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他的继任者却被对方囚禁了28年
公元974年6月18日，此时的北宋已经建立了14年，赵匡胤正在一统中原的道路上跃马扬鞭；而在遥远的辽国建州（今辽宁朝阳），在度过了28年的被囚禁生涯后，后晋的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石重贵屈辱离世，时年61岁。
石重贵的这一遭遇，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因为他太有骨气：当初石敬瑭以赠送燕云十六州、向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为代价，得以战胜后唐李从珂、建立后晋；而石重贵以养子（实际上是侄子）的身份即位后，不甘心这种地位、与契丹翻脸，最终迎来了国被灭、身受辱的惨痛结果。
但我们若对上述过程进行完整复盘、探究，就会发现事情复杂得多。
燕云十六州的丢失，石敬瑭罪无可赦，李从珂犯下大错
公元935年，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的第二年，他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这俩人的身份颇为微妙：
李从珂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养子，而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俩人一度同为后唐两大干将。公元933年，后唐闵帝李从厚（李嗣源的儿子）试图调动他俩的岗位（目的是为了削权），李从珂愤而举兵造反；李从厚仓皇投奔石敬瑭，却惨遭对方抛弃，随后被弑杀。
李从珂即位后，着手对动荡的朝野进行整顿，曾与他身份对等、手握重兵的石敬瑭自然成了心腹大患。
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多年，对北方重镇晋阳经营许久；但他对李从珂一来很不服气、二来极为戒备，虽然被提升为后唐北面总管，但他并不安于现有的身份。他一方面在朝廷广布眼线、打探李从珂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在辖区内清除异己，只因麾下军队在收到朝廷下发的夏季服装后山呼万岁，他竟悍然杀掉了其中36名带头的将士，以此来扼杀河东军队对朝廷的向心力。
对于石敬瑭的心思，李从珂心知肚明，他于公元935年任命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驻扎代州、以对河东进行牵制。石敬瑭越发警惕，公元936年初，他以“补充军费”的名义、把自己在各地的财产都归拢到晋阳，野心昭然若揭。
李从珂深感忧虑，在朝堂上征求众人的意见。但一种文武要么心怀鬼胎，要么束手无策，对李从珂回以默不作声。只有李崧、吕琦真正为国分忧，他俩合计出了一个办法，关键词只有俩字：契丹。
当时的契丹借着中原动乱的契机，经过耶律阿保机的努力，不仅统一了室韦、靺鞨、奚等部族，还趁着中原卢龙节度使刘守光之乱，吸引了大量汉人定居，已经从曾经的东北小部落，进化为游牧、农耕结合的准封建政权。
除了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早已升级。早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就建立契丹国、自称皇帝，其后抱着入主中原的雄心，时不时南下袭扰。但无论后梁还是后唐时期，中原虽然混战不断，但依仗燕云十六州这一特殊防御带，契丹的扩张努力收获甚微。
但即使如此，当时的契丹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一大政权，一些中原割据势力或明或暗地与其来往，互通有无。而李崧、吕琦之所以也想到契丹，正是为了断绝石敬瑭的后路，他们的思路如下：
石敬瑭并不具备单独对抗朝廷的实力，他若要起事一定会勾结契丹。而当初契丹内乱时，时任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哥哥、东丹国王李赞华（即耶律倍）逃向了后唐，其后契丹太后述律平多次请求后唐归还儿子、双方以和亲实现和平；但后唐方面并不重视，一直未达成协议。此时，应当利用对方的这一诉求，归还李赞华、达成和亲，并且每年赠送十多万财物收买对方，如此一来，石敬瑭将毫无可乘之机。
两人将计划上报宰相张延朗后，对方大为赞赏：“与契丹化干戈为玉帛，不仅可以制约石敬瑭，而且还能节省九成的边防军费，此计大妙！”
有了宰相的同意，李崧、吕琦秘密向皇帝汇报。李从珂大喜过望，欣慰地称赞他们的忠心。二人大受鼓舞，甚至私下草拟好了《遗契丹书》，就等朝廷正式下令后与契丹谈判。
客观来说，李、吕二人的思路并无不妥，当时后唐的内外局面，比西汉初年的刘邦时期更加窘迫：外有契丹的强大威胁，内有蠢蠢欲动的藩镇、划地为王的众多割据势力，而中原军民饱经战火，早已疲惫不堪、人心思安。以和亲、赠礼的代价换取安稳的外部环境，无疑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划算方案。
但事情坏就坏在李从珂自己。没几天，他把李、吕的想法告诉了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此人之前对于如何对付石敬瑭一筹莫展，但这时候却文思泉涌、义愤填膺：“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即：以天子的尊崇，屈身来侍奉夷狄野人，不是太耻辱了吗！万一胡虏按照过去的做法来谋求迎娶公主去和亲，用什么来拒绝他？
为何表示愤慨，他甚至吟诵《昭君诗》来讽刺李从珂：“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李从珂出身行伍，并不具备政治家所必需的大局观、眼界与隐忍，在薛文遇的刺激下，他顿时又羞又恼，召来李崧、吕琦痛骂，指责对方要“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让自己蒙羞；俩人连忙解释请罪，这才逃过了一劫，从此后朝廷上下再也没人敢提和亲。
没多久，又是在薛文遇在慷慨陈词下，李从珂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对石敬瑭的两手博弈，直接强硬的下令由河阳节度使宋审虔接手河东节度使职位，石敬瑭被调任天平节度使。这等于是逼迫石敬瑭直接撕破脸，因此当命令下达后，满朝文武“相顾失色”。
后来的事情我们很熟悉，张敬达围攻晋阳城，石敬瑭在情急之下派桑维翰联络耶律德光，开出了无法拒绝的条件：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耶律德光喜出望外、率精锐骑兵南下。张敬达遭受内外夹攻，死于部下之手；随后石敬瑭、耶律德光联手杀向洛阳，李从珂自焚而死，后唐灭亡、后晋建立。
石重贵血性十足，可惜误判了形势、能力堪忧
依靠外来力量才得以翻身的石敬瑭，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对契丹毕恭毕敬，不仅乖乖地奉表称臣、尊称比自己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还毫不手软地奉送大量财物，每逢过年过节更是殷勤备至，甚至连契丹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也关照到位。
这一事件在中国古代是独一无二的：开启了中原政治势力依靠外部力量推翻中央王朝、改朝换代的先河，中原帝王戴上了“儿皇帝”这一空前屈辱的帽子，颠覆了传统华尊夷卑观念，丢掉了中原赖以对抗游牧铁骑的战略防线......所谓“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对于石敬瑭、桑维翰，咱们怎么痛骂都不过分。（当然了，辽国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但站在当时中原的立场上来看，契丹就如同西汉时的匈奴、唐朝的突厥）
在当时，对这种奇耻大辱，绝大部分中原人都无法接受，被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将士，有的逃向南方，有的直接跟契丹人开战；后晋朝野文武、寻常百姓也都愤愤不平，有的大臣拒绝出使契丹，有的甚至愿意丢官不干。那些本就桀骜难驯的藩镇将领更是有恃无恐，叛乱此起彼伏，让本就心虚的石敬瑭头疼不已。
态度最激烈的当属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他每次见到契丹使者都故意傲慢侮辱，甚至还直接杀掉路过辖区内的契丹骑兵；面对朝廷责问，他一边拉拢吐谷浑等部落，一边上奏自辩，指责石敬瑭巴结契丹、凌辱汉人。他甚至把奏章内容写成书信，送给朝廷显贵和藩镇诸侯，声称自己随时准备与契丹人决一死战。
石敬瑭固然厚脸皮，但面对这样的现实压力，不禁也坐立不安。而他的心腹桑维翰则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一番分析，要点如下：
契丹对石敬瑭有大恩，不可轻负；
安重荣、吐谷浑轻视敌人且各有所图，不可轻信；
契丹战必胜、攻必取，军队实力如日中天，且其君臣团结、风调雨顺，后晋无机可趁；
中原将士不久前才败给过契丹（指的是那些原后唐军人），士气低落，不是敌人的对手；
后晋饱经战火、府库空虚、百姓困苦，而且手上没有燕云地区的屏障，无法支撑起与以骑兵为主的契丹人进行持久战。
因此，他劝石敬瑭“训农习战，养兵息民”，待到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的时候，抓住契丹露出的破绽，其后一击致命。
桑维翰确实是个人品卑劣、行为可耻、罪不可恕的奸人，但他的上述这番分析并非没有道理。更可况，那些主战派看似义正言辞，但其中不乏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试图趁浑水摸鱼之辈。以安重荣为例，他有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句话，几乎可以用来揭示五代十国时期的本质。这样的人会真的为国吗？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因此，石敬瑭虽然窝囊，但仍坚持对契丹的屈服政策。公元941年，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安重荣随后也跟着起兵，被石敬瑭发兵镇压。然而到了下一年，由于之前为了分化安重荣的实力、后晋曾招纳与契丹人有仇的吐谷浑，耶律德光派人前来责问，石敬瑭在惊惶之下、忧郁成疾，不久后一命归西。侄子（也是养子）石重贵在禁军大将景延广、宰相冯道的支持下登基为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石重贵即位后，按理要向契丹汇报情况。出身军旅的景延广霸气十足，主张在表书中“称孙而不称臣”，也就是不再向契丹国称臣。李崧极力反对，劝告石重贵为了社稷忍辱负重：“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他日...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
但石重贵对景延广言听计从，耶律德光果然大怒、其后派人前来责问；而景延广再次故意倨傲无礼。于是，加上汉将赵延寿等人的鼓动，本就觊觎中原的契丹人找到了动兵的理由。
公元944年初，契丹将领赵延寿、赵延照率军五万入侵，其后耶律德光也亲自出马，后晋贝州被攻破、上万军民遭到屠杀；没多久，太原以及北部的恒、邢、沧各州都上报契丹入寇，后晋边境全线告急。
眼下已成骑虎之势，石重贵只能调兵遣将、亲自出征迎敌。期间，他曾写信向契丹求和，但形势大好的耶律德光自然果断拒绝：“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其后双方多年混战，各有胜负。虽然契丹军队实力强大，但尚武成风、久经沙场的中原将士也毫不逊色。公元944年3月，耶律德光、石重贵曾各率十余万兵马在澶州城附近展开了决战，面对契丹精骑，晋军“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双方旗鼓相当、死者无数，占不到便宜的耶律德光只好连夜撤走。公元945年3月，杜重威、药元福、皇甫遇、符彦卿、李守贞等将领率军在阳城(今河北清苑西南)击败8万契丹精锐骑兵铁鹞军，对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这就是著名的阳城大捷。
这次大胜，让石重贵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他“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肆无忌惮地大兴土木、赏赐后宫；他的身边逆臣当道，那些宠臣也乘机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贿赂成风、朝廷纲纪败坏不堪，史称“朝政益坏”。而此时后晋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由于缺少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战场大多位于后晋土地上，数以万计的军人厮杀、掠夺，造成了“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的惨状；
虽然后晋看似场面上不处于下风，但面对机动性占优的契丹军队，后晋将士同样伤亡惨重、疲惫不堪。而朝廷权贵却锦衣玉食、奢靡不堪，让将士们心生不满；
上百年的持续混战，让中原百姓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此时面对强大的契丹军队，后晋朝廷更是加大了税赋，加上蝗灾的侵蚀，百姓财力枯竭、被剥削的“小大惊惧、求死无地”。
统治者腐败不堪、将士精疲力尽、百姓求生无门，后晋危机四伏、大厦将倾；而将领心怀异志，则成了压垮石重贵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946年10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部招讨使，率领李守贞、安审琦、符彦卿等几乎全部精兵强将出师北伐，他信心满满，号称要“往平黠虏......荡平塞北。”
此时的杜重威几乎指挥着后晋的全部精兵，但他早已心怀异志，此行并无战心，在随后与契丹的战斗中昏招迭出。12月，杜重威认为后晋大势已去，面对耶律德光扶自己为中原皇帝的许诺，他协同李守贞率领全军向敌人投降。
其后双方大举南下，石重贵此时已成了光杆司令，于公元947年初出城投降。其后他带着全家被发配到辽国境内，辗转到黄龙府、怀州、辽阳、建州，甚至不得不自行带人耕地求食，一众妻妾几乎被契丹贵族、将领抢夺殆尽。在北方苦寒之地，他以俘虏的身份坚持了28年，于公元974年6月18日去世。
桑维翰则在亡国之日被后晋降将张彦泽缢杀，史载他临死前竟颇为硬气，实属不易。
而中原则一度被耶律德光占领。但他们在当时还保留着“打草谷”等特有的野蛮做派，中原军民奋起反抗，耶律德光焦头烂额，不得不在当年4月放弃中原、带军北归。在路过栾城（今石家庄栾城区）时病死，终年46岁。
曾经的后晋大将刘知远则早已于2月在太原称帝，契丹人撤退后，他于6月进入开封，正式立国号为“汉”，史称后汉。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第四个朝代。
至于杜重威，则没落下什么好下场。当初耶律德光并没有践行让他当皇帝的诺言，只是让其镇守魏州。后汉建立后，杜重威拒绝岗位调动，被刘知远派兵讨伐，弹尽粮绝后不得不举城投降。公元948年，他被刘知远派人诱杀，尸体弃市，被无数愤怒的百姓争相践踏、直至化为尘土。
从后唐李从珂到后晋石重贵，中原王朝无疑是那个空前动荡格局下的输家。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逐渐失去了对藩镇、周边政权控制权，中原日渐消耗，契丹等少数民族则趁机崛起；随着进入五代阶段，中原的混战局面进一步恶化，双方实力对比巨变，契丹政权甚至产生了问鼎中原的野心与实力。
而在中原统治集团中，并非没人看出这一新的动向，李崧、吕琦、张延朗都曾提出了合理的应对思路。可惜一些人死守着华尊夷卑的观念，无视现实的困难，一味主张强硬。任性取代了智慧，最终，连续两个中原政权为轻视契丹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石敬瑭、桑维翰、杜重威固然可恨，但薛文遇、景延广不负责任的煽动同样难辞其咎；至于李从珂、石重贵，虽然骨气值得敬佩，但他们身为政治家，却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结果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