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宁波百事”|那年,宁海桑洲村率先在宁波“包干到户”

甬派君有话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市社科联)与宁波日报报网推出特别报道,通过甬派客户端开设“建党百年·宁波百人百事”专题,充分解读和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宁波元素”和“红色基因”,讲好宁波故事,传承红色信仰,砥砺奋进前行,推动在宁波形成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良好氛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桑洲村实行大包干

位于宁海县南部的桑洲公社桑洲大队人多地少,8个生产队460余户1070人,连旱地在内,只有290亩田地,人均不到3分地。大队社员一年苦到头,正劳力一天只赚5角到7角,年均收入不足300元。当时,当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吃粮要靠国家供应,每年1月到5月要领5个月的粮票,人均50公斤左右。

1979年,在获悉安徽搞包干到户的消息后,在公社的默许下,桑洲大队也实行包干到户。由生产队长、会计、出纳组成估产小组,对每块田地按照土壤条件、水利条件进行定产,然后按照口粮比例分田,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折价卖给社员。分田到户后,每户人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包干到户的第一年,就解决了社员的温饱问题。1980年秋后,分田到户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向宁海县的桑洲、岔路蔓延,共有7个公社18个生产大队实行了春粮生产包干或包产到户。到了第二年春季,春粮一季收成超过了往年队里经营的全年粮食产量,解决了温饱。

宁海县土地承包合同书、宁海县土地承包政策讨论稿手稿。

包干到户虽然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但部分干部却思想不通,行动抵制,认为包干到户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部分地方的群众对此批评道:中央放,下面望,中间是个顶门杠。针对这个问题,1981年春,宁波地委组织调研组到宁海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办法好,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在1982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后,宁波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提出实行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最根本的要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否得到充分调动。会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宁波全面推行。

从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历经探索、试点、推开和完善过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宁海向四明大地逐步推行。到1983年,全宁波地区有3.43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到总队数的98.5%,113万农户承包了350万亩集体土地,宁波农村也成为当时杭嘉湖、宁绍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较早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区域。

为了使统与分有机结合,宁波地委在具体指导中掌握了三条原则:

一是“耕者有其田”。人分口粮田,劳分责任田,全地区有近50%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办法;

二是坚持有统有分。从全地区4.9亿元的集体历年积累资金中,拨出近1亿元作为承包农户的“生产底垫金”,“钱跟田走”,缓解承包农户生产资金的困难。大中型农机具由生产大队(村)统一管理,为承包户服务;

三是强化统的方面的服务功能。强调土地承包到户,绝不是集体经济的解体,明确村集体负有“综合服务、产业协调、资产积累、兴办企业”四大主要任务,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展为农服务领域。这三条原则,也反映了土地家庭承包后广大农民群众要求集体服务作为依托的强烈愿望。它为宁波农村中绝大多数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和新体制的健康运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新体制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优越性。1983年和1984年,全地区粮食生产连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1984年的粮食亩产量比1978年改革前增加了135公斤。这使得一些原来对包产到户存有疑虑的干部,感受到“过去人管人,缚死人,现在政策管人,威力无穷”,变阻力为助力,从而投身于改革大潮,广大农民群众更是心热气顺,喜称这是宁波农村自土地改革以来最好的“黄金时期”。

实践证明,以土地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适应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力大批转移,在坚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变革,通过使用权有序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稳定农村、发展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编辑:王索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