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师校的革命活动
1943年1月，中共内江中心县委书记刘作先与保持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川康特委委员马子卿失去了联系，应聘到位于隆昌县城东郊罗汉寺的隆昌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校，今川南幼专前身)，以教书作掩护，在教师和学生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刘作先和蒋启予按照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针，根据校长喻铭勋崇尚陶行知办学理念、热衷于地方教育事业的特点，积极团结学校进步教师，推行勤俭办学，建立起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和劳动学习高潮。让俗称为“相因稀饭”(乡村师范的谐音)校的面貌大为改观，赢得了校长的赏识和师生们的赞誉，为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4年9月，在璧山(今重庆市璧山区)工作的共产党员沈寄踪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到沙坪坝开设书店后倒闭，便来到隆昌县投靠校友，受聘到乡师校教书，并兼任《隆昌人报》编辑。
1944年冬的一天深夜，沈寄踪因筹划开展游击战急于找到中共党组织，向蒋启予表明了共产党员身份，从此，沈寄踪和刘作先、蒋启予便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分析形势，共同研究开展工作，形成了一个中共临时工作地下党小组。
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反共浪潮，三人充分认识到作为教师，只有教好书，才能在学校发挥作用，从而打开革命工作局面。他们不仅“勤学”“勤业”，还“勤交友”，这使他们在学校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以此巧妙地把公开的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人。
乡师校学生长期处在陈腐落后的空气里，政治上比较幼稚。隆昌县“三青团”干事林逢春利用兼任乡师校军训教官的便利，蛊惑单纯无知的青年学生参加反共的“三青团”，对乡师校党小组开展学生工作形成了阻力。为改变这一状况，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向喻铭勋建议，创办了“教与学社”，开展课外读书活动，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青年学生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政治上逐步觉醒，追随“三青团”的学生逐渐减少。
“教与学社”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和强烈不满，他们进行了疯狂反扑。林逢春公开打击进步教师和学生，以宣传共产党主张、煽动学生对国民党不满的“罪名”，强迫学校解聘了进步教师尤烈才、何其凯，压制进步力量。林逢春还向隆昌县政府反映，说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身份存疑。由于手无实据，加之刘作先他们得到校长信任，林逢春的阴谋没有得逞。
乡师校党小组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肯定，中共南方局领导赞扬他们不是消极隐蔽，而是站稳了脚跟，把公开的教育单位作为战斗的阵地，在隐蔽中积极开展工作和斗争。1945年，乡师校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列为青年工作据点之一。
1946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全面转入“清共”“剿共”，局势不断恶化，“三青团”也加强了对刘作先、沈寄踪、蒋启予的监视。为避免发生意外，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商量后，决定撤离乡师校。虽然乡师校党小组被迫停止了活动，但经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教育培养的学生渴求进步、积极争取迎接解放的斗志不减。
策划上山打游击
1944年底，日军沿湘桂线发动进攻，打到了贵州独山，四川大有沦陷之势。党中央指示南方局，除进行一般群众和上层联络工作外，还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准备在日军进攻四川时开展游击战。
沈寄踪在璧山工作时，联系了国民党炮兵部队中的一个名叫陈军(又名陈威宁)的排长。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邹开莲(又名邹育明)让沈寄踪对陈军进行政治教育。陈军喜欢文艺书籍，思想倾向革命，沈寄踪注重对他进行培养，将他作为发展对象。
陈军按照沈寄踪布置的任务，在部队中团结了一批有爱国心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了一定的基础。此时，恰巧陈军所在部队换防到荣昌，驻扎在安富镇。沈寄踪到乡师校后，随即与陈军取得联系，向陈军布置，要他做好准备，如果日军攻入四川，就拉出一支人马上山去打游击。陈军接受任务后，在所在部队争取了80余名官兵和他们手中的武器，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
沈寄踪刚到隆昌不久，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找不到党组织，要上山开展游击战困难很大。由于时局紧迫，沈寄踪向蒋启予谈了游击计划，希望通过蒋启予找到党组织，蒋启予积极支持，并在一起筹划和准备。
后来，日军从贵州后撤，形势发生变化，上山打游击的计划没有实现，陈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到了解放区。
保护“革命母亲”肖禹
肖禹人称杨老太太，从扬州嫁到淮安杨家，生四子三女，30岁时丧夫，独自抚养7个子女长大成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肖禹受子女影响，毅然变卖家产，带着全家离开江苏到成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子杨述带着弟妹们奔赴延安。肖禹和长子杨道生在成都慷慨解囊租房，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由杨道生任社长兼经理，用以宣传抗日救国和掩护中共四川党组织的活动。中共四川省委经常在此召开秘密会议，有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领导也来参加。肖禹为他们站岗放哨，提供茶水饭菜。与此同时，她还资助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或敌后参加革命，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亡母亲”“革命妈妈”。
1940年，党组织派杨道生转移去乐山工作，杨道生不幸在途中被捕，1942年6月3日深夜被杀害于成都东门沙河堡。杨道生牺牲后，住在成都东门外的肖禹、杨道生的妻子汪惠芳及其两个孩子杨滢、杨欣被特务严密监视，经济来源枯竭，生活极其困难。1943年冬，刘作先、蒋启予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将肖禹一家秘密接到隆昌照顾。
1944年4月的一天夜里，在中共成都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肖禹一行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乘坐一辆由党组织特意安排的汽车，从成都秘密转移到隆昌。刘作先、蒋启予将肖禹一家接到县城东郊罗汉寺乡师校附近的方家院子隐居，并精心照料和保护了他们近两年时间。
尽管肖禹的生活艰苦，但她对青少年却非常关心。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常与进步师生谈心，一道讨论青年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等，加深了青年们对共产党的认识。肖禹还以孙儿杨欣的名义订阅了《新华日报》，在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成为当时党员们唯一了解党组织活动的通道和师生们的宝贵精神食粮，增强了大家坚持抗战的信心，增进了对抗日前线战况的了解，提高了明辨是非黑白的能力，使“三青团”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的联系把肖禹找到，安排她随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一起到了延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这样写道:“共产党人肖禹……为党兴办事业，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巨备经，忠贞若一”，中共直属机关党委对她评价:“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供稿：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舒启元
整理：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朝阳 实习生 王彦霏 杨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