》之原意，诋毁这部正史使其失去真谛”；“变成了充满泼妇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从他们的嫉妒之心和小人的偏心出发，任意诋毁正史的大罪’”。
尹湛纳希，清末蒙古族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小说家
对“真实历史”的强调，是蒙古族知识分子塑造“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譬如20世纪最极端保守的“大蒙古主义”者德王，始终将“民族复兴”作为己任。
他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宣称要继承先祖“成吉思汗之业绩”，振兴统治整个蒙古。1940年8月，在张家口举行的“蒙古王公会议”通过的纲领的第一条，就是 “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
德王（1902—1966），内蒙古王公，主张内蒙古独立
二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接连起义，并纷纷通电宣告“独立”。面对清朝大厦将倾的局势，受到皇室恩宠的蒙古王公精英们，为了挽救清朝而不断奔波。
近时王公大臣合影（清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前排左一为贡桑诺尔布
1911年12月24日，在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的主持下，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联合会”成立不久，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4人牵头，内外蒙古24名显赫王公世爵署名，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表示内外蒙古仍然忠于清朝，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革命党让步。
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部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由科尔沁图什业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当时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表示维护清朝、反对共和、攻击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
武昌起义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由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的一系列 “御前会议”中，除了皇室近支王公、袁世凯或其代表以外，还有那彦图等几个蒙古王公中的主要人物。
当袁世凯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时，遭到了“满、蒙的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蒙古王公们认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清朝大势已去的同时，民国政府的政治纲领也做出了调整，即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修正为“五族共和”。另外，孙中山、伍廷芳等人分别致电蒙古王公，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譬如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亲自致电贡王、那王等蒙古王公，阐明五族共和之真谛，规劝“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勿误会而偾事; 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
“五族共和”成为了民国的共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肆拉拢蒙古王公。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逐渐成为了蒙古王公精英在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
阿穆尔灵圭仍然充任“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 年10 月代表北京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拟代表北京政府赴库伦谈判取消“独立”。
二人还分别被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推举为名誉理事或理事，不间断地充任各种名目的参议员、议员、参政等职务。
阿穆尔灵圭（左）和那彦图（右）
不过，还有不少蒙古王公精英们，主张“独立”。11月30日，在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这对当时新生的民国政权而言，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八世哲布尊丹巴
不少内蒙古地区的王公精英们，也纷纷响应“独立”。甚至连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等人，也被卷入“独立”的风潮。1912年初，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曾先后与俄国和日本势力有所联系，并同日本签订了借款和购买武器的合同。不过，二人策动的“独立”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后来，贡桑诺尔布接受袁世凯的邀请，赴京担任了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而棍楚克苏隆没有接受袁世凯加官晋爵的引诱，而是秘密投赴库伦，一度担任“副总理大臣”。
三
进入20世纪20年代，蒙古传统王公精英的势力渐渐衰退，以国民党与共产党革命组织为中心的蒙古族精英人物，陆续活跃了起来。
国民党当政以后，陆续在原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传统的盟旗制度受到了冲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凸显，革命形势进入高潮。
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中部
于是，一些非贵族出身的蒙古族政界人士，被先后推到北京和南京的权力舞台。他们承认和维护新政党的权威，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鹤龄、白云梯等人。
“内蒙人士接受中山先生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发生关系最早，且历任中央委员要职者，乃恩和巴图、白云梯、克兴额三氏是也。三氏初均为蒙籍……深得中山先生之嘉许”。“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派白云梯氏往内外蒙古宣传三民主义，进行党务工作”。
白云梯（1894—1980），蒙古族，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白云梯是一位喀喇沁右旗出身的积极分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决策者。他曾在北京的政法专科学校读书，在蒙藏学校担任职员，在北京大学深造，是留日归国的温和“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在德王策动“蒙古联合自治”时期，曾与其有过合作。
以“反对改省”为口号的一系列请愿、游行活动，在北平和南京的政治舞台上上演。1930年，南京政府被迫召开全国性“蒙古会议”，并颁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等一系列条例、制度性文件。
1933年7月和9月，以德王为首的部分蒙古王公，以百灵庙为据点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电，宣布“自治”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蒙藏学校”，诞生了“蒙古共产党”。以蒙藏学校为中心的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等的共同支持下，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走上了寻求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蒙藏学校旧址
实际上，共产党理论家们极为重视“蒙藏学校”，并将其用做组织培训基地，为其在内蒙古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坚实基础。
从1923年冬开始，来自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的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泽、奎璧等10余人，先后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仅在北平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活动，还深度参与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活动。譬如在1923年5月，在绥远发生的“盛记”洋行的斗争。
乌兰夫（1906—1988），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1924年以后，奎璧、多松年、云泽、特木尔巴根等蒙古族学生，先后被选送到广州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学习，成为了第一批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蒙古族精英。
正如乌兰夫所说：“中国革命由五四运动青年知识分子起了带头作用，而蒙藏学院（校）学生对内蒙革命所起到的带头作用特别大。”“（在当时）学生，在校是学生，到了街上，是教市民救国的好教员”。
1947年4月23日—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召开，通过了《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和临时参议会组成人员，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1949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自治政府迁址张家口。195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到归绥市，并改称呼和浩特市，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1979年，将黑龙江省的呼伦贝尔盟和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吉林省的哲里木盟和白城地区的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辽宁省的昭乌达盟，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甘肃省的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划归回内蒙古自治区。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的诞生，充分展现了国家政权更替时期，蒙古王公和精英知识分子们的认同倾向、自我定位、政治立场及主动或被动承担的角色。尽管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博弈中颇有手足失措之感，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