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广东中医｜罗汝兰与《鼠疫汇编》

▲海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鼠疫汇编》第五次刻本，1897年由海南医官在海口补刻出版，是海南名老中医霍列五捐赠的上百卷中医古籍之一

罗汝兰，字芝园，一字广文，广东石城(今廉江)人，清代广东名中医，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担任儋州学正。翻阅史料，关于罗氏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并不多，民国时期编纂的《石城县志》中只有寥寥数语提及罗氏的功名(岁贡)和职务(琼州调导)，没有过多的经历和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著作《鼠疫汇编》相关的记载。光绪(1875-1908年)年间，国内鼠疫流行，岭南地区同样鼠疫肆虐，哀鸿遍野，死亡人数达数十万。所幸的是，在这30多年间涌现了如罗氏一般的众多岭南名医，扬岐黄之术，活人无数，为岭南瘟疫防治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病死率极高。岭南各地民间称之为“恶核”“核疫”“大头瘟”“人瘟”“瘟疫”“控槌案”“浮核”“着瘟”“粒总”“脚边浮核病”“恶核病”“疬子症”等。1882年，鼠疫从云南经北海、钦州、廉州、雷州半岛蔓延至海南等岭南地区，香港也未幸免。

1894年，香港鼠疫严重，当时香港西医说中医不识治疫，请港英政府禁绝中医。香港洁净局官员将鼠疫患者送到泊于水中的医船，让患者吞下混有液体药物的白兰地酒，然后把6磅的冰块置于患者头顶，并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磅冰块。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鼠疫患者，十个中几乎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医船的。当时这个方法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葬送了无数条生命。这种做法恰好犯了岭南中医的治疗禁忌，鼠疫禁用辛温，亦禁用雪水，恐其冰敷。

大疫当头，中医界人士没有就此认输，而是顽强抗争，他们联络士绅上书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要求与西医做一个公平的考核。将鼠疫病人均分给中医、西医，分别进行治疗，用疗效说话。结果西医以30%治愈率的差距不敌中医，由此香港中医得以保全。此时束手无策的西医只能返回英国避难，香港的鼠疫患者陆续得到中医的救治。

巧解病源，颇有创见

清代岭南众多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便利的海上交通和纵横交错的内陆水运，导致了传染性疾病的侵入和传播，鼠疫也不例外。此外，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古称“瘴地”，中原移民水土不服，极易造成瘟疫的流行。

关于鼠疫的源头,罗汝兰在《鼠疫汇编》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罗氏对吴宜崇的鼠疫源于地气的观点作了补充,他认为鼠疫的发生不仅仅是地气造成的,且是天地之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罗氏还认为鼠疫的流行与环境污染有关。岭南地区依海而居,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人口集中,人员往来频繁,巷道不洁。从其对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看,城市污秽较多,形成的热毒鼠先受之,人随之感染。

苦思顿悟，成就经典

罗汝兰作为岭南医家的代表之一，面对鼠疫肆虐，民众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他倍感焦虑，空恨没有治世救民的良方。对于鼠疫，罗汝兰的反应是“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症者”。不难看出鼠疫对当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治疗困难重重。

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于光绪十七年春，罗汝兰偶然见到《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罗氏受了启发，“悟及鼠疫乃热毒成淤，遂专以治血为主，兼以解表，用解毒活血方加减作主方，救治患者”。此年冬，又遇友人吴存甫《治鼠疫法》一编，在悟及《医林改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症状加减药物，于1897年著成《鼠疫汇编》。

比之其他的疗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发掘出了更加新颖、更加有效的治法，它采用取法吴瑭治疗温病之三焦辨证法，即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汤为基本方，按症状不同加减用药，史书记载：“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所以，用罗汝兰的新疗法，对当时鼠疫的治愈率高达90%，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因而1894年时流行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三焦辨治，推陈出新

所谓三焦辨证，即将鼠疫分上、中、下三焦进行辨治，分别是上焦、中焦和下焦。上焦证主要为鼠疫的初期，分轻证、稍重证、重证、危证、至危证等；中焦证见“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下焦证见“夜热早凉，或热退无汗，或身热面赤，口舌燥，甚则舌蹇囊缩，痉，厥，神昏” “齿黑唇裂”。罗氏创造性地运用温病学说三焦辨治，把鼠疫的各种症状表现划分为上中下三焦及直中三焦四类，并且对三焦的不同症状采用相应的药物加减治疗。

在服药方法上，罗氏根据古法进行创造性改进，他强调，染疫须用重剂急追多服，方能建功，“尤要初起即急服药”“重危之症，必要连追三服” “重危之症，初起重剂急追，十剂左右效，迟半日必加半，迟一日必加倍”。除了内服汤剂，外可以涂敷，针刺放出“毒血”，用以治疗鼠疫危重之证，但忌贴膏药。

所以说，罗汝兰在用三焦辨证治疗鼠疫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真正地体现了大灾之年的医者仁心。

验方有效，无误一人

由于晚清之前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队伍主要是私人医馆和游医。为了让更多鼠疫患者得到快速救治，罗氏还收集了一些“屡试辄验”的验方，如鼠疫毒核消毒散、消毒饮、广验疫证方、吴子存经验方、经验疫证方、急救核证经验良方、加减银翘散、叶天士神犀丹、经验涂核散(朱砂、木鳖仁、雄黄、大黄、冰片、蟾酥、地丁、山慈菇)等。同时根据症状的轻重缓急采取外用或内服的方法治疗，重证者采用日夜连追法，危证者即时连追，没有贫贱之分，都能得到救治，数百病人无一贻误。

解毒活血汤的主方：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去皮尖打碎、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桃仁、红花、当归活血化淤，厚朴入血行气，是方中的主药，必不可缺，犀角、羚羊角、藏红花为清热护心之药，但是这些药物稀价昂，他找到相对廉价的麦冬、竹叶心、石膏、茅根、大青叶、桃仁、苏木等临床代替药物，造福贫而无力购买的鼠疫患者。同时罗氏也总结了类似于顺口溜一样的四句要语，“居要通风，卧勿黏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言简意赅，提醒民众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和防治鼠疫。

医术难传，终获认可

光绪二十一年之前，罗氏在家乡石城行医，当年夏天，面对严重的鼠疫，罗氏担心鼠疫反复蔓延，他刻印了更为详尽的《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当年秋，罗氏到海口等待学正的委任命令时，将《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带至海口。

当时的海口已经暴发疫病，患者数千，然而，琼地医生并不相信罗氏的《鼠疫汇编》中提供的良方。《鼠疫汇编》第五刻书的序中这样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琼侯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弊者数千，族人电催此方，过海曾著效验，而琼医未之信也……”此年冬至，府城地区鼠疫发作，罗氏将《鼠疫汇编》发给琼医，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诋毁。

直到光绪二十二年春，鼠疫肆虐，灾民无数，琼医束手无策，鼠疫患者才肯去找罗氏医治，得到有效医治的同时还获赠了此书，从此才消除了当地人的疑虑，治鼠疫良方才得以顺利推行。

鼠疫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现代医学认为，在自然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为30%-70%，罗氏记述用加减解毒活血汤治疗，患者的死亡率降至10%。对于这种客观的疗效以及当时罗氏的创见和经验推行，后来遇到不少阻力，其学术见解和经验疗效迟迟未能广泛取信于中医界，随着鼠疫流行在中国的渐渐消失和西方医学的发展，以至于《鼠疫汇编》寂寂无闻近百年，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推广数省，验证当代

当然，学之枯讲无稽，医之验效立见。如果一个药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谁还会将它广为流传呢？虽然，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科技水平来看，90%的治愈率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想象，但是在当时鼠疫暴发的年代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后世医家治疗鼠疫多效仿此法，如黎佩兰的《时疫良方释疑》中介绍了加减应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心得，所用药方均出自《鼠疫汇编》。宣统《阳江县志》有解毒活血汤施治当地鼠疫病患确有实效的记载，足见该方效验绝非虚传。光绪二十六(1900年)年泉州鼠疫流行，晋江县慈善团体经泉州城内道口街郁文堂刻印发行《鼠疫汇编》3000册，药方6000张，施药5000剂，对当时福建南部地区的瘟疫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广东名医邓铁涛曾说：“很多人不信罗芝园《鼠疫汇编》能治好这么多人，我信，因为他的方法很合理。”所以在岭南地区，认同罗氏疗效的不乏其人。武文连等人的《青海省人间鼠疫临床分析》一文中采用当归注射液与维生素C、东莨菪碱、链霉素配合治疗，治愈率达100%，这也从现代医学的侧面印证了罗氏治疗鼠疫方法的合理性。■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涂新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