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疫情中确诊感染的医护人员，仍在努力回归普通生活

▲史占彪（左）在武汉某医院与感染康复医生握手

文 | 郭文涛

编辑 | 陈文卿

武汉的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仍然没有停下的迹象。

1月23日清早，在武汉工作的检验科医生杨雨霏刚刚结束了夜班，她看了一眼手机上刚收到的大雾预警新闻，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休息。最近各地频繁出现新病例，杨雨霏所在的医院上下严阵以待，她和同事几乎没有休假。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电台节目，她才意识到，距离去年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一整年。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关于那场战斗的记忆却像是窗外连绵的雨雾，一时难以挥散。23日上午，在武昌某医院工作的护士柳依依接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的电话，对方跟她初步了解了生活情况。柳依依在去年抗疫期间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又经历了流产和离婚，一直处于休假状态。当时，她接受了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发放的资助，算是挺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然而，父亲最近遭遇车祸，她已经平复的心绪再次受到撞击。

打电话的心理咨询师来自“安心计划”医务心理支持项目团队。该项计划由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发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联合成立，于2020年5月正式启动，目的是为基金资助的感染医务人员和殉职医务人员家属提供免费、持续的心理支持。该项目由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史占彪担任负责人。

突围 

2020年4月11日，武汉解封第四天，史占彪到达武昌站。刚解封的城市呈现出久违的热闹，几乎给人一种生活瞬间恢复正常的错觉。他走到楼梯口，看到几十个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那种高度紧张的防疫场景立刻使他意识到，生活的封锁线还远未解除。

早在3月，史占彪就在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的帮助下，和十多位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建立前期联络，包括去世护士柳帆的丈夫，还有一位“90后”防疫人员的父亲，这位防疫人员在泉州隔离酒店倒塌事故中不幸遇难。

到达武汉后，史占彪先是去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疫情期间这里收治了很多重症患者。那是他和抗疫医务人员的首度见面，当时大家的状态和车站里的防疫人员一样，还是高度戒备。医院的工作十分繁忙，和咨询师们的交谈是他们难得能彻底打开内心的时刻。随后，史占彪团队面向医务人员群体做了心理测评，从结果来看，抑郁比例和抑郁指数都高。

▲ 安心计划心理咨询师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留影

据史占彪介绍，一般情况下，人们由于工作压力和日常冲突也会出现抑郁状态，然而在这些医务人员群体当中抑郁状态的比例高于常规人群。还好，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顺利度过了这一阶段。"医务人员和其他群体不太一样，内在调适和自我调控能力超乎寻常。我们在沟通时，也一直相信他们心里有矿，需要和他们一起把资源、力量和能量挖掘出来。"史占彪说。

在武汉，史占彪接触了一位在疫情期间临时被抽调到呼吸科的女医生。在被感染新冠后，她怕孩子被感染，马上安排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事后才知道孩子当时已经被感染，只是没有明显症状，接着两位老人也相继被感染。她觉得这是她导致的结果，因此非常痛苦和自责。后来父母都顺利康复，但她不敢告诉家人自己被感染的事实，也没有勇气和孩子见面。

在6次交流中，史占彪用启发和对话的方式与对方交流：当时医疗条件不好，医务人员能做的有限。这位女医生慢慢意识到，假如时光倒流，自己还是会回到一线去上班，还是可能会被感染。在那场特殊的战役里，她只能这样，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全部。也许家里人会着急，但那也是正常的。她终于放下了，与自己、与家人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当大部分受感染医生已经开始康复的时候，也还有极少数医务工作者仍然需要从生死之间突围。安心计划心理咨询师王雪梅对接的一位护士就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她的丈夫是中心医院的医生，在疫情初期感染新冠肺炎，期间情绪不稳定，经过了100多天的抢救，最后还是没能挺过来。在丈夫昏迷的后期，王雪梅与这位护士开始进行沟通。

丈夫病危时，这位护士无法贴身陪护，只能在医院旁边的酒店里住下，等待最后的消息。那个晚上，她跟王雪梅聊了50分钟。家里有两个孩子，二胎是自己坚持要留下的，家里的负担也重了一些。联系到这些，她心里有一种负罪感。有时候，这位护士甚至觉得，宁愿自己也一起离开，这样就不用承受内心里的那些愧疚与遗憾。

等护士情绪稳定，王雪梅力所能及地向她提供建议。有时候对方情绪有起伏，两个人就只是微信沟通。王雪梅说，这位护士经历了重大的心理创伤，需要坚定的陪伴，持续的支持，以及温暖的回应，这样才能突出内心的重围。

归来 

去年夏天，疫情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医务人员身体陆续康复，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一些医生反馈，本来他们觉得忙碌起来就可以忘掉那些心里的烦恼，上班之后仍然挥之不去。有位医生打电话跟安心计划的心理咨询师倒苦水，说以前上班都和同事一起吃饭。现在大家都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

史占彪告诉他们，也许周围的同事真正恐惧的不是他们，而是新冠病毒本身；这些同事虽然没有感染病毒，却感染了病毒肆虐所带来的那种恐惧情绪；之所以出现恐惧情绪，也许不是现象本身那么可怕，而是他们本人内心还有些怯懦的成分；这份恐惧其实也是人性的弱点。一层层地沟通下来，医务人员们心情明朗了不少，心结也解开了。

10月份，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团队去武汉回访受资助医生，史占彪也再次来到武汉。当时的武汉已经恢复原有的热闹。在汉街的路口，店铺里的音乐震耳欲聋，让人有一种眩晕感。在回访中，医务基金团队人员发现，很多医务工作者其实都有心理层面的需求，但是有些人对心理辅导还是不太了解，不愿意单独接受心理辅导，更倾向于集体参加讲座。

▲ 安心计划团队在武汉开设心理学讲座

于是，史占彪和医务基金团队决定，在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之外，组织会谈、培训和交流。讲座主题也有设计，比如，如何与病人更好地交流，与周围同事和亲友更好地相处。借助业务培训的名义，史占彪将心理学内容自然融入其中。

不少人表示，自己虽然是医生，但以前总是一门心思工作，其实生活特别单调，每天两点一线。通过培训和座谈交流，他们更加意识到亲友和同事的重要性，也更加关注跟家人的沟通和相处。

参与安心计划的咨询师程义兴来自北京心理卫生协会，他接触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做过上万台手术，可以说经验丰富，却在冲在疫情一线时感染新冠，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感到恐惧，是妻子逼着他住院治疗，也缓解了他治疗期间的心理创伤。他想，妻子真的是自己的恩人，以前她给自己一个家，如今她给了一条命。

程义兴和这位外科医生初次沟通时，他已经复工。程义兴观察到，医生内心的潜力其实很强，他的儿子也在医院工作，后来武汉疫情出现反复，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医疗队。治疗期间，他和同病房的病友相处，监督病友戴口罩，把同事送来的水果分给病友，开导对方。在这些跟家人和患者的回忆中，这位外科医生逐渐找到了力量。

弥合 

史占彪之前做过汶川地震和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而这次疫情造成的心理问题更为特殊，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久。

去年12月，一位外科医生的妻子联系到史占彪。她的丈夫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是最早一批感染新冠的医生，病情一度非常严重，前后昏迷长达30天，最后才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半年多时间过去，虽然身体在恢复，他的性情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闷着不说话，家人和他一说话就容易着急。

史占彪刚和这位外科医生取得联络时，明显感觉他有一些抗拒心理，对心理学的支持也持试探性态度，认为目前自己的表现其实都属于正常情况。他每周都坚持去做康复治疗，但很多情绪憋在心里，没有倾诉的出口。史占彪采取了启发和对话式的方法，先聊他愿意聊的，比如身体康复情况。

▲ 史占彪与受援助医生通过语音交流，并做记录

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位医生也慢慢打开心扉。他谈到自己昏迷期间，妻儿老小在家里苦等的煎熬，护士长为他剪指甲、翻床。他还想起了失去生命的同事，这让他觉得特别难过和悲伤。史占彪知道，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位医生一定积淀着很多情绪和症结。通过对话、流动和分享，这些疙瘩慢慢解开，内心压抑的心理能量就得以释放和表达。

最近一次交谈，医生提到自己很担心教育孩子的事，之前一直见不到孩子，为此说了很多谎话，现在终于回家了，但相处起来也有些头疼。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位医生的精气神也上来了。

1月23日，安心计划的心理咨询师打通了武汉护士柳依依的电话。去年1月，柳依依就在抗疫工作的前线，当时她只觉得自己特别累，经常吐，去做CT检查时以为是普通肺炎，结果核酸检测呈阳性，确诊了新冠肺炎。在身体检查中她才发现，呕吐是因为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肺炎还是轻症，康复得比较快，但康复后她考虑到对孩子的风险，决定没要这个小孩。

这对柳依依的打击特别大，也引发了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几个月后，因为这件事，她和丈夫离了婚。她常常想到这个不曾出世的孩子，想到曾经的家庭，心里总是有些郁结和疑问。

请假在家的这几天，柳依依和心理咨询师约了第一次的谈话。她的心理困扰暂时还没有到病理性的状态，讲到自己的这些事思维很清晰，情绪也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她的确非常伤心，在谈话之前，没人陪着疏解，她只能尽力稳定自己，或者一个人哭一会儿。

这次交谈还只是初步沟通。史占彪表示，这些经历了巨大创伤的医务工作者，心里需要排解的东西很多，完全恢复可能需要1-2年时间。一个人扛这个担子太沉，陪他们说出来，就像两个人一起扛，陪着一个人去他想去的地方。在专业的沟通中，心理专家们把这个负担的内核处理掉，他们就慢慢好些了。

截至2021年1月25日，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已经为3735名感染新冠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援助，而安心计划累计为225名医务人员开展了304次一对一心理支持。史占彪觉得，目前这方面的心理支持还是非常匮乏，安心计划项目团队也在开展面对医院、妇联等组织的心理学专业技能培训工作，这样就能多一些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的渠道。

▲ 安心计划资料图

史占彪最后一次回访那位不敢向家人坦白的女医生时，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工作节奏，最高兴的是终于和孩子见面了。那位五十多岁的外科医生也正要考虑复工做些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积极调整职业方向，做不了医生，就考虑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史占彪说："我们会对这些医务人员跟踪到底，至少坚持一年，一直沟通到他们所困惑的内容得到全部缓解为止。当然，最后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大家继续支持这些医务人员回归平常，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平凡人的生活。"

（文中杨雨霏、柳依依皆为化名，相关医务工作者个人信息已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