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祥，化名方纯，女，1922年9月8日出生于贵阳。1928年刘家祥就读于贵阳女师附小，1934年升入贵阳女中，是班上的高材生。在家里时常主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辅导弟妹学习功课。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贵阳成立了“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她积极投入了“学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贵州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于1938年2月19日逮捕“学联”骨干7人。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贵阳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刘家祥与进步师生一道参加了请愿和示威游行。“学联”遭破坏后，她旋即转入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筑光音乐会”和“沙驼业余话剧社”，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无论是在街头演唱，还是到农村宣传，凡是“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所到之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和抗日救亡的歌声。
1938年4月，刘家祥经高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受党的派遣，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队部”(简称“民先”)。同年8月13日，国民党贵州当局借通知“民先”开会编队之名，再次镇压贵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天下午，70余名“民先”队员在贵阳甲秀楼集合，高唱“民先”队歌，集队前往民众教育馆，当队伍走到民教馆时，遭到特务组织的反动学生的冲击。当时刘家祥等排在队尾，被阻隔在场外，在混乱中，有人将“民先”的一捆待发的传单递给她，她将传单塞进衣服内，挽着文宗秀(共产党员)在人群中往来穿梭，悄悄地把传单散发到围观群众的手里，然后挤进会场，与同学们一起勇敢、机智地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斗争。
刘家祥在贵阳女中读书期间，不但学习成绩优良，还是篮球队队长，球艺精湛。她通过体育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把进步同学组织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篮球队的多数同学成为抗日宣传队的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她组织读书会，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同学中的不同思想认识，分别向她们推荐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通过读书会这一组织形式，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18架对贵阳狂轰滥炸，使贵阳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贵阳的学校外迁，贵阳女中也搬到贵阳近郊花溪镇。这时刘家祥参加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她利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身份，团结进步同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组织农村识字班活动中，她夜里提着马灯，往返于泥泞的乡间小路，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和文化知识送到农民家中。下半年，她担任了贵阳女中支部书记，这正是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贵阳地区也笼罩着白色恐怖。一天，学校训育主任找她谈话，劝她少参加活动，被她义正词严地驳得哑自无言，训育主任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但愿你们以后不要当训育主任!”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干事会组织各校会员到花溪排练《黄河大合唱》，准备正式公演，贵阳女中会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贵州反动当局知道这一情况后，策划进行破坏。当城内的“筑光”会员刚到花溪时，就遭到特务包围，特务当场逮捕了“筑光”的负责人，宣布不准排练，第二天国民党省党部在报上勒令解散“筑光音乐会”。此时，刘家祥已被特务监视。临近高中毕业，学校宣布:“奉教育厅之命，勒令刘家祥退学。”这样，刘家祥不得不离开战斗学习了几年的贵阳女中。离校前，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她将党支部的工作交给了杜龙源。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方针，决定将党内外有可能被捕杀的一批同志疏散转移外地，刘家祥与她爱人王启霖撤离贵阳到桂林，同年11月，他们又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王启霖分到军政治部文化小组工作，刘家祥分到新三团政治处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家祥夫妇被俘，在被押解的途中，他们利用给敌人扛稻草的机会逃脱。历尽艰辛又回到桂林，在共产党员邵公文和黄慧珠的帮助下辗转到了香港。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刘家祥消瘦了，然而她受到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意志更坚强、生活更加充实。为了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悼念死难的战友，鼓舞人民坚持抗日救国的斗志，她和丈夫商讨构思，王启霖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煎》的创作。
1945年至1947年，刘家祥夫妇到重庆。王启霖在民兴中学和乡村建设学院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领导下的学运工作，家祥从各方面给予积极支持。1945年上半年，王启霖的姐姐王紫非，由延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请他查访王启霖夫妇的下落，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到延安学习或工作。王若飞回信说，你弟弟和弟媳已经找到，党的关系已经接上，因为工作需要，现在不能去延安。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重庆大逮捕，王启霖与其他30余名乡村建设学院的进步师生遭逮捕。不久，经营救获释，在组织的安排下，一家人到了昆明，启霖在昆明南青中学教书，继续从事学运工作，刘家祥以师母的身份与学生交朋友，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48年秋，他们带着孩子到湖南衡山国立师范大学任教，1949年春，一家人回贵阳省亲，在返回湖南的途中，刘家祥夫妇与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相遇并接上了组织关系。张立要家祥夫妇留贵阳工作。王启霖协助宋至平、张鸣正等办省工委刊物《真实))；刘家祥负责交通联络和文件保管。在刘家祥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之后，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奔忙。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特务闯进贵阳市白沙巷王启霖家，逮捕了王启霖。刘家祥闻讯返回家时，也遭暗藏的敌人逮捕，连一岁的女儿思梅也一起被带走，关在岳英路监狱。在狱中，刘家祥多次遭受酷刑。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她向狱友们宣传:“天快亮了”，鼓舞大家和敌人作斗争。一天放风时，有人从垃圾堆上拾到一小张破报纸，从“国军在我省边境节节胜利”的字里行间，知道解放军已进抵贵州。消息很快在狱中传开，家祥抱着女儿思梅向同志们点头微笑，表示已经知道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
1949年11月1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贵阳山城之际，敌人对关押的一批同志下了毒手。刘家祥殉难于贵阳南郊马家坡。刘家祥她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党，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刘家祥是党的优秀战士，是贵阳人民的好女儿。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