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张自忠: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他的牺牲迸发出摄人心魄的魅力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 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投笔从戎,追随车震、冯玉祥效命奉军和西北军,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姊妹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五。其父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巡检,颇有政绩,后病故于任上。

张自忠早年就读于本村私塾, 1905年考入临清县立中学。十六岁时,由母亲做主,他与县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由于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第二年,他考入天津政法学堂。

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与同乡五人一起前往奉天新民屯,投奔陆军第二十镇(相当后来的师)三十八旅八十七团团长车震。车震亦是临清县人,且与张自忠的三兄张自清相识。由于十分赏识张自忠报效国家、吃苦耐劳的精神,车震不久便提拔张为司务长。后车震升为师长,又提升张为师部参谋。1916年本部入湘与护国军作战,被击溃,车震解甲归田。张自忠靠同乡资助也返回临清。

第二年,车震亲自带张自忠前往驻兵于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见冯玉样,张自忠被玛玉祥留在本部暂当差遣。1919年,他进入鹿钟麟的教导团学习,因刻苦求进、品学兼优,被冯玉祥誉为"标准学员”,学习结束后升任连长。此后到1925年底,张自忠相继任学兵连连长、学兵队队长、营长、学兵团团长、第五师十五旅旅长等职。

在军中,张自忠受冯玉祥的影响而以善于训练部队著称。他向来自我带头、严肃军纪,极重训练和管理,所辖部队考绩常常为军中第一,号称“模范”。有些部队官兵纪律松弛,举止粗鲁,难以调理,张自忠常被临时调去整饬。而张一到,部队面貌必有好转。

也许因为多有仿效,故张自忠很得冯玉祥的器重,并由于冯玉祥官阶的不断晋升而随之腾达。冯对张的信赖,从国民军“南口兵败"后冯招回旧部中可见其一斑。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访问后,国民军以南口为主战场,分为东西两路军作战。张自忠部归西路军第五军石友三指挥。后期,战事失利,石友三曾把马邑失守归咎于张自忠“拥兵不救",请宋哲元、韩复渠予以严办。

在可能被军法处死的危急情况下,张自忠不得不只身越过桑干河,投向晋军。冯玉祥归国后,即收拾残局,重整旗鼓,他命参谋长石敬亭与晋军总司令商震联系,请回张自忠。张自忠见到冯玉祥,哭陈苦衷。冯玉祥对其不加斥责,相反倍加慰抚,并寄以重望,委张自忠为总司令部副官长,不久又调任第二十八师师长,负保卫总司令部之重责。

二十八师后改番号为第二十五师,张自忠仍从任。

一腔热血,铲除辛亥革命叛徒

1927年,张自忠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在北伐战争期间,他不曾上前线率兵打仗,而主要致力于训练部队。

在精神教育方面,他注重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的教育,主张官兵读书,力图官兵了解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历史,要求人人会唱国耻歌、爱民歌、悔改歌等。他还在在任人思想上宣传"唯才是举”,常用"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语激励下级官兵发奋向上。

在军事训练方面,他注重耐苦精神的锻炼和体力、技术的提高。他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兼程。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怒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综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张自忠练兵除坚持刺杀、投弹、射击等科目训练外,还非常重视军体项目的训练,要求人人都会跑阻拦、越障碍、跳术马、过天桥,以及单杠曲身上、摇动回转、拿大顶这“三大套”,以此锻炼官兵的坚韧性、平衡性和灵活性。

在一年训练中,他又特别注重抓两个时节的训练,即“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三伏盛夏,官兵每天要着内外两层衣裤,衣冠齐整地在酷暑中操练四个小时;严寒冬日,官兵只准着短衫裤,外套棉衣在冰天雪地中训练,张自忠还曾亲自带领军官学校的学生在雪地里赤足行军。张自忠特别瞧不起那些经看不经打的部队,对蒋介石教育训练那一套也颇有微词。他曾对人说过:“南京蒋介石办的军官学校,学员的生活待遇太优厚,培养出的学生是经不起大的战争考验的。”

张自忠身为长官,平时坚持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大锅饭,推一样的光头,并且一样参加劳动。士兵负伤生病,他关心爱护;官兵有困难,他设法帮助解决。军队驻于西北,地瘠民贫,张自忠既要防手下军官“穷”跑了,又要防这些人有了钱“富”跑了。他在理财上做到,军官困难,有求必应,但严格掌握部队兵员实力,防止官长吃空名贪污。在官居显赫之后,他仍十分关心下级。有个士兵因家境贫穷把老婆卖给了妓院。张自忠知道后,立即令人用钱将这个士兵妻子赎了回来,这士兵为此感激涕零。

对少数民族,张自忠也十分尊重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还特为回民士兵另外建立了伙房,并由他们自行管理。张自忠这样做,不但受到部属官兵的拥戴,而且为地方百姓、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所称赞。在治军赏罚上,张自忠也继承了冯玉祥的作法。对违犯军纪、放纵不法的官兵,他特别憎恨,常常处以打军棍的惩罚,而且他常常亲自操械执行体罚,把部下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所以,军中官兵私下亦称他为“张剥皮”。

1928年,张自忠亲自指挥部队行动,铲除了在辛亥革命中出卖革命党人的少将旅长张建功父子。早在1911年和1912年,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受革命思想影响,秘密组织“滦州起义”。当时的第二十镇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表面上同意起义,暗地却将消息密报标统范国璋。当起义部队开拔时,张建功竞引兵登城截击。“滦州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王金铭、施从云与另外十四名起义者被清廷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张建功出卖革命的行径,为玛玉祥和张自忠所痛恨。张自忠伺机处死叛徒,实为辛亥革命的死难烈士报了仇雪了恨。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冯军大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年,张自忠受委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长城抗战,救国之心矢志不移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省,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宋哲元奉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之命,急率第二十九军前往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阻敌进犯。敌我双方于3月9日在喜峰口寨附近发生大规模遭遇战后,形成两军山地对峙态势。但日军援军众多,武器精良,双方实力悬殊,继续硬拼根本没有对手。而且孟子岭高地还在日军的手中,对己方非常不利。张自忠此时为前线总指挥,为了消灭敌人,争取主动,决定扬长避短,不与日军正面交锋,实行夜袭。

他与前来指挥部的宋哲元、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师长)一起研究,决定从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中抽调出董升堂团和杨干三营趁夜从侧后偷袭敌营。是夜,这两支精锐部队由当地樵民、猎人带路,绕行山间小道,秘密接敌。3月11日凌晨时分,夜袭喜峰口敌营,悄悄地用大刀夺了在两个村庄中宿营的一千多名敌人的性命,缴获了11辆坦克,6辆装甲车,18门大炮,36挺机枪,1架飞机,还有日军御赐军旗,震惊了日本政府。此战击退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激发了其他军民抗击战争的斗志,更让大家认识到29军这个英勇无畏、彪悍的军队,以及他们勇敢的领袖张自忠。

张自忠部与敌在长城一线较量四十余日,取得一-次次的胜利。至1933年5月30日“塘访协定”签订,战斗停止。

委屈担当,独撑华北危局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作为“守边大臣”,他在不战不和的境地中审时度势,加紧整训部队,他收编了一个旅,扩编了两个新兵旅,淘汰了部分旧武器,设法装备了两个旅新武器,并给每连补充了四挺机枪、两门掷弹筒,每班增配两支枪榴弹。他还根据作战需要,毅然淘汰了在长城抗战中曾大显神威的大砍刀。通过整训,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也大有增强。

(这是因为,在喜峰口夜袭的时候,日军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而29军的大刀队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刀法也专门根据日本步枪的特点进行了强化,这才能达到这样的战果。而在平时,29军大刀队除了手上大刀外,还配有“20响”手枪,每把枪配200发子弹,因此在近战之前,手枪的一次齐射也能给日军大量的杀伤。而其他没有进行过强化训练的军队,举起大刀进行白刃战的后果,往往就是被日军刺杀。因为日军十分重视白刃战,每个士兵都有高超的拼刺水平,而当时在日军兵员素质最好的时候,我们往往要3-5个人一起上才能制服一个日本兵,大刀面对日军更长的刺刀时则没有优势。)

1936年5月,张自忠又兼任天津市市长。当时在天津地区,同时驻着中日军队,天津市内又有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租界,情况极为复杂。张自忠曾拒任,由于宋哲元坚持不允,只得勉为其难”。在这段期间,他“迨主津政、忍辱待时",“为人之所不能为” (周恩来《追念张荩忱上将》),既不意气用事,又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坚守民族尊严。1936年夏,天津英租界英国巡捕毒打人力车夫激起公愤,张自忠令人通知数千车夫全部进入华界,一律不在英租界拉座。这个报复措施顿时造成英租界的交通困难。在英国领事馆向中国方面请求解决时,张自忠提出惩办行凶者,保证不再犯的要求。英领事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了条件。

不久,又发生英商出口羊毛,拒绝纳税的事件,英国方面还搬出《辛丑条约》要挟。张自忠不吃那一套,他明文批示“不纳捐税,不推开船"。最后英商不得不照章缴税。此后,外商亦不敢强词逃税了。

1937年3月,张自忠以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长身份,赶日本考察。考察之初适逢名古屋展览会开幕,张自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展览会对面有个伪满洲国办事处,建筑物上挂着伪满国旗。张自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因此拒绝剪彩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国旗,张自忠才参加了剪彩。在日本期间, 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企图逼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返回中国后,同年5月英国领事馆在津举行宴会庆祝英皇加冕。在来宾席位的安排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当“最高来宾”。张自忠对此大为愤慨,他强硬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最后结果由张自忠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平津局势变得极为复杂特殊,国内在战、和问题上斗争激烈。当时任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接到日军发出的要他和第三十七师撤离北平的“紧急通牒”,处于进退维谷境地。于是宋召开北平军政首脑特别紧急会议,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同时留一个适当的人在北平与敌周旋。留者是要担风险的,且此着实为宋“金蝉脱壳”、“丢卒保帅"之举。会中,宋哲元数次注视张自忠,意欲由他担此重任。张自忠经过考虑,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被敌人包围的险境,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 目前这个任务我愿来担,个人毁誉都在所不计!”宋哲元当即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不久,日军进入北平。

此后一段时期,外界对张自忠非议颇多。当时盛传张“逼宫”赶走宋哲元,在沦陷区北平与日本人合作。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这种谣传从张自忠率考察团从日本返回时就开始了,有人说张在日时与日方订有“密约”, 日方赠其巨款,并送了一个日本美人给他……

对于这段历史,冯玉祥在张自忠为国捐躯后撰文《痛悼张自忠将军》时予以澄清,他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指张自忠)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与日共同反共,张设法借故拒绝。他先称病躲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继藏入美国朋友家中,后又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的外国租界,接着乘坐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见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暂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张自忠临危受命,代人受过,但其教国之心矢志不移。

临沂向城之战,揭开台儿庄大捷序幕

一支部队,其实归根到底是在执行一个主将的意志,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张自忠以身作则和公正无私的训练下,张自忠的部队也成为了一支钢铁之师、勇猛之师,素以“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而著称。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其时部队已编为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任军长。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请,第五十九军被调往五战区。李宗仁对大有毁词的张自忠以诚相见,使张自忠由衷感激。

1938年初, 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南沿强行登陆,一路西侵,进逼鲁南军事要地临沂,企图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然后齐头并进,继续深入。3月上旬, 日军进至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第四十军的五个团。临沂告急,张自忠部即应调前往增援。

张自忠全力增援庞炳助部一事,体现了他豁然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品格。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军旅中,彼此视为兄弟。但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混战中,庞被蒋介石收买,阵中反戈,并且突然袭击张自忠的师指挥部,张险遭不测。张自忠在临近战前曾对人说过,在任何战场皆可拼死一战,唯独不愿与庞炳助在同一战场作战。然而,临沂战起,庞炳勋部为日军所困,情形危急,第五战区除五十九军外无兵可调,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张自忠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难。不过以前的内战皆为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战机!"张自忠听后即表示 “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后有张宗衡谈及此事时说,当时“若非张大义凛然,不挟前嫌,及时赴援,庞氏已成瓮中之物,必致全军覆没,更谈不上临沂、台儿庄大捷了!”

张自忠接到增援临沂守军的命令后,立即率部星夜兼程, 日行一百八十里,于3月11日傍晚赶到临沂北郊沂河西岸。经过侦察,得知当面日军有三个联队共九千余人,并拥有大量装甲车、坦克以及飞机、大炮,临沂城外村庄都驻有敌军。在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迅速做好作战准备后,张自忠决定14日拂晓趁夜色尚未消失,兵分三路从北面对围城之敌发起攻击。

14日凌晨三时,张部右翼队强渡沂水,占领东岸,突然对敌实施攻击,致使日军措手不及。当日夜晚,张部歼敌两千余人。此后数日,双方在几个村庄间展开激烈战斗。临沂守军见张部援军赶到,亦即开城出击,对敌内外夹攻。张部士气高昂,浴血奋战,其第六七八团二营包括营长在内全体官兵勇烈殉国。战中张部短兵相接地与敌作战,用手榴弹和掷弹筒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后敌人占据固守之村落均被攻克,伤亡惨重的日军向外逃窜。

左翼队在攻击发起后,初时发展顺利,进至茶叶山一带后敌人援军赶到,攻击受挫。双方在茶叶山进行激烈争夺,均投入了大量兵力,茶叶山成为这阶段作战的主战场,张自忠先将师预备队投入战斗,从山南攻击敌侧后;在关键时刻,他又将总预备队全部拉上去。茶叶山血战达八天之久,日军开始溃退。

29日下午,张自忠下达总攻击令,日军全线退却。

张部追击敌军到沙岭子,双方又发生激战。日军凭借火力和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张部冲杀竟日,伤亡重大,不得前进一步。在战斗紧要关头,张自忠亲书三条手令,其中二、三条为“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这手令对作战部队鼓舞颇大。后因商震部增授不力,战机丧失,作成终未达到全歼溃敌之目的。至3月底,临沂之围告解。

临沂之役是“芦沟桥事变"后张自忠重返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张部虽然伤亡达九千余人,但其以劣势装备挫败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对全国的抗战是一个鼓舞。同时,临沂之役揭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李宗仁在同忆录中这样写道:"……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亦谈到:"张将军在徐州会战之临沂战役,与庞炳勋将军将敌精锐第五师团(板垣师团)击溃,减轻徐州战之压力,使台儿庄获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于战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临沂战后,张自忠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同时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徐州会战之潢川战斗,孤军直入二百里

临沂战后, 1938年5月初,张部又取得歼敌三百余的展庄战斗胜利。

进入5月,日军大举内犯,分多路对徐州实施包围。国民党军数十万之众,无法有效地抵抗入侵,所以决定于中旬分三路由徐州向外突围。

在突围中,张部奉命担任掩护任务。张自忠率部坚持了三昼夜,使其他部队安全撤出。此时,徐州已陷,张部也按计划向西南退去。途中日军设有多道封锁线,情势险恶。张自忠将车马等运载工具都拔给伤兵使用, 自己与部属一道步行。行军中他且歌且行,借以鼓舞士气。白天日军飞机频繁轰炸,他们就趁夜疾行,突破一道道封锁。26日,张部与敌中途遭遇,张自忠立即命令部队抢占阵地,俟友军安全通过后,方指挥所部逐次撤出。

同年8月, 日军分两路西进,一路企图切断平汉路,孤立武汉,另一路于东面呼应,由东北方向向武汉推进,企图形成对重镇武汉的包围。张自忠奉命率部前往豫东南犄角部,正面迎击由固始向信阳进攻的第一路日军。张自忠部孤军直入,在二百里内无一友军的地区与敌作战。在潢川东北部发现有敌大部队行动,张自忠即在潢川组织拦击,他将部队配置成梯式三角形,筑起较坚固工事,司令部设在正面阵地西面。

9月初, 日军进入潢川,在潢川北郊遭到第三十八师勇猛抗击, 日后双方形成拉锯式的争夺战。日军以重兵投入战斗,对第三十八师实施包围,并以骑兵部队袭击张自忠的司令部,张自忠在危急情况下,命令第三十八师趁夜突围转至潢川西南光山第二线阵地,亦将司令部移往光山,指挥部队坚持在潢川、光山抗击日军。在强敌攻击面前,张自忠部节节抵抗,一度被迫退向豫鄂边的新县一带,后又努力挥师收复了光山。

潢川之战历时十二昼夜,张自忠部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给骄狂之敌以痛击,完成了预定任务。日军方面的广播也不得不承认:"潢川战役遭到坚强的抵抗。”

潢川战斗为武汉会战前第二十七军团进行的一系列战事之一。此战之后,张自忠部进入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

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的白崇禧追记,当时张自忠和一些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样,有抽大烟的不良习惯,于指挥作战颇为不利,白崇禧出巡五战区时给予劝诫。不久之后,张自忠及所部将领皆戒绝鸦片,此在军中传为美谈。

由于战功卓著, 10月,第二十七军团改番号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并晋升为上将。

武汉陷落后不久,张自忠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武汉会战,守卫大洪山、桐柏山

1939年5月,日军十万之众沿鄂北襄阳至花园公路和鄂中京山至钟祥公路分兵西犯,企图横扫大洪山、桐柏山,巩固武汉外围。

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大洪山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汉水在襄樊市以下一段的别称)两岸担任防御。进入中旬,战斗紧张激烈,张自忠所部阵地多被突破。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命令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东渡汉水,在大洪山西面流水沟截击敌人;命令第二十九师由快活铺向敌后迂回实施突袭。两部均顺利得手,斩获甚多。特别是第二十九师的迂回攻击,使日军后路突遭截断,阵势动摇,粉碎了日军对防御部队实施围歼的企图。

同年12月, 日军又集中强大兵力在飞机和战车配合下,向在汉水以东、大洪山以西的长寿店地区遂行防御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一三二师等部发动进攻。双方激烈战斗七天七夜,一地争存多达七十余次,伤亡甚重。第一三二师终于不支,转移到严家山以北。后凭藉山地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该师防御才有了转机,然而,正面进攻的日军相当顽强,屡败屡战。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办法挫败敌人。他调第一三二师的第三九五团另配署一个营,令其于黑夜绕道钻隙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张自忠给偷袭部队作了两条指示:(一)敌人在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很大,土气不振,已呈动摇之势;而敌人总指挥部距敌前线又远,敌后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得胜利。因之,决定派你团完成这一任务。

(二)你们都读过精神书,读书贵实践。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

张自忠的指示给部队以鼓舞。当夜第三九五团在老百姓引导下,潜行三十里路,于零时前到达目的地。该团除以一营担任破坏桥梁公路、阻敌增援、掩护偷袭部队侧后安全外,其余均以连为单位,取分进合击战术,向日军总指挥部进攻。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敌人进下大量尸体,仓皇溃退。

敌总指挥部遭到袭击,果然对正面进攻的日军以极大震憾。张自忠部趁势猛烈反攻,全线击溃敌人,一举恢复原来的阵地,并缴获大量辎重。

战后,张自忠在给第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信中说:"此次我军出击,克奏肤功,端赖各官兵的奋不顾身,勇往迈进。此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精神,至琪佩慰。牺牲虽大,所换来之代价也极伟大。我将士能为国家民族如此督忠效命,尤复具无上光荣。……”

当时带领第三九五团执行偷袭任务的团长任廷材回忆时则评价道,“这次胜利是张将军有勇有谋,识破战机,英明果断,决定了作战方针、任务和行动,正奇兼用的结果。这和他高深的军事修养是分不开的。”

所以,两次战事之中,人们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1940年4月,日军集中六七个精锐师团近三十万兵力,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张自忠部第三十三集团军驻守在襄河西岸。从5月1日始,日军分三路大举进犯,于8日进至枣阳,与守军发生激战,迫使守军撤出。之后,第五战区即组织部队对北进之敌实施反包围,经过恶战,日军向南撤退。

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张自忠部出兵截击敌人。张自忠作为有上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众人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率部负责襄河西岸的防务,而自己亲自渡河督战。

5月7日,张自忠率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和另两个团由宜城窑湾连夜渡过襄河,会同原在东岸的第五十九军三个师向枣阳方向进发。此前,张自忠已对后事有所考虑,寄书同仁,决心为国献身。5月1日,他曾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7日渡河出击前,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 (指三十八师和一七九师)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 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两件书信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慨,后来亦被周恩来誉为充满“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张自忠率领部队东渡襄河后,很快投入了战斗。8日,在新街与敌人遭遇,将敌消灭; 9日,挥师北进; 10日,达峪山,与峪山之敌激战,值此接到向枣阳南下之敌进攻的命令; 13日,进至枣阳南部,侧击南逃敌人,此战击毙日军两名高级指挥官,另甚多斩获,此时又接命令,即兵分两路,回师向西南截击。14日,抵方家集,正与数百日军遭遇作战时,张部发现远处山坡下有约五六千敌人向南退去,张自忠判断为敌师团司令部,果断率领仅两个团的兵力予以腰击,将日军斩为两段。敌人被创,见无路可逃,即行反噬,前头部队全数折回,对方家集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指挥部队向敌冲杀十余次,多有进展。

日军见张部抵抗顽强,便集中炮火实施压制。周围的官兵劝张自忠向后隐蔽,但他一面镇定地指挥作战,一面嚼豆子充饥,始终不肯后退。入夜,敌人停止攻击。张自忠得到的命令是追击败敌,所以估计敌人可能趁夜逃遁。他指示部队一面监视敌人,一面向南去堵截。没料到敌军已经得到情报,对面为国军张自忠司令,遂已大量增兵。15日, 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仅两千余人的张部夹攻,作战竟日,张部苦撑待援。张自忠督严令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八0师迅速驰援,然而,此时第三十八师还在四十里路之外,第一八0师和骑兵第九师在襄阳以东被敌牵制于激战中。

张部在苦战中又接到第五战区来电:“敌人大军由钟祥方面渡河西进”,令张自忠“放弃当面之敌,向钟祥敌后攻击。”张自忠服从命令,当夜便率疲苦已极的部队出发,沿途每经一个村庄都与敌发生一场战斗。16日拂晓,张部进至宜城大洪山山区罐子口,遭到两侧山头日军的猛烈炮击,张部被迫退至南瓜店。南瓜店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已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当前方伤亡惨重时,他把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增援。不久,除了身边的张敬高级参谋不肯离去外,其他副官、参谋人员均被他指派走了。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关枪子弹击中,他卧在地上浴血督战。在战斗后期,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当敌人围上来时,高参张敬用左轮手枪击毙敌兵数名后牺牲。两名日本兵冲向张自忠,用刺刀向他刺去。身中七弹的张自忠顺势抓住刺来的枪,挺立起来,可是立即被另一日兵猛刺一刀而倒下。

张自忠壮烈殉国。时16日下午二时许。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伤亡殆尽。

张自忠牺牲后,日军从他的口袋里搜到了他的证件。日军对张自忠的英勇由衷敬佩,于是列队脱帽向他的遗体敬军礼,并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安葬后竖立灵牌。不久后,第38师师长黄维刚将张自忠的忠骸抢回,以上将礼服重新装殓后将灵柩运往重庆。

求仁得仁,将军身死天地悲

张自忠捐躯年仅五十岁,是“二战”时中国阵亡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抵达重庆。重庆百姓倾城而出,迎接灵柩。灵枢途经各地,军政各界人员和百姓均致哀迎送。在重庆,蒋介石亲率军政官员到朝天门码头迎梓祭悼。国共两党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住在重庆的张自忠夫人李敏慧,闻将军战死,悲痛绝食7日而亡,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5月下旬,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国人撰写了数以万千的悼文。各界要人纷纷题诗、作词、书写挽联,借以纪念和赞扬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是爱国民主将领冯玉祥先生的老部下,冯对张军事生涯影响颇大,两人感情甚笃。冯玉祥以极沉痛的心情题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挽联,写了很长的祭文,还为张自忠书写了墓碑,并将北碚安葬忠骸的小山命名为“梅花山”。

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亦题词:

其立志也坚,其制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桌。

张自忠将军生前忠实执行冯玉祥“联共抗日”的主张,真诚拥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他在前线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相处无间,友好地接待新四军第五师张执一和中共中原局代表刘放。在牺牲的前一年5月间,张自忠曾命令第一八0师副师长李树人率领收编的豫西南邓县一个团进入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打游击。行前他多次告诫李树人,桐柏山区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要团结合作抗日,不要搞磨擦,等等。对于张自忠的殉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表示了深切哀思。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悼念活动。

《新华日报》特地发了悼词。毛泽东主席赠词“尽忠报国”,周恩来题写“为国捐躯”,朱德书挽“取义成仁”。另朱德、彭德怀题词曰:“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

1943年5月16月,《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文章《追念张荩枕上刺》,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文中说: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41年5月在南瓜店张自忠牺牲的山头上建造了“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山下建了上千战死于十里长山的官兵的墓地——“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抗战过的鄂北、鄂中地区建立了许多纪念处:南瓜店有张自忠的衣冠冢,刘猴集和武镇伏虎山各有一处“张公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几度拨款,重修重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将军陵园,以及南瓜店张将军殉国处纪念碑和衣冠墓,并专们修了一条将纪念碑和同难官兵公墓联成一体的四华里盘山公路,修建了一条直通宜城县的公路,以方便人们参观凭吊。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一万年不死之根基。”这句话,张自忠曾引用过许多次,最后一战,他用生命实践了孙先生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