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凭什么成为二○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3日,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如期揭晓。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根据时代早晚排列)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众多参评项目中,它们为何能脱颖而出?据悉,此次评选出的考古项目,最东的位于大海之滨,最西的处于青藏高原,时间跨度、遗址类型涵盖广泛。正是它们,为中国海洋文化探源提供实物印证、填补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印证中国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
01.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我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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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出土磨制骨角器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
考古人员介绍,在招果洞遗址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招果洞遗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
专家表示,招果洞遗址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在距今3万多年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
02.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先民适应与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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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2013年发现,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
发掘成果表明,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在浙江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独特实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指明了方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专家表示,井头山是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确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03.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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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雕蚕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
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
专家分析,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同时,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04.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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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式粮仓F5俯视照(上为北)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北临太康县。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
据介绍,考古人员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人工垫筑台地的外围发现有宽浅的围沟,宽度超过30米。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
考古工作表明,该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系列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已进入夏代早期纪年。专家指出,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05.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
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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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墓葬出土镈钟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伊河支流顺阳河自西向东穿过墓地。
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隶属宜阳县白杨镇南留村,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考古发掘表明,残存城墙始建年代不早于汉武帝时期,约在东汉末年废弃,城墙之下发现东周时期灰坑、窖穴等遗存。
专家指出,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06.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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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俑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地势北高南低,属山地半荒漠与荒漠地带。
桑达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于它西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专家指出,该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为探讨当时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地出土的木俑(AD600)是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
07.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珍贵实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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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枕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3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考古发掘探明,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为刘英可能性最大。
据介绍,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整个墓葬大规模使用石料、木料和土方。共用石4200多块,近1000立方米,大部分石材形制规整、打磨精细,石材上的“官工”姓名超过180人,初步研究判断石料来源于多处采石场。木材主要作为封门墙、墓壁顶部施工平台及顶部装修、横梁、地板等。经鉴定,材质大多为柏木和杉木。
专家表示,土山二号墓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
08.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反映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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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土雕建筑南面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少陵原,是西安市东南方向的一块黄土沉积台地。2019年至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编号焦村M25、M26及中兆村M100,出土共计278件随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筑、壁画。
专家指出,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考古具有重大价值。此次发掘的3座墓葬,尤其是焦村M25与中兆村M100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09.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青藏高原上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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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渭一号墓出土金容器及装饰品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1982年考古发现并得名。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震动全国,涉案文物达到646件。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针对被盗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考古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是青海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考古人员由此首次掌握了吐谷浑陵墓形制的基本特征。
专家指出,该墓葬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10.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城址,或与大祚荣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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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瓣莲花纹瓦当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根据城内采集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带文字遗物,学界普遍认为该城应为东夏国时期城址。
2013年至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发掘面积6405平方米,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排水沟渠、灰坑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
考古人员表示,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期或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
2021年4月15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它们凭什么成为二〇二〇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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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