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挂云帆济湘江——湘江新区湘阴新片区宣传片》
彭德怀与陈毅安烈士一家
陈晃明
父亲陈毅安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金龙镇（原名为界头铺镇）一个小山村。早年跟随毛泽东在长沙闹革命。他1922年入团，1924年入党，1926年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三团三营七连党代表兼连长。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陈毅安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
11月，毛泽东派陈毅安率部前去迎接红五军上井冈山，12月10日，两军会师于宁冈新城，当天举行了隆重的会师仪式，陈毅安担任大会司仪，从此开始了与彭德怀的战友深情。1929年1月4日，在湘赣共计21个团的敌人围攻下，井冈山柏路村军事会议作出了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毅安被留在红五军工作，先任副参谋长，当参谋长张子清负伤下山医治后，陈毅安接替他任参谋长。井冈山战斗频繁，在大汾与赣敌第九军陶柳团激战时，陈毅安左腿被敌弹击穿，鲜血淋漓，动弹不得，而此刻井冈山危在旦夕，军长彭德怀不忍陈毅安落到敌人手中，派人用担架把他转移好几处地方，最终交给专人护理，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李志强。
1930年6月，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陈毅安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红八军一纵队纵队长和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这项任命是前敌委员会听取了军团长对陈毅安的历史和战功的介绍后，一致通过的。在扫清长沙外围的战斗中，陈毅安指挥红军在晋坑歼灭敌军一个团，在金井歼灭敌军两个团之后，于7月27日傍晚，强渡浏阳河，由副政委彭雪枫率领先头部队两个团首先攻入长沙市区，直捣伪省政府，两千敌军被包围缴械，革命的红旗迎风飘扬。此时，妈妈怀着我，已来到长沙治病。父亲领她到红军总指挥部，与军团长见面，彭德怀把身边的一册《辞源》拿出来作为礼物。
1930年8月6日，国民党军队在9艘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长沙城反扑。陈毅安率部与敌军展开激战，全歼敌军两个团，活捉敌两个团长。7日凌晨，当他指挥部队掩护政治部柯庆施一行人安全撤出城后，在经武门外的阻击战中，不幸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四弹，壮烈牺牲。军团长见从前沿抬来一副担架，听到警卫员的哭泣声，就明白陈毅安已经遇到了危险。他的遗体在随军撤至永安市后，埋葬在附近的荒山中。彭德怀目睹眼前的一切，令他担忧的是，陈毅安的妻子和即将诞生的孩子还留在城里，他们的命运将会怎么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在国共两党宣布合作的情况下，妈妈于9月23日向八路军总指挥部写了一封挂号信，询问爸爸的情况。不久，收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回信：
志强先生台鉴：
来函敬悉。
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一九三〇年已阵亡，为民族解放中一大损失。
当日寇大举进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今日，只有继续毅安烈士精神，坚决奋斗，完成其未竞的遗志。
尚望珍重。此复康健。
彭德怀十月一日
噩耗传来，母亲五脏俱裂，泣不成声。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母亲于1939年秋又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写了一封挂号信，请求到延安去。他回信表示欢迎，并寄了二百元钱作为旅费。他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几个月，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转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当时徐特立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他开了路条，指示我们怎样到延安去：先乘汽车到桂林桂北路一三八号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去找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再由桂林乘汽车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去找钱之光处长，或到重庆西三街十二号与新华日报馆联系，然后由重庆乘汽车到延安。这一切都在路条上注明，作为联络信号。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次行程没有成功，而路条犹在，目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的“八路军驻全国办事处”栏目中陈列。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了！母亲得以给彭德怀写信，他的复信如下：
志强同志：
你和晃明八月二十六日写来的信，已经收到了。你们母子熬过十多年艰苦生活，始终向往革命，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关于你们目前的生活工作与学习问题，我已电告湖南省委黄克诚同志，请予关照，如有困难，可和他们面谈。
此复并致敬礼。
彭德怀十月三日
在党的关怀下，母亲1951年由长沙调到北京邮电部工作，我1949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自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1954年彭德怀伯伯已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当12月7日早晨的阳光初露时，他就派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来接我们。汽车开进中南海“永福堂”门前时，我们看见彭德怀伯伯和夫人浦安修走上前来迎接。彭德怀伯伯身着青色呢子中山服，穿一双老式棉鞋，面容很慈祥，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呼唤我们的名字说：“是李志强和陈晃明同志吗？”我们坐在一间客厅式的房屋里，他说，在抗日战争年代母亲写给他的信，他都收到了，他没有回信，是怕牵连我们；他的两个弟弟曾写过许多信给他，他没有回信，他们就写信来骂他，他还是没有回信，最后他们依然被盯梢的敌人杀害了。他对我母亲说，我长得像我的父亲，“晃明”这个名字取得好，是你给他取的吗？母亲点头说，是的。他又说，黄公略留下一个孩子，样子和黄公略一模一样，名叫黄岁新，这个名字也取得好；还有左权的一个孩子出生在太行山之北，就叫左太北。他说，陈毅安、黄公略、左权都是黄埔生，他们很要好。他留我们吃午饭，亲自盛一碗饭送到我母亲手里，又拣了一些菜放进我们碗里。他说，他们1930年打长沙时，红军里没有好菜可吃，还是陈毅安同志在奇珍阁预备了一顿饭。送别时，彭德怀伯伯和夫人要我母亲不要悲伤，要我们母子经常到他们那里作客。
1956年3月20日晚8时，我们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亲临我家。他在我父亲陈毅安的遗像之前肃穆看了约五分钟之久，接着对我母亲说：“你不是要问清楚陈毅安同志阵亡的情形吗？”当他讲到前面的那段中四弹身亡的经过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怕引起我们更大的悲伤，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他要我母亲不要哭，关于陈毅安同志的情况，他再来谈十次、百次都是可以的。以后彭德怀伯伯又数次来过我们家。每逢佳节，他总要派人送来一些珍贵的礼物。有一次，金日成元帅用飞机从朝鲜送给他一箱大苹果。他从中挑选四个送给我们。他之所以送四个苹果，是考虑到我们一家四口人——我们母子，还有母亲的儿媳和孙子，他还让景希珍同志捎来了一句话：“礼轻情义重。”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从中南海移居于北京西郊西苑挂甲屯吴家花园。1960年7月的一天，我们一家四口人前去看望他。他健步出迎，笑吟吟地说：“人家称我‘伪君子’，你们怎么还到我这里来？”母亲笑着说：“我们来看您是一回事，别人称您什么是另一回事。”我们站在廊檐下，见北屋门上的横匾有“怀馨堂”三个大字，左右两边的对联是“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他说，这是一所古老的房屋，仍旧按原样保留下来的。我们进屋坐下，互致问候。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这里开荒种地，栽植果树。临别时，他把自己种的南瓜挑了一个大的送给我们。有一次，他把庭院里刚摘下的鲜桃送给我母亲，并且当场作了一首诗：“半生戎马无暇日，老年偷闲学种桃；几年栽培今结实，送嫂数颗共滋尝。”
1965年秋天，我们又一次去吴家花园看望他，刚一坐下，周总理打来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就在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约见他。他让我们一起坐上他的汽车顺便进城回家。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周恩来同他商谈了三线建设事宜。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同志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离开北京。我们本打算到北京站送行，后来考虑到那天去送行的会有许多中央首长，我们去了怕妨碍他们的重要谈话，所以临时又打消了去送行的念头。后来听他的侄女彭梅魁夫妇说，在开车前的一分钟，他还在翘首等待我们一家的到来。最后，他对他们说：“等车开走以后，你们就到李志强家里去一趟，说我离开北京到成都去了。”当彭梅魁夫妇告诉上述情景时，我们感到莫大的遗憾，我们全家失去了和彭德怀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几年中，我们无从探听到彭德怀同志的确切消息。直到1973年彭梅魁向周总理写信，才知道他的近况。母亲趁彭梅魁去看望他的机会，托她带给他两瓶果汁和一盒龙井茶。
1993年5月5日，我作为曾受到彭德怀关爱的烈士遗孤之一，收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派专人送交的请柬，出席《彭德怀传》出版发行暨纪念彭德怀诞辰九十五周年座谈会，并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合影留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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