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看“共同富裕”:我们要打穿横亘在城、镇、乡之间的墙

撰稿|叶晨 李若溪

摄影|供图 | 乡伴浙江团队

2020年,因为疫情,嘉兴王江泾镇运河·陶仓理想村的圃舍·漪莲民宿歇业了,店长沈国芳心血来潮,上网学起了毛料编织。起初,这是她打发时间的爱好,结果在去年理想村策办的几场市集上,沈国芳靠卖编织品,大概赚了七八千块。

“还有人加微信,向我订购织品。”类似的额外收入,她从未想过。

△沈国芳在理想村市集的摊位 乡伴浙江团队供图

沈国芳的故事,是浙江一位普通乡村居民迎来改变的缩影——新的致富方式和文明标准正在按辔徐行地推进,城与乡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共同富裕”的目标离我们还有多远?

3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要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其中浙江被选为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为什么是浙江?

2020年的数据显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分别连续第20年和第36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此外,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降至1.96:1,这是高水平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浙江,乡伴不仅在帮助无数个“沈国芳”,一起探索更多开阔思路、增收致富的方式,同时通过项目实践不断摸清城市、小镇、乡村的资源壁垒和产业问题,为三者寻找形成互联互通的更多可能。

小城镇会是下一个“乡村”吗

浙江可以说“No”

日前,新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与全国工商联举行了“万企帮万村”座谈会,着重认可了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但是在乡村振兴工作之外,作为全国乡建领域的领军者,乡伴也洞察到当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些新端倪——当一二线大城市成为全国资源聚集的主要场所,乡村则是吃到了振兴发展的政策红利,那么夹在两者中间、数量达到19531个(据2019年统计数据)的小城镇呢?这些小城镇的发展驱动力是否能保持前进?小镇经济文化是否还能长青不衰?

还是在王江泾镇,我们见到了57岁的本地人陶根建,村里人都称他为“陶叔”。“外面压力太大,收入也不稳定。”两年前,陶根建从广州回到村里,准备另谋行当。而暌违已久的家乡变化之大,让他颇感不适应。

△正在维修杂物的陶根建

彼时的王江泾,传统粗放型的纺织业已现颓势。

2019年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发布的《王江泾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指出,过往王江泾镇以被动生产的“订单式”“打样式”生产模式接近淘汰,同时部分纺织企业因为整体占地面积大、亩均税收低、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以及项目准入、环保、土地、能耗等因素的要求提高,面临逐步被限制的境地。

《报告》还提到,此时的王江泾镇也意识到了专利化创造、人工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的重要性,随着传统的纺织业被进一步重整,原先企业的劳动力产生了剩余,在本地从事纺织业工作的乡镇居民、外来务工者也开始另谋出路。

人口外流,也让小镇的生活印记如同鸿泥雪爪,逐渐淡去。

陶叔感叹:“以前我从广州回来,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去镇子吃宵夜都需要排队,现在晚上都找不到吃宵夜的地方了,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连镇上吃饭的地方也少了。”

这当然是一个对小型城镇不太友好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城市化则是偏中心化、集中化的,城市发展主要向乡村汲取人力、土地、农副产品等资源。

近年来,巨型城市、中心城市倚靠着庞大的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福利政策等必需资源,依旧光芒四射;此时,不少小型城镇已然取代乡村,成为支撑核心城市汲取发展资源的支柱。

此前,浙江省内一位财经专家在与我们的沟通中不经意地聊到,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宏大、充满意义的任务。“这就像当年浙江完成脱贫攻坚,是拔高站位、量化目标,这是一个较真求实的问题,少了一镇一村,也许都不能算是完全的共同富裕。”

△浙江湖州安吉县某镇的老街区

这一点在人口经济学方面体现淋漓。2019年的全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新一线城市的毕业生留存率持续走高,南京、杭州、东莞已经超过了65%,南京更是已经接近了70%——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就业,既是存于大城市蓝图构思里的情理之中,却也是小城镇思变之路上的切肤之痛。

正因如此,以经济最活跃、思想最前沿的浙江省为样板,乡伴文旅做出的探索实践,已经不仅限于乡村,同时还聚焦在面临与乡村类似问题的小城镇。

乡伴文旅浙江公司总经理董天姝提出的思考是——应该把大城市与乡村打通,同时以乡村为节点,以小镇为纽带,以大城市为人才和资本库,进一步打通“城、镇、乡”点线面三维,使得三者各自发挥优势、形成人才、资源、资本互输,最终真正引导普通乡镇重新聚集人气、走入共同富裕。

一言蔽之,结合当前中国乡镇发展的新痛点,乡伴希望首先在浙江,构建一种“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的发展体系或模式。并通过这一途径,帮助城镇、乡村建立发展共同体和产业生态圈,最终呼应大城市,实现人才、产业、资本回流,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

构建“城、镇、乡”三维均衡发展

浙江有案例,更有优势

打造和经营“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体系,最佳的实践场地是在浙江。

2015年,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而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美丽乡村、万村景区化等工作推进迅速,浙江又顺势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片区。如今的浙江乡村,产业布局和环境规划大多拥有了一定基础,并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这里还是全国乡村振兴与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板块——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势,让各个乡镇的思变意愿和竞争意识更加直白显著。本世纪初的浙江,资本便经由商业工业运作,辐射到了部分样板乡镇,金华东阳的横店镇和花园村、宁波奉化的滕头村等,均是产业兴镇兴村的典型代表。

实践出真知,我们知道,强势产业并不能照进所有的乡村。所以,乡伴又为浙江的更多乡镇,提供了一种文旅为媒、善用设计的“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体系。

去年,运河·陶仓理想村完成一期项目建设,以红砖建筑为特色的陶仓艺术中心一炮而红,理想村随即成为嘉兴的新文化地标。驻地运营团队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吸纳和举办了近10场人文艺术、音乐会、文创市集、汽车展览——这些原本扎根在城市的专属业态,开始朝着乡村转移;而业态的丰富,也让人口回归、招商引资变得可期。

△不久前运河·陶仓策划的音乐会活动 乡伴浙江团队供图

这意味着大城市在部分领域的绝对话语权正在被打破,小型城镇与零星乡村在人才、教育、旅游、艺术、资本投资方面的话语权正在提升,“城、镇、乡”之间因为资源不平衡产生的壁垒出现了松口。乡伴以文旅项目为桥梁,打通了三个维度。

无独有偶,今年2月,乡伴接下了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的规划开发任务,其中就包含了原练市镇茧站与练市镇粮仓文化街区的打造。

这同样是一个以针织、毛纺为传统行业的江南轻工小镇,也同样如王江泾一般,面临产业提升转型的一些难题——原本象征着大运河沿线蚕桑文化的农耕文化的茧站与粮仓,因为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市场经济和游客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破落和凋敝。

因此在规划中,乡伴表示将结合本地蚕茧养殖文化,在镇区内的茧站及粮仓文化街区重塑文旅和商业服务,并提出了“再造文创小镇客厅”的理念。同时,乡伴拟计划在距离茧站与粮仓仅10分钟左右车程的从家庄,打造一座新的乡村理想村,与镇区形成互联互动。

△茧舍航拍图 乡伴浙江团队供图

△南浔练市镇粮仓文化街区现景 乡伴浙江团队供图

由此,乡伴可以利用道路交通和基础配套优势,在镇上进一步升级商业模式,利用生态与环境优势,在附近乡村培植旅游和文化基因,从而各自发挥所长,最终实现游客、市场、人才和资本回归乡镇的效果,更好地呼应“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体系。

董天姝认为,“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体系的搭建运用在各地,或许会因为实际情况产生不同,但最终会有几个共通的衡量标准——

一是算人口账,即常驻人口较为稳定或能继续增长,老龄化减轻,有本地人和返乡创业者参与共建;

二是算经济账,项目需要引发不少于一个核心产业成为新的当地支柱,并有意向地引导一批牵头致富的本地居民成为示范;

三是算社会效益账,要进一步联动政府,推动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引入消费服务、数字化服务,提升本地生活的舒适度,满足旅游度假、安家置业等不同需求。

如何打通“城、镇、乡”三维关系

浙江的经验是“以人为本”

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也是践行共同富裕的主体和载体。比如在松阳揽树山房项目上,乡伴文旅浙江公司市场总监丁瑞丽就把人口账看得最重。

在她眼中,因为揽树的关系,三种人群已经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并帮助乡伴打开了当地“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的雏形。

△松阳揽树山房项目 乡伴浙江团队供图

首先是员工人才。“项目上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其中有80%的岗位都是在当地招聘,比如返回松阳县城的大学生,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获得专业企业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其次是本地居民。丁瑞丽认为,如果希望本地人参与共建,首先要让他们享受到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帮助。“去年四月,受疫情影响,外地茶商无法进松阳收购茶叶,当地许多茶农直接就断了销路。我们复工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茶农们通过网络平台寻找销售渠道,尽可能降低了茶农经济损失。”

最后是她在营运的未来山居社群。目前,未来山居社群拥有100多位“新村民”,他们大多来自上海或杭州,通过购买揽树项目的乡村生活度假产品,实现了城乡生活的对接。

“乡伴社群资源的外延,将意味着我们能以这批朋友为窗口,找到更多愿意为乡村发展输血的人、资本与商业资源。”

关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

我们还有话说

浙江被选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我省乡村振兴工作的新起点。

此时此刻,乡伴浙江总结多年城乡规划经验,提出的探索“城、镇、乡”三维相对均衡发展体系,或许能够为不少因产业动能不足、文化发声减弱、人口流失较大的小城镇提供新的借鉴与思路,打破横亘在三者之间的壁垒,让共同富裕的奋斗成果得以照在每一寸土地。

当然,在前去破墙的路上,大家必然也会遭遇新的困难和问题。

不过,正如乡伴文旅创始人朱胜萱说的那样,“路都是新的”——

“乡村文旅的长期性在于这个行业有未来、有价值,大家不用太着急,不用在意从即时利益里去赢得一朝一夕,同时要把利益进行适当分配,要尊重在地性、融合发展,要创造利益共同体,产业发展引导、政企融合、城乡互动,这就是要做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