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朱德与茂芝会议

朱德与茂芝会议

1927年10月7日,朱德同志在饶平茂芝主持召开的“茂芝会议”,是中国革命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军事会议。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潮汕失败的情况下,坚定信仰,挺身而出,稳住军心,在茂芝会议上作出了正确决策,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率领部队转战粤赣湘边界地区并成功举行“湘南起义”,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朱德指挥三河坝阻击战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1927年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起义军在广东大埔三河坝集结,实行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一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军(贺龙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从处于闽粤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直下,直奔广东潮汕地区。二是由朱德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叶挺部)、第九军教导团,共约三千多人留守三河坝设防阻击敌人,以防敌军抄袭主力部队南下潮汕的后路。三河坝分兵,朱德实际上带着他培训的500多名军官教导团和叶挺部队第二十五师驻守三河坝,南昌起义军前委会下达的任务是坚守三天三夜,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三河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守的地方,地处三江交汇处的梅江、汀江、韩江,是一个大镇子。这个镇由于有三条江交汇,又是个平地,没办法扼守。朱德指挥的部队只有三千多人,敌人是钱大钧部的两个军、十个团,两万多人的部队,面对的是七倍以上的敌人。但是,朱德军长凭借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果断地放弃了三河坝,到韩江对岸一个八十多米高叫笔枝尾山的小山头设防,它地处三河坝外面,过了韩江对面的小山包,这是当时唯一的制高点。朱德军长就把起义军阻击部队的阵地安排在笔枝尾山上。钱大钧部占领三河坝以后,要追击就要渡江。朱德军长当时采用了一个战术方法叫“半渡而击”。敌要渡江,优势兵力和重武器,都得坐船过江,在船上各种优势都施展不开,当敌渡船到江心时我军火力全开,打得敌人无还手之力。所以,我军虽然人少,但是凭借江面防守,可以充分发挥优势。经过几轮的打击敌人,大大消耗了敌军的优势兵力,让敌人吃了大亏。

三河坝阻击战我军牺牲了一千多人,消灭敌军两千多,而且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的一场胜利的阻击战,这是朱德军长在军事生涯中非常辉煌经典的战斗案例。10月3日深夜,在强敌面前激战三天三夜、出色完成阻击任务后,朱德军长带领余部二千多人冲出包围圈,往湖寮经枫朗双溪翻山越岭,于5日上午撤到饶平茂芝(部队驻防茂芝、埔坪、康贝村庄),军部指挥所设在茂芝全德学校。留下坚守三河坝的蔡晴川营长(黄埔一期)带领全营官兵英勇阻击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朱德主持召开茂芝会议

而在9月23日,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10月1日,前敌委员会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刘伯承、聂荣臻等从汕头撤至普宁流沙。10月3日,揭阳前线的贺龙、叶挺、郭沫若等带领起义军也撤到普宁流沙。10月4日,两支部队汇合一起由周恩来主持,在驻地教堂侧厅召开了指挥部战时军事会议即“流沙会议”。这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作出了重大军事决策的会议:一是会议初步总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二是贯彻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包括革命委员会去掉国民党头衔、打出苏维埃旗帜、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三是将主力部队余下的1200多名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革命武装联合,其他领导人员撤离战区分散转移,并对护送领导同志安全撤离工作等都作了具体部署。10月5日晚,从三河坝撤出的周士第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也进驻饶平茂芝。第二十五师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期间,第四军独立团号称“铁军”“铁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最早建立也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6日,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潮汕撤退下来的200多人也汇集到茂芝,其中,有担任革命委员会警卫队警卫班长粟裕;还有从揭阳汤坑失败回撤的零散人员,毛泽东三弟毛泽覃等30多人也途经凤凰山到达新塘镇石壁乡、后都汇集到了茂芝。这样,起义军余下人员都先后到达茂芝向朱德军长、周士第师长和李硕勋党代表作了汇报。朱德军长此时才完全清楚起义军主力部队南下潮汕地区已经宣告失败,各位领导也安全突围。

从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起义军“散兵”和三河坝撤离的朱德阻击部队在茂芝汇合,官兵合计有两千五六百人。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基本健全,骨干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领导的第九军军官教导团五百多人;三是从潮汕撤退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及溃散人员(包括毛泽覃和粟裕)。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二十五师兵力最强;周邦采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200多人);论部队官衔是朱德军长最高,他亲自带领的军官教导团都是经过培训的军官干部。朱德当时最大犯愁的是“光杆司令”,三河坝阻击任务已经完成,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然后)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朱德自从南昌起义南撤至饶平茂芝的过程中,两次带兵有三个显著特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指挥的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非正规部队。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在四面敌人围攻的逆境中,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真正成为孤军。况且,当时驻扎在饶平茂芝的起义部队处境极其险恶:一是饶平茂芝周边都是国民党军队,光是集结在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就有五个师,共约四万多人,占有绝对优势;二是起义部队刚遭遇失败,部队一时军心浮动,军心涣散,有的主张解散部队;三是这支部队与中央和前敌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周围又有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起义军随时都有被围歼或打散的危险。朱德面对主力部队失败和最高领导机关突围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目标和革命意志。更加严重的是,部队行动方针路线都出现严重分歧。

大敌当前,朱德意识到,起义军必须继续高举南昌起义的革命旗帜,稳定部队情绪,保存好这支队伍,再谋发展。朱德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周士第、李硕勋、周邦采、陈毅等领导干部商议,对周围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要依靠部队的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纠正悲观消极情绪,坚定革命意志,把溃散的起义军整合在一起才能继续武装革命。领导们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领导分头到各部去做思想工作。于是,起义部队中的党团会、骨干会,都紧急召开起来,接着又召开班排会议。经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军上下马上出现了正气上升的局面,大多数指战员都表态,愿意听从起义军部队领导指挥,跟共产党走。积极的思想工作初步振奋了部队的精神面貌,扭转了悲观情绪。10月7日上午,朱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起义军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即“茂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士第(二十五师师长)、李硕勋(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浩声(七十三团团长)、陈毅(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七十四团参谋长)、孙一中(七十五团团长)、杨心畲(七十五团党代表),符克振(二十五师党委委员),赵镕(第九军军官教导团书记长)、周邦采(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还有二十军第三师军需主任周廷恩、杨志成等20多位军事干部。会议开始时,先由各负责干部检查统计报告各部人员。接着,朱德让周邦采向与会同志总结通报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然后,朱德站了起来,心情振奋地作了重点发言:“我是共产党员,潮汕和三河坝战斗虽然失利了,但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军的种子保留下来,我也有责任把大家统率起来,一道把革命干到底!”接着,会议便围绕朱德军长提出的要不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和保存南昌起义革命火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期间,朱德继续发言,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主张。他指出,主力部队虽然在潮汕失败了,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在三河坝也吃了败仗,但是中国共产党还存在,革命武装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我们这支队伍仍有希望,现在尚存一个师二千多人,这是南昌起义军目前保留完整建制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官兵痛恨国民党军阀,愿意跟共产党一起闹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保存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陈毅随即表示支持朱德同志的主张,他说:“坚决拥护朱德同志的领导,并愿尽自己一切力量,协助朱德同志保存南昌起义这批革命种子,把革命进行到底。”许多同志也表示服从朱德指挥,继续高举南昌起义的革命旗帜,进行武装斗争。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朱德军长的敌情分析和主张: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突围:“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到敌人力量薄弱而群众基础好的湘赣边区寻找落脚点,开展游击战。这次茂芝会议,一致同意在朱德军长的领导下,对现有起义军进行调整和改编:第七十三团作为基础编为第一营;第七十四团为第二营;第九军教导团为基础编为第三营。

改编后的起义军部队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军事会议同时决定,把在三河坝作战中负重伤,包括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第三营十一连连长许光达,党代表廖浩然等在内的20多名不能随行的伤病员,交给饶平县党组织,并留下100块大洋,作为医药费用,又送给饶平农军12支步枪、一匹白马。饶平县委委员、茂芝乡领导詹前锋代表组织接受安置,并安排本乡群众,逐一将伤病员分别安排到群众家中精心护养。10月7日下午,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委员詹前锋、刘瑞光等领导,以及茂芝、铺坪、康贝等村的赤卫队护送朱德起义军至麒麟岭告别。朱德在与饶平县委领导分别时再三勉励饶平县委领导要艰苦奋斗,不怕困难,革命到底。朱德起义军在饶平县委及茂芝各村赤卫队队员詹得甜、詹盈科、詹友益、詹益艳、詹德比等农军引导下,走出饶北,从麒麟岭经闽粤交界的柏嵩关出境,进入福建九峰地界,再经闽粤赣边境,隐蔽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茂芝会议是我国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

1928年1月12日下午,湘南宜章县城被一声响亮的枪声打破了沉寂。朱德、陈毅领导起义军在中共宜章县委的紧密配合下,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智取宜章县城成功,打响了湘南起义的第一枪。首先,湘南起义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的规模最大、最后取得伟大胜利的武装起义,涉及20多个县,一百多万人口,军事上获得大胜。湘南起义建立了四个师,包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师、第四师、第七师,还有三个独立团,共一万二千多人。朱德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一千多人、被中央任命为第二师)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了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政委、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如果说“茂芝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保住了革命火种,成功举行了湘南起义,那么湘南起义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了中国革命道路中的瓶颈。什么是瓶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虽然有武装革命火种,但这个火种能不能燃起燎原之火?在农村取得武装革命的胜利是关键。朱德军长在主持召开“茂芝会议”以后,带领起义军二千五六百人从麒麟岭北上经福建、西进江西直奔湘南的过程中,一路穿山隐蔽,不断破解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军能够坚强不倒,这和朱德军长在江西沿途进行“赣南三整”(天心圩思想整顿、大余组织整编、上堡军事整训)不断加强部队建设,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紧密相关。

胜利到达湘南经过革命锤炼而存留下来的800多位革命火种,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经过武装革命与农村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打胜仗的经验,充分证明了朱德军长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陈毅谈到,当初起义军撤退至饶平茂芝,“两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这两千余人,而且四面都有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如果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不再坚持领导岗位,部队必将全部溃散。”所以说,“茂芝会议”是中国革命道路征程中具有伟大历史转折的一次会议。“茂芝会议”制定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军事决策。首先“穿山西进”就是保存南昌起义的武装革命火种,去实现未尽的革命事业;第二是“直奔湘南”明确了革命目标,到农村去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是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之一,最后成功地举行了湘南起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如萧克将军所说:“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而这一切,均是因为有了之前的“茂芝会议”。所以说,八一南昌起义革命道路的伟大历史转折是“茂芝会议”的正确决策,是朱德军长在南昌起义革命征途的危难之中,经过“赣南三整”锻造出800多意志坚强的革命火种,成功实现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之一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相结合,在湘南农村成功地取得“湘南起义”伟大胜利。朱德军长率领一万两千多人上井岗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共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政委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这就是朱德同志的伟大之处。

参加过“茂芝会议”的指战人员,在建国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举国轻重的军中将帅:元帅有朱德、林彪、陈毅;大将有粟裕、许光达;上将有周士第、杨至成、赵尔陆;中将有赵镕、聂鹤亭;少将有王云霖等。所以说,“茂芝会议”是中国道路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也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会议。

图文来源:中国人物传记

美编:邓灿 编校:壹零壹 审核:审核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