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前古代民族(3):乌孙人

原创牛汝辰

乌孙也是较早见于汉文史籍的印欧人,至少在秦汉之际就已游牧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地区。张骞西使被拘匈奴时听说,乌孙为匈奴西边的小国,“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张骞传》)。此时,乌孙已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从在天山北麓一线所发现的乌孙墓群来看,他们西迁前可能主要活动在准噶尔盆地。至于他们何时、从何地来到这里,我们已无从探究了。

日本学者多根据汉文史籍中所残存的一些乌孙的语言学材料,认为乌孙所操的为突厥语[39]或说乌孙“属于突厥种,乌孙的音为Asein、as n或asin,大概就是后来的突厥的阿史那氏的祖先”。有人认为“乌孙”之音相当于突厥语中的“uysun”,意为“团结”“联合”。乌孙最后为突厥语民族所融合,今哈萨克族中还有一个叫“乌孙”(或“玉孙”)的部落,恐与历史上的乌孙人有关。不过,乌孙兴起于前,突厥勃兴于后,故突厥语中融有一些乌孙语的词汇,更何况乌孙语中的一些词在原始印欧语中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据法国学者列维研究,乌孙王号“昆莫”之“昆”字,相当于吐火罗语中的Kaun或kon,意为“日(太阳)”,故不能以此推断乌孙属突厥族或突厥种。

从体质特征来分析,乌孙应为印欧人种,属古代印欧民族的一支。唐代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作注时就已经指出:“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乌孙本为印欧人种的体质外貌特征昭然若揭。

有学者根据上述记载推断,乌孙属浅色素的诺的克(Nordic)种族。而近年来,通过对新疆伊犁昭苏墩墓所出土乌孙人头骨的体质人类学的分析,人们发现其“主要成分是以短颅为特征的欧洲人种中亚的两河类型(包括个别前亚类型)和少数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间的混杂型”。结合苏联学者对七河地区乌孙人头骨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各地方乌孙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人类学集团”。由此推断,“乌孙在西去以前(在河西走廊)便是欧洲人种或欧洲人种占优势的类型。或者说,西徙前和西徙后的乌孙,可能具有相同或较为接近的人类学特征”所以,从文献记载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乌孙本为古代印欧民族的一支殆无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乌孙人在体质形态上还保存有时代更早的原始欧洲人种古欧洲人类型(主要为安德罗诺沃,Andronovo)特点,“在人类学关系上,乌孙同其前期居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表明,至少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在河西西部的乌孙人很可能是从中亚草原迁徙来的。这一点与前述早期印欧人东向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一致的。据苏联学者的研究,乌孙人的头骨中除了安德罗诺沃之外,还有中亚两河型、北欧型和地中海与北欧型之间的类型,说明“乌孙不是单一类型而是多类型组成的”。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云: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如前所述,吐火罗(大夏)与月氏都是古老的印欧人,他们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时间要早于乌孙,后来又先后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即七河地区,即汉文文献中所说的“塞地”),并在此停留过一段时间;而这里本来就是塞种人传统的活动中心。所以,乌孙人后来占据这里,融合了残存于这一地区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塞种人等印欧人就不奇怪了。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业已证明,今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亦多属从西方徙入的古代印欧人种民族。其中古墓沟人的头骨基本属于北欧型,与之相近的还有哈密焉不拉克古墓所出头骨;楼兰城郊古墓所出头骨则属于所谓的地中海东支(或称印度-阿富汗)类型,与之相近的还有洛浦山普拉古代葬墓所出头骨以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所出可能属于古代塞人遗存的人类头骨。

国际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表明,今塔里木盆地出现的这些早期印欧人种居民的遗骨(体)同吐火罗人或月氏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属于吐火罗人或月氏人的文化遗存。[48]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吐火罗人和月氏人的体质特征形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吐火罗人和月氏人在体质形态上就应属于古代印欧人种的北欧型和地中海型,与主要属于中亚两河型(或称帕米尔-费尔干型)的乌孙人明显分属古代印欧人种的不同族群。塞人在体质形态上也属于地中海东支型。乌孙在占据伊犁河、楚河流域后融合了残留在这里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和塞人,所以在乌孙人中也就出现了北欧型、地中海型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印欧人种的成分。所有这些与《汉书·西域传》中“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的记述可以交互印证。

此外,乌孙人类学类型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少量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而且越往东这一特点越明显。具有这种混合特点的乌孙头骨在类型上有些接近匈奴。这表明乌孙在西迁前与蒙古人种的民族发生过接触。据《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乌孙在河西西部活动的时候,其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所攻杀。

《史记·大宛列传》云:难兜靡为匈奴所杀。匈奴开始时在西方的主要敌人是月氏,而乌孙又在月氏的西部,所以很难想象匈奴会越过月氏攻击乌孙。此外,《史记》《汉书》都说难兜靡死后,其子昆莫为匈奴所收养,乌孙民众亦多归附匈奴。匈奴单于在昆莫长大后将其父的部众交还给他,助其复国。

如果难兜靡是匈奴所杀,那么匈奴单于的上述做法明显与情理相悖。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难兜靡被月氏所杀后,乌孙民众投奔匈奴。匈奴单于将难兜靡之子昆莫抚养成人,助其复国,并用以进一步打击匈奴在西方的大敌。于是才有以后昆莫西击月氏,占据塞地之事。乌孙西迁后实力虽然逐渐壮大,不肯听命于匈奴,但仍保持中立状态;匈奴为此发兵征讨,却被乌孙击退,双方关系从此才开始恶化。即使这样,当汉朝试图联合乌孙以制匈奴的时候,乌孙昆莫的态度却十分冷漠。乌孙与匈奴早期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乌孙在西迁前与匈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此期间,乌孙人种融入一些匈奴人的成分也是很自然的。

据《汉书·张骞传》,匈奴军臣单于在位期间(前161—前126),乌孙昆莫在匈奴的支持下西击大月氏以报杀父之仇,并占据了今伊犁河、楚河流域,从此势力逐渐壮大,不肯听命于匈奴。匈奴派军前往征讨,也为乌孙所击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据《汉书·乌孙传》“乌孙”条,汉朝乘机联络乌孙以制匈奴,并先后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军须靡生有一女。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则生有三男二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第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侯妻”。她后来又嫁给了有“狂王”之称的泥靡(军须靡之子),并生有一男曰邸靡。所以,至少在乌孙王族中就融入了汉人的血统,在体质形态上便混入了蒙古利亚人种的一些特征。

苏联学者金兹布尔格研究了唯一一个所谓“天山乌孙-月氏期”的、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的女性头骨,并指出这个头骨可能是汉族妇女的。从上引汉文史籍的记载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乌孙西迁后,势力逐渐壮大,据《汉书·西域传》,“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一度成为西域地区的“最为强国”。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乌孙分为大、小昆弥二部,从此内乱不已,纷争不断,其力量逐渐受到削弱。据《北史·西域传》,到元始年间(前12—前9),乌孙“两昆弥皆弱”,已呈现出衰微之势。5世纪中叶之后,乌孙不断受到蠕蠕(柔然)的侵扰,被迫西徙葱岭山中,从此退出了“丝路”历史舞台。在以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乌孙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支重要的游牧势力,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邻近的西域诸国也基本上保持着良好关系。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据《北史·西域传》,北魏董琬、高明西使时,“乌孙王发导译达二国(破洛那、者舌)”。由于乌孙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中立”的政策,与周围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妥当,从而有效地保证“丝绸之路”草原段的畅通,为6世纪前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吐火罗、月氏等其他印欧民族不同,乌孙的主体在历史上始终过着“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式的游牧生活,直至最终被融于游牧的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族)中后也依然如此。所以,相对于后来陆续在丝路沿线走向定居的吐火罗、月氏来讲,乌孙在各地的文化积累较为薄弱,对后世的影响也要小于前两者。尽管如此,乌孙仍在体质上为一些突厥语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现代哈萨克族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吐火罗人、月氏人和乌孙人为代表的早期印欧人群的东徙活动,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早期陆路交通的开通,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初始联系,而且还具有如下几点意义:

第一,中国西部单一的种族结构被打破。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黄河流域最初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的诸民族活动的地区,吐火罗人、月氏人和乌孙人等印欧人种族群的到来则为这一带,尤其是今天新疆地区的种族构成增加了新的成分,从而使中国西部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以汉族为主的蒙古利亚人种诸民族的西向发展,以及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最终在天山南北与他们发生撞击和融合,并汇流成河,为近代新疆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早期印欧文明的引入。以考古文化为例,目前新疆地区早期文化遗址中,铜石并用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出现亦具有突然性,缺乏与当地前期石器时代文化的承继关系,却与中亚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有的(如古墓沟)青铜器的出现甚至早于中原地区,而且制作工艺已十分成熟和完备。这些无疑与印欧人群的东向发展有关。此外,有印欧语中“甲骨文”之称的“吐火罗语”文献在新疆地区的发现和解读,使人们更加明确了原始印欧人群在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三,创造东西合璧的西域文明。吐火罗等印欧人在进入西域后,一部分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相融合,成为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的主人。因为同属印欧人种,他们与中亚、印度、波斯的古代文明始终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密切联系。西汉统一西域后,他们又成为中原王朝治下的一部分,沐浴在东方文化之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他们不仅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且还根据各自的文化传统,将东西方诸文化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代楼兰、龟兹等文化,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璀璨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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