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桂霞：苏伊士运河与大英帝国的兴衰

拥挤的苏伊士运河

正如大运河承载了我国隋唐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一样，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条这样的运河，承载了大英帝国的兴衰，这就是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使大英帝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那么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则使英国彻底失去主导世界的话语权，从世界强国沦落为一个地区性大国。本文拟以苏伊士运河为考察对象，以该运河的开凿、掌控与战争为线索，系统剖析大英帝国的兴盛与衰落。

与中国一样，英国也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最早来到大不列颠定居的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伊比利亚人，他们为不列颠带来了新石器文化。公元前1000年至前100年间，居住在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又来到不列颠，带来农耕文明。此后，罗马帝国的大军登陆，开始了其长达400年的统治。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伴随着三支日耳曼部落——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到来，才奠定了英国的基础，开始了我们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然而，此后的英国先后又遭到丹麦人的入侵、诺曼征服、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因此一直未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才真正开启了英国历史的大发展时代。作为亨利八世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早年深受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也亲眼看到了因宗教分歧而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因此她上台后一再调和各种宗教分歧，淡化国家的宗教色彩，致力于国家振兴与发展。她一方面厉行节约，另一方面拼命追求金钱，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拜金热，又通过鼓励海盗行动，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船，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创了“伊丽莎白”时代。据估计，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通过海盗劫掠获得的财富达1200万英镑，而到17世纪末，英国全年的国民总收入也不过是4300万英镑。此后的英国如同“开了外挂”一般，飞速向前发展，先后通过英西战争、英荷战争，打败老牌殖民主义强国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在随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又通过四次重要战争即1689～1697年的圣·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打败法国，迫使法国签署《巴黎和约》，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大部分殖民地，并取得了印度的控制权，建立起一个日不落帝国。

除了战争以外，在大英帝国崛起的过程中，还有诸多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英国卓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海军，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以及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等，有关具体情况很多学者都已进行了论述，此不赘述。仅以工业革命为例，稍加说明。由于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科学发展，一直居于世界首位。在工业革命的引领下，英国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欧洲到非洲，从亚洲到美洲再到大洋洲，到处都能见到英国人的身影，他们与当地人一起，共同开发（殖民）这些地区，也飞快地提升英国的经济。“一年又一年，海外贸易和投资逐渐增长，到1880年，20亿英镑投资到海外，超过1200万英国人在此时移民海外，参与到新大陆开拓中，帮助英国倾销工业产品。”最终，这些因素的合力把英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这一点得到学界的共识，著名英国史研究专家王觉非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已在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帝国时期的英国，不仅在政治上推行了自由主义的统治，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多数英国人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一个正式的帝国，英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完全能控制全世界的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最大的利益所在，与其保护帝国，不如保护海上通道”。“帝国赋予大不列颠一个极优越的地缘战略地位。一个基地遍布的全球性群岛提供了对于关键性航路枢纽的控制，此等枢纽包括地中海出口、非洲尖端和前往印度洋的通道。”这一认知，使得原本就重视海权、以海军起家的英国更加重视海上通道的保护。所以当通往印度的好望角商路被开辟出来之后，英国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英国在与葡萄牙、荷兰、法国争夺东方的斗争中，一直把目光集中在从好望角到东方的新航路上。1796年，英国终于从荷兰手中夺得开普殖民地，进一步控制了好望角航路，掌握着东西方贸易。与高度重视好望角商路相反，英国对于地中海—红海商路并不感兴趣，因为“一方面由于英国不是地中海国家，利用旧商路地理位置并无优势，另一方面因为旧商路距离虽短，但航路曲折，不利于贸易往来”。但英国对地中海—红海商路的忽视，为英国后来同法国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被动局面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苏伊士地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而且连接红海、地中海和尼罗河，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无论是东起中国长安、西经河西走廊、天山、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终到达罗马（大秦）的“丝绸之路”，还是从宁波、泉州、广州等地出发，经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亚丁湾、红海、北非、地中海，最终到达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都需途经西亚、北非尤其是苏伊士地峡。因此早在古代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试图领导人民开凿苏伊士运河，但没有成功。此后，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都为之进行了努力，均未成功。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虽然东西方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但法国一直没有放弃地中海—红海商路的想法，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丢失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以后，法国更加渴望报复英国并恢复其在东方的地位。拿破仑帝国崛起后，为打击英国，1798年4月12日，处于反法联盟围剿下的拿破仑亲自起草并秘密颁布了一项法令，准备派遣一支军队“占领埃及，驱逐所到之处的英国占领者，开拓苏伊士地峡，采取必要的步骤为法国确保在红海的自由或是全部的占领”。遗憾的是，由于法国内部动荡，拿破仑不得已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被迫搁浅。

不过，法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为此，在拿破仑的开凿计划搁置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一直通过支持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争夺在埃及的话语权。1854年原法国驻埃及领事、投机商人费迪南·德·莱塞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利用和埃及新任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Mohamed Said）的交情，以开凿苏伊士运河可使埃及脱离土耳其独立为诱饵，获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租让权，并正式签订了租让合同。1856年，双方重新签订的租让合同，进一步扩大了运河的特权范围。合同规定:运河公司在开罗和运河之间挖一个淡水渠，运河和淡水渠两侧两公里宽的土地无偿归公司所有；埃及为运河工程提供必要的劳力，埃及每年获公司纯利的15%；租期99年。虽然期满后苏伊士运河归埃及所有，埃及政府每年分享15%的利润，但实际上埃及在后来开凿的过程中非但没有从中获利，相反却更加受制于西方列强，这恐怕是赛义德没有想到的。

费迪南·德·莱塞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

法国与埃及签署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合同让英国大吃一惊，虽然此时的英国尚未充分意识到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但随着英国在东方势力的扩张，特别是七年战争后英国占领印度、1826年通过和缅甸签订《扬达坡条约》占领缅甸的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地区及对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占领、1840年又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英国人特别是商人对东方越来越感兴趣。他们不愿看到苏伊士运河被法国人所控制，认为法国与埃及共同开发苏伊士运河对英国而言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如果苏伊士运河建成，那么将会严重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进而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首相帕麦斯顿则把苏伊士运河计划看作是法国的“政治阴谋”，认为法国此举老谋深算，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运河破坏英国对好望角航路的控制权，威胁英国在东方的属地。同时通过开凿苏伊士运河割裂土耳其与埃及，“运河完成之日，就是埃及完全脱离土耳其，置于法国保护下之时”。

基于上述认识，英国决定阻挠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为此它积极谋求埃及的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如前所述，1854年法国人是与埃及政府签署的苏伊士运河开凿合同，但此时的埃及尚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该合同附件明确规定，法国要想真正开凿苏伊士运河，还必须获得土耳其素丹的批准。为使土耳其素丹拒绝批准苏伊士运河开凿合同，英国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游说，并摆出一副维护国际公义、维护土耳其利益的姿态，告诫土耳其一旦苏伊士运河开凿，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埃及彻底脱离土耳其而独立。土耳其虽然并不完全相信英国所言，但也不愿得罪法国，因此土耳其素丹提出了批准合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如果欧洲列强一致同意开凿苏伊士运河，那么土耳其也不反对。条件看似简单，实则极其不易，且不说欧洲其他列强，仅仅是让英法两国达成一致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苏伊士运河的开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开凿问题上的角逐令莱塞普斯十分无奈，虽然他动用了许多关系，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一直未能获得英法两国的一致同意，无法满足土耳其素丹批准运河开凿的条件，一怒之下他决定不管土耳其素丹是否批准，先动手开凿再说。为了证实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他首先邀请了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为运河计划提供技术支持。该小组经过紧密磋商，决定派遣5名研究人员赴苏伊士地区进行实地调研，1856年1月2日，他们向埃及总督呈送了一份报告，“声称运河的建造是可行的，而且会成功，运河建造的费用不超过2亿法郎”。

为了顺利开凿苏伊士运河并筹措资金，1858年10月莱塞普斯宣布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并决定发行2亿法郎股票作为资本。为了阻止运河公司顺利运营，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一方面斥责这个项目是一个“泡沫”计划，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限制法国购买股票的数量，结果因法国购买股票的人都是小投资者，再加上此前预留给英国、俄国、美国和奥地利的股票没有卖出，致使莱塞普斯未能如愿获得股权发起书中规定的4亿法郎。无奈之下，莱塞普斯只好求助法国政府，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法国人购买苏伊士运河的热情大增；同时埃及总督赛义德也决定再拿出8500万法郎购买股票，最终完成了法国以207160股的多数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1859年4月25日，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的塞得港破土动工。

苏伊士运河的开工，标志着英国阻挠运河开凿的计划最终破产，但英国阻挠运河开凿的愿望并没有就此放弃。为了打击法国，英国开始改变策略，试图以法国征用强制劳工为由阻止运河开凿的进程。为补偿强制劳工，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调停下，最终法国控股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被迫拿出3800万法郎，并将运河两岸的土地转让给埃及政府。这样，法国孜孜以求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最终落到埃及政府手中。1869年，历经波折的苏伊士运河终于建成通航。然而，苏伊士运河通航初期并没有给公司带来预期的收益，再加上埃及为了修建运河大量举债，致使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到期债务，埃及素丹伊斯梅尔（Ismail）决定出售手中44%的苏伊士运河股票。鉴于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商业和战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决定从埃及政府手中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在首相迪斯累利的大力支持下，最终英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10天内完成了购买合同，以397658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176602股股票。

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首先，在经济上让英国获益颇丰。1875年11月，虽然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标价为每股685法郎，但英国在进行交易却以每股568法郎或者说是23英镑获得；从1875年到1894年，虽然英国在这19年内无法获得股息，但政府却会收到5%的利息；1881年苏伊士运河股票飙升至每股78英镑，这样5年内英国政府就挣了475万英镑。在此之后，股票不断暴涨，到1905年英国的投资额已价值300万英镑，英国政府每年将收到104万英镑。其次，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购票也使英国的航运船只逐渐从原来的好望角航道转向地中海航道。据统计，在运河通航的第一年，在通过运河的489条船中，有英国船324条，占总数的66%，通过运河的货物吨位43.7万吨，英国货物达29.1万吨，也占总数的66%，英国凭借拥有世界1/3的商船和对外贸易的优势，在运河的道路上独领风骚。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英国借助苏伊士运河股票获得了干预埃及事务的权力，从而为英国占领埃及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英国也开始反思此前的埃及政策，如果说此前英国主要通过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的间接方式来保证对埃及影响，那么在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认识到抛弃埃及的政策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改变。于是，英国开始利用埃及财政危机逐步涉入埃及事务。英国先是与法国一起对埃及施压，迫使埃及政府被迫宣布财政破产，最终确立了英法对埃及的财政共管。后又以1881年9月埃及艾哈迈德·奥拉比（Ahmad Arabi）领导的“九月兵谏”及其后来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严重影响了英国在埃及利益为名，英国最终转向军事干涉，最终于1882年9月占领埃及这个北非最重要的国家。

占领埃及让英国受益匪浅，“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埃及的出口贸易与日俱增，英国分享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1880年，英国占埃及贸易出口额的80%，相应地，英国占埃及贸易进口额的44%。值得注意的是贸易的构成是进口埃及的棉花和曼彻斯特出口到埃及的棉花制成品”。更重要的是，英国获得了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的权力，并在运河地区建立起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驻扎了近10万军队。埃及不仅成为英国在北非的重要基地，而且它还把英国与远东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线。此后，英国以埃及为基地，陆续占领苏丹；后又通过英布战争，将南非开普敦据为己有，从而为英国最终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苏伊士运河在国际航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英国独占苏伊士运河日益引起其他西方大国的不满，特别是在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之后，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为了保障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权，1888年德国联合法、意、西、荷、俄、土和奥匈帝国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缔结《君士坦丁堡公约》，规定必须保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自由通航。英国虽然对该公约不满，但却不敢挑起众怒，遂在1904年加入这个公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又因形势所迫，被迫于1922年允许埃及实行宪政，承认埃及独立，英国对埃及的控制进一步削弱。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不甘退出埃及的英国借口保卫埃及的“安全”和“稳定”，于1936年与埃及签订《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埃缔结军事同盟，英国终止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埃及向英国空军开放领空，亚历山大在8年内仍留作英国军港，英国政府有义务为埃及武装部队提供装备和技术指导；英国可在运河区驻军1万人，以保护帝国交通安全；埃及可以自由处理外交事务；实施某些埃及化措施（英国法律顾问和财政顾问撤出），使埃及内政逐渐走向独立等，条约期限为20年。借助《英埃同盟条约》，英国重新回到埃及，并获得了继续在埃及驻扎军队的权力。然而，经过“一战”和“二战”，英国的实力已大不如从前，再加上二战后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运动，英国在埃及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安抚埃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1946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与埃及首相西德吉帕夏达成了一项协议即《贝文—西德吉协定》，希望以此换取埃及与英国的合作。据此英国将在1947年9月之前把它的军队撤出埃及的主要城镇，并在1949年9月以前将军队撤出运河区，作为回报，埃及同意在有关中东安全问题上与英国保持磋商。此后，实力衰落的英国力图借助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把英国在埃及的利益纳入西方的整个防御体系之中。为此，1951年10月13日，英国联合法国、美国和土耳其发表“中东司令部”声明，试图以废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撤出不属于联合司令部指挥的英国军队为条件，换取国际组织包括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防务，变相维护英军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然而，英国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在埃及看来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当时最大的威胁，摆脱英国是埃及的“重中之重”。因此，埃及国内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浪潮不断高涨，运河基地的英军不断受到侵扰。英国无奈只好向美国求助，但美国并不愿意在殖民问题上支持英国，反而向英国施压。原本是“日不落帝国”进入需要第三方来达到目标，而第三方竟然还不买账，英帝国的衰落可见一斑。

1952年7月23日埃及发生“七月政变”，以阿卜杜尔·纳赛尔（Abdel Nasser）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新政府单方面废除了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英国与埃及的冲突不断升级。随着英埃矛盾的激化，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已无可避免。1953年初，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了英埃全面解决方案，规定英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埃及；平时在运河区保持一个军事基地，而在战时英国及其盟国能够立即利用这个基地；为埃及的空防成立一个英埃组织；埃及参加中东防御组织；由联合王国和美国对埃及实行军事和经济援助等。虽然该方案历经波折，但1954年10月英国最终与埃及签订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规定英国武装力量自协定签署之日起20个月内全部撤离，但英国政府有权保持议定的一些设施，并为当前的需要加以合理使用，从而实现了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暂时和解。

阿卜杜尔·纳赛尔（Abdel Nasser），埃及第二任总统，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反对西方帝国主义。

英埃矛盾缓和之后，1955年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地区性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以阻止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虽然英国竭力说服埃及能够参加该组织，但纳赛尔却认为这个条约组织只是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替代品，“是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旨在分裂阿拉伯世界，迫使它屈从西方意志”，因此强烈反对，并阻挠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如此，埃及政府还在向西方求购武器未果的情形下转向东方阵营，于1955年9月与苏联签订了武器购买协定。埃及的这一做法无疑激怒了英国，英国决定给埃及一点颜色看看，因此联合美国一起宣布取消给埃及的阿斯旺高坝贷款。在英国高压的同时，原本一再信誓旦旦支持埃及的苏联政府也在贷款问题上踯躅不前。纳赛尔政府无奈只好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用运河收入来建造大坝，从而导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消息让英国大吃一惊，正在伊拉克访问的英国首相艾登立即召集部分内阁成员商讨对策。7月27日，艾登又火速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表示“即便美国和法国不伸手支援，必要时英国将不惜单独使用武力，同时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为了迫使埃及就范，英国政府三易其稿，最终制定了“火枪手”（Musketeer）计划，并获得了法国和以色列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军事行动计划遭到老朋友美国的反对。因为二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控制了中东65%的石油，因此对美国而言保持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是最重要的，至于它处于哪个国家的控制之下并不那么重要，加之非殖民化浪潮的影响，美国并不愿意因支持英法而动怒民族主义高涨的阿拉伯人。因此在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依据“火枪手”计划向西奈半岛发起攻击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发表广播讲话，公开指责英、法的做法是“错误的行动”；11月1日，美国又向联大紧急会议提交了关于立即停火，英、法、以撤军，恢复运河区自由通行的提案。除了在联合国公开反对英法的行动外，美国还运用金融和石油的双重压力，以封锁运河、中断输油和其他贸易手段，向英国施压。在美国施压的同时，苏联则积极向埃及提供外交支持，甚至向英、法发出军事干预的信号。此外，英法对埃及的战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当时《人民日报》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和随后发生的战争做了很多报道，北京举行了百万人游行，中国还拿出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汇赠予埃及。最终，英国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下被迫于11月6日宣布停火，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发生及英国在处理危机时的无奈，使得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更感无力，在危机之后英国加速从全球战略中撤退和收缩，将战略重点移至欧洲大陆，从而彻底从一等强国的方阵中退出，沦为一个中等国家。

纵观大英帝国的历史，其兴衰虽然是政治变革、工业革命、海外扩张等诸多历史因素的结果，但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掌控与丧失密不可分，可以说，在时间历史上没有哪一条运河像苏伊士运河这样，承载了一个世界帝国的兴衰，正可谓“成也苏伊士运河，败也苏伊士运河”。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