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边患频出,堵不如疏,交流交往才是最好的出路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大多数战争中作为一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经典案例。领导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战争起到关键作用。如努尔哈赤被袁崇焕击伤后,不得不撤军;元朝蒙哥病死钓鱼城,战争拖后;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收复中原戛然而止……可见首领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战争都是希望俘获地方最高首领,老大抓住了,虾兵蟹将也就比较难兴起大浪。但凡事都有例外,不少时候,还不得不放掉对方老大,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敌方力量还没有完全消灭,一旦失去中坚领导,势力反而容易扩散野蛮生长,春风吹又生,不便一举击灭。如何处理对方首脑经常成为棘手问题。

明初著名开国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奉命追击元顺帝,大军围困了开平(元上都,元“圣龙起飞之地”,今属内蒙锡林郭勒盟),元顺帝可以说是瓮中之鳖,击败蒙元指日可待。然而主将徐达却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决策:故意留了一个缺口,让元顺帝顺利逃走。

副将常遇春非常喜欢杀降,而且元顺帝作为蒙古可汗,是草原共主,这个可是大大的金元宝,可以说灭掉蒙元的丰功伟绩唾手可得。看到徐达放走了眼皮底下的功劳,气不打一处来,恨得咬牙切齿。

但徐达说道:“他虽是一夷狄,然而曾经久居帝位,号令天下,我们的君主应该怎样对待他呢?割块地来封他,还是杀了他以求甘心?我认为两者都行不通,放了他最合适。”常遇春听了后也释然了,是呀,抓住了该咋办?

回到京师后徐达如实向朱元璋禀报,朱老板没有怪罪他。

徐达放走了元顺帝,在当时给朱老板省了很多表面的棘手麻烦,但从整个历史来看,放走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失去了笼络团结蒙古草原的机会,为日后与草原民族的和谐和明朝的长久边防征战埋下隐患。

明朝存在的200多年中,蒙古草原时常骚扰边境,修建长城防御强敌耗费了数不尽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现今看到的长城大多是那时候修建的。戚继光的功绩除了抗击倭寇就是修长城,京城一带的长城如八达岭就是那时候修建的。

其实徐达完全可以借鉴周武王的做法,殷商灭亡后,武王诛杀了商纣王,但给商后裔留下了封国和祭祀用地,并派驻亲信军队在旁边驻守,后来殷商后裔果然勾结防守部队反叛,轻轻松松被一举歼灭。

如果当时徐达采取周武王的做法,对蒙元残余势力进行分割笼络,并派驻管理机构和军队,之后的几百年估计蒙元不会对明朝有大的伤害,更不会在几十年后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全国主力军和精英被一网打尽,出现断层情况。如果不是于谦力挽狂澜,大明王朝则是又一个北宋的翻版。

其实,对于前朝皇帝的处理,还有一个著名的阿斗可作借鉴,阿斗如果当时被灭,蜀地百姓或许还会经常挂念蜀汉而发生动乱,甚至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作为反叛的依据理由。而俘获阿斗,封他为安乐公,看到阿斗为了保命装疯卖傻,乐不思蜀,蜀地百姓可以说彻底死心了。皇帝不急,太监何必着急。

虽然阿斗选择的是投降,但很多人还是有蜀汉正统思想的,可惜老大都不计较了,百姓更不计较。阿斗的安乐公,就像一个神主牌在那立着,让蜀地的人安心归附。他活得越久,越好,蜀地越安稳。

元顺帝被俘后,杀了或许会有很多麻烦,比如变成朱三太子般的余孽、或让蒙元有了口实再次形成合力、或者生出很多地方割据势力,但割块地封元顺帝,让他成为蒙元名义上的归顺共主,对蒙元是有号召力的,对其残余势力同样有较大心理压制和导向作用。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其他残余势力进行安抚,分割管理,或许蒙古也会像鲜卑、契丹一样归入汉族。

云南贵州一带的土司,早期也是很难被中原管理,“改土归流”和移民充边后,逐渐融入了中华的大家庭,时至今日,虽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存在,但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人。

后来的清朝对于蒙古王公的管理,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地方,他们通过宗教手段大量减少人口数量,却人为割裂民族交流和通婚,导致最终在王朝衰弱时离心离德,终致独立。

历史上猖獗一时,连刘邦都不得不低头的匈奴,其政策的成功有很大部分是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归化了南匈奴,大大削弱北匈奴的实力,从而一举荡平。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之间的和谐,堵不如疏,交流交往一般来说都是最好的方式。比如对于广阔的西北少数民族,多开路,多修桥,而且条条大道通向内地,坚决不建设环形交通路线。试想,西北民族出门的路都是通往内地的,又何愁民族不融洽呢?

对徐达的这个做法,您有什么看法?一起讨论区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