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陈晓明：我的批评观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陈晓明

1959年2月生，福建光泽县人，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0多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起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发表论文、评论近400篇，出版有《无边的挑战》（1993）、《德里达的底线》（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等30多部著作。

我的批评观

陈晓明

多年前，罗朗·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中，他没有花多少篇幅去表达他的学术观点，而是大谈文学和权势的关系。这个人终其一生都痛恨权势，在他后来名满巴黎的年月，他本来可以利用权势，但他没有这么做。远离权势，作为一个自由的、依靠自己的话语力量生存的批评家，巴特始终保持着批评家应有的自尊。不用说，我欣赏这种自尊，并且以此作为我的批评的基本品格。

当然，批评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文学观上。对于我来说，文学当然不是风花雪月的佐料，不是工具和传声筒；同时，我也不认为文学只有回到纯粹的语言形式才是最高境界。当然，文学就是文学，它必然要有自身不断创新的意识，没有相当水准的语言句式、叙述方法、结构和修辞，就难以有文学存在的独特依据。但文学毕竟表达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没有相当的思想力度，不能发掘新的经验，也难以造就有力量的作品。我愿意在不断综合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我更乐意去发现文学中的新经验和艺术的丰富性。

批评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批评既是知识的运用，也应是知识的创造，停留在陈旧的知识水准上的批评，并以此来显示老成持重，那是中国当代批评惰性十足的根源。在批评知识的运用方面，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都在破除狭隘的本土主义神话。所谓“中国人只能说中国的话”等等，在我看来，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井底之蛙，拉大旗做虎皮的投机分子。

我不赞成90年代批评缺席的这种说法，缺席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是那些忙于在红地毯上漫步的人，是那些从来就没有出席的人。90年代不少的批评家在做切实的研究工作，大多数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袖手旁观。人们对这些没有这个头衔、那个桂冠的青年一代批评家很不以为然，他们的名字后面没有这个长、那个长，他们无法在这个“评奖委员会”、那个“工程”中占据一席委员之地，在这个以权势为轴心的社会，他们的权威性当然大打折扣。但人们如果认真阅读过这些人的文字，如果不带偏见，我想人们可以得出公正的结论。不少人怀恋8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想那时的文学批评借助整个文学大势而意气风发，如果认为那时的文学批评较之现在的批评要技高一筹，那就只能说是偏见比无知更可悲。

批评必须锐利、自由，面对文本是我最快乐的时刻。随心所欲的读解，令人信服的推论，横贯中西的思绪，无所畏惧的论断，这是我所欣赏的批评风格。中国的批评家与作家关系太近，这是我的困扰。作家期待喝采，在把批评家降低为吹鼓手的同时，也把作家自己变为掩耳盗铃的愚人。我是一个看重友情的人，经常在友情和文本之间行走，使我疲惫不堪。我不会说“吾更爱真理”那种大话，但我无疑希望我的每一次写作经受得住世人的拷问。

17年前，苏珊·桑塔格在一篇论及罗朗·巴特的文章中写道，巴特把现前的文学时代称作是“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桑塔格赞叹道：“能够说出这种语句的作家真是幸福呀。”我不敢指望我们能够生长在这样的文学时代，但我从内心希望，当代批评能够一步步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英姿勃发的文学挑战

——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

孟繁华

1

宿命的抗争:开放的话语探索

20世纪90年代已过大半，置身其间的我们曾有的焦虑并未全部消退，话语的多元性使热爱言辞的我们似乎各得其所，但是，每当面对红尘滚滚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无论怎样表达都会进退维谷言不及义。我们所知不多的现代生活新经验，使我们丧失了有效的言说能力并深感迷失而难以确认自己。于是，每当我看到身边朋友的文章或同他们交流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他们的话语方式，并追寻他们在从事一种怎样的文化实践，或者说，他们是如何重新实现了自我确认的。这种自我确认并不是通过自我评价实现的，而是通过他对各种事物的态度和话语方式得以证实的。这种证实，不仅在于他获得了话语权力，同时表达了他拥有了言说的动力和资源。陈晓明作为身边的朋友，我始终关注着他的批评活动，对他的观念和操作方式，无论我赞同与否，他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而且我注意到，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已是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这足以证明，陈晓明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文学批评最具活力的公众人物、最具挑战性的批评家之一。在文化失败情绪弥漫四方、批评群落逐渐萎缩的90年代，陈晓明不置一词并英姿勃发地坚持在文化挑战的滩头，从而成为文学批评营垒中的坚定分子，这虽然已无悲壮可言，但他的文学批评却是90年代给我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文学批评的一部分。这一评价虽然远不够时尚，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当然，陈晓明并不是恰逢其时的幸运儿，在他脱颖而出并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背后，他同样经历了一个积蓄、坚忍和以求一逞的漫长过程。

2

文化压抑下的知识准备

或许可以这样说，轰轰烈烈的80年代并不属于陈晓明这样的批评家。他虽然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洗礼，目击了父兄们悲壮而辉煌的业绩，但留给他更多的却是热闹而平淡的记忆。对这个年代，他在情感上怀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那毕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追求的时代，毕竟还有一部分怀有真实的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和我的同辈人大多数未必赞成那种理想，然而，在情感上却又存在深深的怀恋”。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屏幕，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观赏，偶尔也参与，随后却在努力等待这个伟大神话的破产”。这种矛盾的心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刻的犹疑和感伤。他无法认同那一时代虚假的“理想”承诺，同时又无法找到文化“最后的栖息地”。因此，80年代陈晓明在文化上面临着双重的压抑。这种压抑显然与福柯所说的“认知意愿”相关，而在它的背后隐含的又恰恰是一种权力的运作。

认知意愿联系着“知识型构”，无论是认同还是排斥，都是“知识”在支配着我们的意愿。后来在陈晓明的著作和谈论中，我们会清晰地发现，80年代对他构成的压抑感，不是来自他那并不扎实的集体记忆，而更多的是源于他与80年代主流文化相去甚远的知识型构。可以说，陈晓明虽然是在80年代接受了完备的理论训练，但他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异域。当代文学在80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仅仅成了他接受教育时代的文化背景，它并没有在“知识”层面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的研究从新批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开始，其间经历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存在主义的洗礼，然后直奔德里达、拉康和福柯，从而从一个“存在主义者”变为一个操练“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人。应该说，《文本的审美结构》这本鲜为人知和谈论的著作，于陈晓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这本著作中，我们会感到他系统而完备的西方现代文论和思想的积累。在1987年，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像陈晓明那样阅读如此广泛并深有体会。这样的知识准备虽然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功利性的影响，却为陈晓明日后的独标高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我们常常听到其他学科对它的微词，这自然与偏见有关，但认真地反省一下也并非全无道理，其中最要害的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知识性的匮乏。在更多的批评中，我们常见的是批评者的态度和立场、心情和印象，没有多少人能在文学本体论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这与论者对本文构成理论和“文学世界”所知甚少有关。陈晓明的理论批评无论我们赞同与否，都无法忽视的是他将当代文学批评与“知识”结合的一贯努力。许多年过去了，无论是他对80年代文学神话的反省，还是对90年代各种文学现象诸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都市小说、女性文学、大众文化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其中都隐含着叙事学、语言学、系谱学、文化学、解构理论、镜像说、本文结构等“知识”性的理论，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因其理论色彩而别具一格，同时也使他因此而拥有了扎实的文风和学风，并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改变当代文学批评浮泛的期许。

陈晓明的这些“知识”，曾遭遇过来自多方面的质疑或批评，坦白地说，我对“后现代”旋风也持有不同意见，这在我的许文章中都有所表达。但我仍不同意笼统地对他进行否定，轻率地指斥他的“西学”观念。平心而论，陈晓明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当代文学理论的匮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并不令人鼓舞的文化背景下，包括陈晓明在内的部分青年批评家以策略的方式“借贷”或“租用”部分西学去阐发我们并不熟悉或旧的理论难以解释的文化现象，其用意或“别无选择”是大可理解的。那种抽象的指责一方面是在借助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一方面也是在极力掩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欠缺。说得不客气些，这同样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假如在知识层面能够同他平分秋色，也不至于运用那样简单或暴力的方式。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念，但我必须捍卫他言说的权利。

3

出场后的孤军深入

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化曾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空场，虽然先锋文学气势如虹，但面对这陌生的文学新军，批评界却表达了无以言说的尴尬。先锋文学放弃了百年中国启蒙的主流话语，他们没有给定的也没有自我设定的文化目标，面对既有的语言秩序和文化范型，他们实施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无边的挑战”。但当时鲜有人能够解读他们，一些无论批评还是褒扬的文字大半不得要领。这一文学景观令陈晓明兴奋不已，他多年忍耐等待并以求一逞的时机终于来临。按照陈晓明的个人性格和理论敏锐性，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次适时登场的机会。或者说先锋文学的作家与陈晓明大体是同代人，他们相同的阅历和知识背景，使他们心有灵犀。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期待已久的文学声音终于骤然响起，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先锋文学的阐释者和代言人，他兴奋又辩才无碍地欢畅书写着：

作为精英文化的残余物，先锋文学被悬搁于文明的虚幻空间，他们远离政治中枢，也远离大众，那些残存的“文化记忆”保留着对权力中枢的绝望逃避，其历史叙事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隐喻、象征、转喻和寓言的形式。作为自我表白的话语，先锋文学始终讲述自己的历史，它玩弄着自己的游戏，它不想颠覆，也不想填补和替代那个中心。他们是站在历史记忆交会点上的观望者，既着迷于感官的诱惑力又富于破坏性，不再对自身以外的事物给出承诺，那些随意拼贴的虚假表象意指一个过渡的游戏、戏剧性的历史空当。尽管说，先锋派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一种对个人表白权力的永久更新，而一切权力最终都是政治性的；但是，在意识形态充分活跃的时代，这种远离权力中枢的游戏精神，这种否定、拒绝、非承诺的姿态，则是在开辟一条通往不可归约的现实的精神歧途，在那里，艺术行为仅仅是释放、书写和理解着自我的生命铭文而已。

这是一次“冒险的迁徙”，但在这种文化冒险中，陈晓明却发现了它所蕴含的历史合理性。这就是新时期以来“大写的人”所构成的“巨型寓言”以及人道主义的无边承诺，在历史又一次转型中的化为乌有，它仅仅在道义的层面实施了多年的话语实践，当历史向前再走一步，它的信誓旦旦便随风飘逝。但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面对先锋文学提供的文本，陈晓明从不同的方面挥起了他的理论之剑。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学的语言秩序和文化范型的转变，它更是一场深刻的叙事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被奉为圭臬的深度模式被消解了，那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取向离散了，那里不仅表达了新的叙事策略，同时出现了新的情感变迁，年轻的一代乘机实现了一次空前的文化大逃亡。他们既无家园也不要归宿，而宁愿选择“任意逃亡和随遇而安的死亡”。陈晓明对先锋文学独到而意气风发的阐释，在90年代初期空旷寂寥的文坛上，不啻是空谷足音，他虽然不可能给心态低落的人们实施一次快意的抚慰，但在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了一点生气”。

至今我们仍不难发现，在批评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陈晓明可以引为“同道”者仍是廖寥无几，与一个阵容庞大的批评群体相比，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先锋文学群体，今天已经蜚声文坛，这自然与他们的创作实绩相关，但陈晓明对他们适时的文化阐释和竭力举荐，同样功不可没。在这“无人喝彩”的短短几年中，于陈晓明来说，可能由于巨大的孤寂而显得格外漫长。但是，作为一个个性十足又只能通过表达显示个体存在价值的青年学者来说，似乎已没有什么再能够阻止他的顽强坚持。1997年，华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在这本三百六十页的著作中，陈晓明对90年代以来发生的文学现象做了最及时的反应和评价，这不仅再次证实了他的理论敏感，同时表达了作为一个批评家不断挑战的欲望和冲动。90年代的文化是一个庞杂的、无主题、无中心的多元文化，再没有什么文化力量可以自以为是地形成它的霸权地位，亦没有真实的历史潮流可供辨识。但是在这嘈杂的文化年代，陈晓明仍然耐心地阅读梳理，一方面，他进一步检视他垦拓多年的先锋文学，更学术化地阐释了这一文学潮流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前所未有地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自我重复”，“从传统中攫取母本”的发现与提出，都明确地显示了陈晓明的眼光和拥有的“文化资本”。而这里他的姿态显然也已大大放低。在《无边的挑战》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不能抑制的兴奋和快乐，那里有不加掩饰的刚刚出场时的雄心和气势。但是，在一个没有文化英雄的时代，文学批评可以实现或达到的期许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一点显然被日后的陈晓明所意识。因此，在《剩余的想象》中，他的行文和修辞都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这里不仅强调了历史意识，同时他的情绪也相对得到了节制。而一以贯之的，仍是他那咄咄逼人的雄辩和孤军深入的勇武。这种深入不只有他坚持不懈的“解构”话语操作，还有对90年代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而这一结构里明显存在着不足和缺失，而它“最首要的不是在于艺术作品普遍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识”。同时，“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仅仅以逃避的姿态不足以表现这个变革时代的神奇景观。对于理论批评来说，同样要找到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则是必要的建构”。这样的表达在陈晓明以前的著作中是不曾有过的。作为朋友和批评界的同行，当我读到晓明这样的表述时，内心充满了愉快和感动。这当然也包括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人文精神”讨论的看法，虽然他仍然看到了更多的是问题，但他的学理背景和态度都是让人乐于接受的，尽管他的看法仍与我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人文精神”讨论结束不久，对它的反省已在部分学者之间展开了。

4

话语反抗与意识危机

陈晓明过人的禀赋使他的批评充溢着勃勃生机和表达的魅力，尽管他在修辞上不免夸张，但他奔涌的话语之流似乎总是畅通无阻，这使他的批评文体别具风采，这也是他作为新一代批评家的符码标示。但是，这种漂亮而风流倜傥的文字仍不能掩饰他内在的焦虑。这种焦虑最集中表现于他作为一个极端形象的话语反抗上，他深怀愤懑的压抑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80年代的启蒙神话，二是弥漫四方的话语霸权。他对启蒙神话或“巨型寓言”的批判，是他“解构”操作的基本背景和依托，这在《无边的挑战》和《剩余的想象》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表达；而对话语霸权的反抗，是堂·吉诃德之矛的另一个对象。事实上，知识即权力，最终还会落实到政治权力上。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它只能以一种依附者的角色才起到作用。……文学批评的权威性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权势。……中国相当多的批评家，是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才具有权威性”。而那些“单纯依靠理论批评本身的力量展开的话语实践，其存在之困难，当是付出几倍努力才有可能占有一席边缘之地”，这种霸权不仅决定着批评家的地位、主流与非主流，同时它极大地左右了文学批评的话语公式和“新知识”的创造与加入。陈晓明的这一批判或反抗意识，显然是有感而发，并且从另一个方面旁证了他“解构”操作的合理性。

但是，就在陈晓明向历史与现实两架风车挥舞“解构”之矛的同时，我也隐隐感到他自身的矛盾和意识的危机。这一矛盾和危机主要表现在他挑战启蒙神话的非历史化倾向和对“解构”的“合理性意志”上。9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日益成为显崇，它几乎成了学界的第一关键词或核心概念。同时它也是一个歧义百出模糊不定的概念。但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中，对现代性的表达似乎为国内外学界格外重视，他认为：

有一种有活力的经验，它是时间和空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指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

阿瑞夫·德里克在引述了这段文字后指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历史‘状况’，而是一种历史性经验（包括有关历史的经验）；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状况，那么它也是作为经验的状况，它总是在企图改造那些促成它产生的状况”。这同奥克塔维欧·帕慈所形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是一个意思。现代性的经验是进步就意味着人类永无止境地向未知的过程冒险，今天也许很少有人再相信启蒙的神话，但世俗的永恒也不会有人向我们许诺。作为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启蒙的作用事实上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被遮蔽了，另一种允诺则以世俗的幸福替代了它，于是，现代性的新经验便重构了人们与历史、也与现实的关系。启蒙话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被反复批判的。

如果出于80年代的文化压抑记忆，陈晓明对启蒙神话的解构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则多少有些褊狭。当他在为文学现状进行辩护时，则显得理性十足，认为“理解一种历史情境，再审视文学在这种情境中所达到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学在这个时期的创造性”。如果也以这种理解来看待80年代的启蒙话语时，所得出的结论当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更何况启蒙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它的思想仍以潜流的形式在发挥作用，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压抑性的力量呢？另外，“解构”的合理性同样先在地存有问题，这不仅来自“合理性意志”的无意识控制，认为“解构”那个巨大的“屏幕”是无可避免的，同时还来自知识权力的运作，即它的合理性是通过“知识”特殊处理和反省而产生的。而这种危机当然不仅仅属于“解构”话语的操作者，同时也为人文学科的其他方法所分享。应该说，在一个交流十分困难的时代，我对晓明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对他意识危机的分析，是否有差强人意之嫌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当晓明大度地让我“多批评”的时候，便贸然地在有限的篇幅里指出了上述两点，这里自然隐含着我的顽固观念。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朋友理应对晓明有更高的期许，按他的才华和准备，他在本学科取得更大的成就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陈晓明：《文本的审美结构·自序》，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陈晓明：《剩余的想象》，华艺出版社，1997。

陈晓明：《文学批评的位置与品格》，载《作家》，1997年第6期。

[美]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见《在历史的天平上》，萧延中等编，邓飞来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学人》1994年第6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