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八股制艺而开新学风

陈垣与柴德赓。

民国二十一年,纪元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先生七十有七,招钱锺书度岁,钱锺书民国二十七年客寓巴黎在《〈石语〉序》里说那晚“谈宴甚欢”。《石语》,“石”即指陈衍。陈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生于1856年,卒于1937年。《石语》即是钱锺书追记那晚度岁陈石遗所说的话。

石遗老人在和钱锺书谈天中议论到了科举,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

钱锺书记录了石遗老人这段话后,按语说:“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前几句话赞石遗老人识见通达,末一句话,则钱锺书后来所撰长篇小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之形形色色,或可视作钱锺书给这句“惜”添的注解。

我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柴先生1947年在北平的辅仁大学讲这门课,亦有不谋而合的见解。

柴先生这部讲义第一章讲清代学术发达之原因,从明代入手,说明代以科举取士,科第出身的仕宦很容易,因此一代读书人都为科举奔忙,为八股所颠倒,自然无暇研究学术。但这个风气到了万历以后起了显著的转变,物极必反,万历以后的学风就往实学的路上走了。他们不再把读书看作是谋取功名的工具。这些在新风气中长成的万历年间的学者,到了清朝就开花结果了。这种学术风气是如何养成的呢?柴先生说“和社党的组织有关系,和西学东渐也有关系”。关于西学输入的影响,柴先生这部讲义第一章里有一节作了专门讨论,例举当时传入的《万国全图》、西洋历算和造炮技术三事,“一新中国人耳目”“在思想上起很大的作用”。而具体到了清代,则柴先生分析说还有政治的影响。柴先生说:“中国史上民族思想发生甚晚,南北朝时代,无所谓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样做官。唐朝人亦不讲民族思想,太宗时,官儿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会。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义士甚多,不仕异族。”到了清初呢?明末李自成入关,官员受他压榨很深,清兵入关官吏反觉得可以苟安,大批投降。明末有三饷(辽、剿、练),清兵入关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轻松。清朝的制度,旗人当兵是义务,汉人不强你当兵;旗人不许经商。老百姓种田、经商,少受骚扰。不与民争利,老百姓就不觉得有亡国之痛了。至于士大夫,向新朝献媚,不讲民族思想的也很多,举子、秀才更谈不到,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们可以要求李自成开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举人进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不是取了几百人吗!第一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渐,原来是他的先世。这一科进士相当寒碜,全是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来不了,还在抵抗。“这样的士大夫还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谈。”可是清代一代民族思想还是发达起来了,柴先生分析原因有三:一是清初剃发的刺激;二是八旗屠城杀人的反响;三是明末忠义士大夫提倡气节,这些人大都成为清代学术史初期的要角。民族思想发达起来了,于是——

第一等读书人决不应考,决不应征。家人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这是第一义。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就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的路子,造成新的学风。

柴先生讲清代学术史,真是和石遗老人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柴先生的这部学术史讲义,读来甚为有趣,盖柴先生师承陈垣先生,不作空疏之学,不发空头议论,而是多从“掌故之学”、从“史实”入手,在细节里见出大的关节,所以既有新意又扎实有根底。比如柴先生这部书里讲顾亭林“治学方法”,用真实工夫,一曰熟读经注,二曰抄书,三曰引征确凿,四曰实地考察。每一条方法下,俱录之以故实,翔实可观。比如第一条熟读经注,引全祖望《神道表》,说亭林之游,“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亭林春夏如何温经,则引王昶《与汪容甫书》中所详记:亭林请声音洪畅者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所以我们读来,倍觉这部讲义条理明畅,识见高明,柴先生把事实都摆给我们看,而不是空头讲章枯索无味。

柴德赓先生是浙江诸暨人,高中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1929年至1933年就学于北师大史学系,是陈垣先生在北师大教授的高足。据说陈垣先生曾在柴德赓的一份考卷上批了“以柴生为第一”的评语。陈垣先生素来看不上空疏之学,以为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陈垣1933年6月24日写给蔡尚思的信里提醒蔡尚思“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这也是陈垣先生治学的一个风格:博学而实证。柴德赓先生这部讲义里亦引了陈垣先生的话,说“陈校长常云,史学不可自章学诚入手”。为什么不能从章学诚入手呢?陈垣以为章学诚是“村夫子”,看得少,而还要喜欢发议论。柴德赓说章学诚“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史学中之议论派,少实在东西”。为学渊源自陈垣先生的柴德赓,自然也就在这门清代学术史的讲义里,实践了陈垣先生的学术思想。所以这部书名为“讲义”,实在也不可等同于一般的“讲义”,而是有所得,有所见,所以讲义的叙论里柴先生说“不过讲书的人总是有偏见,我想偏见也好的,只有偏见才可以看出自己的意见”。这话,我以为也许是柴先生表示自己对清代学术史有所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表达。

柴德赓是陈垣先生得意弟子。有一封信或者可以见出陈门师徒治学风格。柴德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苏州写成《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请陈垣先生过目。陈垣先生和刘乃和交换过意见,刘乃和回信说了他们共同的看法:一是有材料有分析,均精彩,惟二题最末,只有钱大昕孤证,能不能再多找出几条,比如苏州人对白居易看法如何;二是对“苏杭”连用,为何苏在杭前的解释,以为较为牵强(《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提的全是很具体的意见。信里还特意问是否参考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也见证了南北二陈的学术交谊不因时移世易而有稍衰歇。1962年1月26日陈垣先生写信给柴德赓,请他替自己“捉刀”《余嘉锡论学杂著》的序。柴德赓写成,这年2月26日陈垣先生给柴德赓的信里说:“叙文收到,大佳。”《余嘉锡论学杂著》上下册196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序即署名陈垣。学生代老师写序,老师赞许序文“大佳”,则亦证实了学生得老师真传之不误了。

2020年秋天,我陪同柴德赓先生的哲孙柴念东先生访问杭州高级中学校史馆,在校史馆里看到柴先生当年中学时代的照片,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想起柴先生在这部《清代学术史讲义》里表述的清初“第一等读书人”不应考不应征不做八股文而开出新路子造成新学风的识见,抚今追昔,不胜慨意。

周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