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曾经考虑把弟弟抛弃或送养，但随着和弟弟的相处，她收获了弟弟的爱与信任，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姐弟情。（片方供图/图）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性别议题话语场，每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掀起一波新的话题讨论，而且从来不缺乏情绪激烈、态度前卫的观点和争论。女性的困境和声音似乎正在从隐秘的角落走进公共空间，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当代人，可能都需要以性别视角重新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在众多争论中，家庭议题显得重要而迫切。在复杂变动的时代里，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也面临着新旧伦理观冲撞的道德困境、处理家庭与事业的矛盾、面对父权制在当代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的阴影。在激烈的网络交锋中，男性被视为为女性苦难的根源、照顾和奉献被塑造成无谓的剥削，女性不得不重新衡量自己在公域和私域中的位置。如此这般，家庭的意义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1年4月，电影《我的姐姐》引发讨论：年轻一代女性是否应该为家庭牺牲。作为一部女性家庭伦理电影，这部作品收获了一些好评，也遭到一些批评：有观众批评这部电影“教唆”女性认命和妥协，认为这部电影与《你好，李焕英》一样看似关注女性，其实是神化母爱、强调牺牲的“伪女性电影”。
安然多年来习惯了独立生活，父母去世后，她不得不在自我的前途和抚养弟弟的责任之间做出一个抉择。（片方供图/图）
两难困境的普遍性
《我的姐姐》与《你好，李焕英》不约而同地呈现女性的伦理困境，也许并非巧合。它们将不同代际女性的价值观分歧和自我实现的困境作为故事的基本内核，看似拥有不同风格和内容，却都在新的社会伦理的呼唤下显示出殊途同归的价值指向。
与《你好，李焕英》中母亲去世、女儿怀着愧疚希望可以穿越时空改变母亲的历史类似，在电影《我的姐姐》里，女儿也需要处理上代人留下的“遗憾”，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历史无法真的被改写，因此选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就显得至关重要，也直接决定了电影的走向和格局。
《我的姐姐》的女主角安然是一个20多岁的护士。她正在谋划与男友一起逃离家乡去北京读研究生，但就在此时，她疏于联系的父母因车祸去世，留下了一个素未谋面的6岁弟弟，安然不得不面对原生家庭的问题。原来，安然的父亲一直想要儿子，多年前把年幼的安然放在姑妈家寄养，还逼迫安然假装残疾以换取准生资格。种种努力未果后，他们等到政策放宽，在安然读大学期间生下了弟弟，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
《我的姐姐》巧妙地将安然放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中——她无论接受弟弟与否，都会带来一定的争议，但这恰恰是这部伦理电影的意义。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在大众不断的讨论中才能被重新划定边界。当安然的选择冒犯到不同立场的观众，《我的姐姐》的现实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它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意识本身。
作为一部有深厚现实基础的电影，《我的姐姐》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女主角安然的个人问题，安然的故事折射出主创对女性整体命运的理解和观察。在这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既有计划生育政策时代的重男轻女问题，也有女性生育权受父权左右的问题；既有女性追求自我与为爱奉献之间的矛盾，也有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就业和买房的压力。这些沉甸甸的现实并不都指向女性问题本身，但它们共同构建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图景，也让安然的伦理困境具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意义。
安然无法原谅父母对自己的不公正，因此也无法接受弟弟的到来。（片方供图/图）
如何理解她的“妥协”
一些观众认为《我的姐姐》着力呈现女性“妥协”，这个判断有其合理的地方，其依据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的苦难已经足够深重，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们需要某种“爽文”式的叙事来宣泄女性的愤怒。
但应该看到，《我的姐姐》对女性命运的理解是成立的，它揭示出安然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她的姑妈和母亲终身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中，为弟弟和丈夫无限度地付出，到了安然这一代，她虽然有独立意识，最终依然跳不出命运的桎梏，不得不肩负抚养弟弟的责任。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同时也指出，安然最后的选择不是被他人逼迫的结果，而是在与弟弟建立平等真实的情感联系后做出的符合人性的选择，她的行为不是对父亲的妥协，而是对情感的尊重。
安然对弟弟的接受并非无缘无故，那既源于自己内心的善良，也源于弟弟交付的信任与爱。如果说，成年的安然还有通过奋斗获得丰富人生的可能性，六岁的弟弟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姐姐，他的人生取决于姐姐的瞬间决定。在短暂的叛逆之后，弟弟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姐姐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以至于他为了成全姐姐的未来，主动给领养人打电话。可见，《我的姐姐》并非仅仅强调女性的牺牲，而是歌颂一种为了所爱之人的奉献。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便也理解了安然对不成器且经常惹祸的舅舅的接纳和理解。这个角色热爱赌博，对家庭不负责任，以至于众叛亲离，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信任。他虽然有心帮助安然姐弟，却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与电影里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电影没有丑化舅舅，他不负责任的外表下也显露出情深义重的一面。安然和舅舅最终和解，这固然因为亲情深重，也折射出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立场：当代女性不再需要依靠英雄般的男性，反而强大到足以原谅和接纳男性的不完美。
安然这个角色有些两头不讨好，一部分观众不能理解她最初的决绝，另外一部分则不能认同她最终的“软弱”。但这个角色恰恰寄托着主创对当下女性议题的态度：纠结于问题的历史根源于事无补，不如搁置争议，面向未来。
这种态度看似犬儒，却是一种更加勇敢的承担。观众固然可以期待安然们的彻底反抗，但在缺乏社会支撑的大环境里，个体对家庭和集体的牺牲不应被简单看作是没有价值的。一味强调女性意识被男性权力建构和洗脑，可能才是一种无视女性主体性和判断力的“厌女”行为。
安然最终与不成器的舅舅和解，似乎象征着她理解并原谅了上一代人的过错。（片方供图/图）
“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
《我的姐姐》与《你好，李焕英》都是青年女性导演和编剧的作品，在看似温和的面貌下，具有强烈的女性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你好，李焕英》中的青年贾晓玲回到母亲李焕英的青年时代，在这个穿越故事中，母女两代人以同龄人的关系对话。《我的姐姐》更是使用了三组镜像关系来关照普通女性的命运——安然的姑妈和父亲，安然的母亲和舅舅，安然自己和弟弟——以此表明这个看似极端家庭的普遍性。
其中，年轻一代的女性肯定并感激上一代女性的付出，但不愿重复这种命运。她们在充分理解这种命运的基础上面对困境、承担责任，在反思中和解，在批判中前进。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更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而作为上一代女性，姑妈和母亲都有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她们没能成功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但并不代表她们没有反思的能力。她们并非如年轻人以为的那样毫无自我、仅仅是男性的附庸，而是有对自我命运强大的承担能力，不会轻易被困难击倒。
《我的姐姐》中的姑妈角色让人难忘，她的含辛茹苦和隐忍无奈可以被看作一代女性的象征。家里条件有限，为了供弟弟读中专，姑妈曾经放弃了自己读大学学习俄语的机会，但她一有机会就以远赴俄罗斯做生意的方式回应这种不公。姑妈家没有底座的俄罗斯套娃代表了她内心对远方的向往和追求，也暗示了她自我实现道路的破产。在一番斗争之后，姑妈认识到安然不必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剧，于是说出“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这样的台词，堪称全片的一个高光时刻。
当一部分人们强调女性抛开家庭的桎梏勇敢做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那些在生活中不被承认，默默付出的女性，她们奉献的价值不仅不应该被轻视，被抹杀，而需要被看见，被正名。
作为一部主流商业电影，《我的姐姐》是一部面向最广泛人群的作品。该片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也许是温和的，但这种温和让它可以被更多人接受与讨论，也让其中的社会议题进入到公共视野，所起到的影响或许是小众题材电影不能达到的。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