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制洋货
从1891年美国“美孚煤油公司”“美山号”轮船海运煤油300吨驶进益阳港起，美、英、日等国商人接踵而至，益阳、桃江市场开始出现洋货挤压国货的局面。
1901年以后，英国、日本、挪威、瑞典等国在桃花江、马迹塘等地设立教会机构，开始了对桃江的文化入侵。这些机构在“关心”和“帮助”中国人民的幌子下，以传教为名，强迫群众入教，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麻醉和奴化教育。
帝国主义传教士披着慈善外衣，干着罪恶勾当。他们在“慈善”名目下开办鼙目院、育婴堂，实质是利用盲人和童工生产廉价产品，获取高额利润。他们雇佣年轻漂亮的女孩做保姆、当女工，一有机会便引诱奸污，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宁愿将女孩留在家里挨饿，也不能受雇于外国佬”。
桃江人民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第一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夏曦、张昆弟等桃江青年，先后在益阳县城组织学生会、救国十人团、教育会、工商会、国货维持会等组织，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7月10日，全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数千工人、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工人和学生还组成几个演讲团，到街头、商店、船埠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组织工人和市民学唱《国货歌》：“我是中国人，该用中国货；国货多么好，质坚工艺巧；人人用国货，金钱不外跑；有钱多办事，四万万同胞都吃饱；有钱造枪炮，帝国主义准打倒；爱国的人民，认定国货是瑰宝，不论饮食和服饰，不是国货便不要”。
在益阳县城的影响下，桃江镇许多群众也自发组织起来，分赴城内各商店搜查日货，一经发现当即捣烂没收。这次集会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一连几个月，日货不敢在桃江市场上销售，日商轮船不敢驶进桃江。
1924年11月，挪威信义会在益阳办的教会学校——信义中学发生外国人侮辱中国女学生事件。
桃江籍学生文盛周奋笔疾书“茫茫四海人无路，多少男儿是丈夫。昂藏七尺炎黄裔，安肯折节作洋奴”的诗句，并与曾士峨等百余学生愤然退学，迫使学校停办。
此事引发了在中共湘区执委、省学联推动下的全省学校反教会、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持续达5个月之久。
二、声援“五卅”反帝运动
1925年5月下旬，日、英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工人和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消息传到益阳，各界激愤。
6月12日，县城各界响应省“雪耻会”通电，在共产党员袁铸仁领导下，成立了“益阳雪耻分会”。
15日，“雪耻分会”组织县城工人、学生和商民万余人，举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示威游行，全城罢工、罢课、罢市以示抗议。
6月27日，又举行“夏节”（端午）总示威，呼吁对英、日经济绝交，并宣布“五项经济绝交公约”：不买英、日货；不向英、日人提供劳力；不存款英、日银行；不搭乘英、日轮船；不供给英、日人原料、粮食、燃料。
会后，桃江、鲊埠镇学生和店员、工人自动组织纠察队，到码头港口、商店，没收和烧毁英、日洋货，销毁英、日洋行张贴的商业广告，阻禁行人搭乘英、日轮船，迫使英、日“洋货”不敢在市场销售，日商“载生昌”轮船公司也不敢在桃江码头营业。
7月上旬，湖南军阀赵恒惕在长沙戒严，对爱国群众进行粗暴镇压，并在益阳遍贴告示，诬蔑群众反帝运动是“乱党捣乱”，威吓“就地正法”，下令停止罢工、罢课、罢市，到处张贴“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
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屈服，反帝激情更加高涨。在省城戒严期间，桃江在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家乡。他们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揭露帝国主义暴行，使反帝运动由城市迅速扩展到乡间。
鲊埠镇在长沙读书的学生，在熊亨瀚的领导下组织“鲊埠镇旅省学生会”，回到家乡召开民众大会，向农民宣讲帝国主义暴行，散发《请看英、日洋人在青岛、上海之凶暴》《要想救自己的命，请看这张传单》等宣传资料。
他们大声疾呼：“楚虽三户竟能亡秦，越五千亦可沼吴，况我亿万里之疆土，四百兆之同胞，岂可坐以待毙，不求自救乎！然则自救之道若何？曰：团结民族，实行贫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邻。”旨在唤起民众觉悟。
与此同时，从省城回来的桃江镇学生在戏台坪向群众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演出《上海之惨局》《东江之役》《农民的力量》等新剧。
数日间，这些反帝宣传扩展到马迹塘、三堂街、修山等集镇，使消息长期闭塞的乡村顿时雀跃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涌现出一批反帝斗争的优秀人物，为建立桃江党的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资料来源：桃江县档案馆
编辑 张红莉
审核 黄 霖
监审 卢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