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中的甘肃热血男儿

李世恩

宣统元年（1909）秋，近百名甘肃青年告别家乡，跋山涉水经由陕南赴武昌，考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通过阅读笔者伯曾祖父玉山公（名宝善）自武昌写给家乡学友吴锦江（字文波）的这组书札，可以隐约看到两年后甘肃健儿在武昌炮火中冲锋陷阵的身影和当时陇上乡村教育的现状。

札一

对现在的人来说，那场一百余年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武昌起义，似乎与偏居西北内陆的甘肃没有什么关系。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有近百名就读于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的甘肃籍学生，加入到起义队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书写了陇上热血男儿参与共和创建的历史篇章。

那么，为何会有这么多甘肃籍学生远赴武昌求学呢？原来，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后，遭受惨败的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仿效日本建立了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和大学堂四级新式陆军教育体系。其中陆军小学堂各省皆建办一所，陆军中学堂在全国建办四所，即北京清河、陕西西安、湖北武昌和江苏南京，隶属陆军部军学司。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曾寄望于科举出仕的有志青年转而投笔从戎，进入各级陆军学堂，以期报效国家、一展抱负。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的甘肃武备学堂（在兰州，两年后改为甘肃陆军学堂，1912年改为甘肃陆军小学堂，次年停办），就是甘肃(当时包括今青海、宁夏)第一所新式陆军学小堂，由后来因治疆而闻名的杨增新任总办。1909年秋，全国四所陆军中学堂除陕西第二中学堂尚未建成外，其他三所同时建成并开始招生。为了给陕甘两省陆小毕业生提供平等机会，他们被破例划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招生范围，于是这批考入者就成为该学堂首批学生，与武昌城的革命志士们风云际会了。

在校期间，该学堂学生在中外籍教员（外籍教员以日本籍为主）的教育下，系统接受了新式的学科（普通知识及军事理论常识）和术科（各种军事训练技术）两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再加之革命思想的传播、秘密社团的活动和对时政新闻的关注，其中绝大部分学生转变为有现代意识的新型军人，并在以后的武昌起义中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行列，成为清政府为自己培养起来的掘墓人。

札二

资料表明，起义发生时，陆军第三中学堂的学生有千人之众，其中包括甘肃籍学生在内共有700多人参加了起义。他们“积极参与组建学生军，并担任队长、排长和教练，为学生军提供了基干人才。学生军成立后，协助军政府维持秩序，保卫后方，支援前线，同时担当军械库、军储局、藩库、官钱局等重要地区的守备工作”（《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纪略》）。另据张丹《清末陆军第三中学堂研究》（以下简称张文）称：“战事紧张时，学生军更是一度冲在前线，并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可见这一活跃的学生力量在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张文所附《陆军第三中学堂部分学生情况一览表》，是在大量文献基础上搜集整理出来的，但名单只有包括何应钦、唐生智、刘峙、李品仙、何健、贺耀祖等后来成为国军名将和地方大员者共132人，其中甘肃籍学生18人（含青海4人、宁夏1人），平凉籍学生仅静宁王屏翰一人。除这132人外，那些当年冲锋在武昌城头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的热血青年，大都成了被人们遗忘的无名英雄。

好在这组书札，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批甘肃籍学生的具体人数以及在学堂期间的学习生活状况。

这组书札，是笔者伯曾祖父玉山公（1883—1943年）写给老家静宁县威戎镇的私塾同学吴锦江的。宣统元年（1909）秋，以廪生身份刚从甘肃陆军学堂毕业的玉山公，考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与吴锦江先生鱼雁往返，不经意间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该学堂特别是甘肃籍学生的珍贵信息。根据内容推断，札一写于其刚刚入学后的1909年秋，札二、札三分别写于1910年三月和初冬，札四、札五分别写于1911年春季和五月。

目前，研究者们对参加武昌起义的甘肃（包括今青海、宁夏）籍学生人数，一说100多名，一说120名，但都缺乏实证。而这组书札，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准确证据。札一称：“弟于本月初八考入堂内，初十即上课。同弟去者，共有九十余名，收入者八十名，未收入者十二名。收入者二年毕业，又升入兵官学堂。”从这段话可知，甘肃陆军学堂毕业生赴考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者共92人，于1909年八月初八(阳历9月21日)经过严格的笔试和体能检查，录取80人，未录取12人，两天后正式开课。张文称：当时“云南陆军小学堂第一期生毕业六十八人，试验后取四十二人”，可见甘肃籍学生的总人数和录取率都远高于赫赫有名的“滇军”，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甘肃陆军学堂的教学质量之高和杨增新总办的办学水平之卓越。

另据张文介绍，该学堂1909年开办，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办，学制二年，下达每年招生名额440名，两个年级总额880名。那么，为什么有研究者提出武昌起义爆发时该学堂学生有千人之众，并有700多人参加了起义呢？遍查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在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1909年，因陕甘两省陆小毕业生的投考，势必会挤占湘鄂云贵桂诸省划片招生440名的名额，所以陆军部极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为陕甘两省另增名额（相当于现在的扩招），即给甘肃核定了80名，陕西可能略多，这样加起来该年共招生600余名。这与札二“至于弟学堂内，共分四队，每队分四排；四队约六百余人”的表述高度吻合（如按每排40人算，共640人）。而次年，陕西第二陆军中学堂建成招生，该学堂就可以按计划只招收南方诸省学生440名，两个年级加起来，刚好是“千人之众”。

从这组书札的落款和内容看，在这些甘肃籍同学中，与吴锦江熟稔的同乡好友除玉山公外，还有王屏翰（字价侯，静宁人，文献有零星记载）、程少伊（系庄浪县赵墩乡倒回沟人）、姚祖柳（疑为静宁县城姚氏）、陈锡蒲（静宁县仁大乡南门村人，字瑞卿，曾任陆军管带）。同时，札二还详细介绍了他们分队的情况：“弟在三队十一排，程先生在三队十二排，王价侯在一队二排，相去均不甚远。功课余闲，亦可相会接谈。”吴锦江作为偏乡僻壤的蒙学教员，其所交往的读书人大概不出以威戎为中心的方圆百里。就这么小的地方，其所熟知者就有5人在该学堂求学。另据平凉有关史料，庄浪杨尊一、静宁刘耀曾也是该学堂学生，且都参加过武昌起义。这样加起来，平凉在该学堂求学并有姓名可考者至少有7人。

关于在校情况，札三称“弟堂中功课，现加马术一门，每一星期习学骑马一次，时事一面”，可知马术是入学第二年才增加的，且开设时事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时局动态，这也正是培养新型军人所必须的。札四内容更丰富一些，有寒假的具体日期（腊月二十至正月初十），这些远在异乡的陇上学子，山川遥阻，不能回家团聚，过年时只能“同乡共在一处，互相笑语，究不若我地度岁十分之能热闹也”，这看似寻常的一句话，却暗含着游子们“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情和无奈。特别还写清了毕业时期和去向，“价侯等在今年五月，玉山等在今年腊月。毕业之后，均须入伍，或在湖北陆军内，或在直隶陆军内不定。入伍五月，然后升入兵官（学堂）。”写札五时，已是王屏翰、陈锡蒲考毕卒业的五月（阳历6月）了，二人“放假一月，再升保定兵官学堂”，这与张文“该学堂共三期学生，第一期学生于1911年6月毕业”完全一致。可为什么同时入校的学生被分成两期毕业呢（1910年考入者当是第三期学生）？至今未见有资料作合理解释，这或许是缓解扩招的负担，也或许是军队急需人才的权宜之计吧。而程少伊（以“亲翁”称，似有姻戚之约）却因病告假回家。此时，距武昌起义只有4个月，其后来是否病愈回校，是否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起义，已不得而知。

札三

从这组书札可以看出，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十分关切时事，札三称：“弟间亦阅报得悉，日本自并朝鲜后，日日与俄以谋略东三省为事。故东三省之人民日受其外人之狡横，想欲抵其协力。迩来公举代表，急请于朝廷，速开国会，以之增民权而同思补救也。”札四称：“惟日俄两国，日恃强力，垂涎我东三省，以苛虐我人民，惟是东三省人民受其凌辱者，亦复不浅。全望他日陆兴海振，挫彼锐锋，以扩张我权力。此我辈之所切望，亦系天下人之公望也。”虽然是给友人转述新闻，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心情却十分迫切，于不经意间也议论风生，足见书生意气。这不仅与学堂开设时事课程有关，更与教员中的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生平时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有关，张文称：“学堂学生在起义之前，就各自组成一些进步的小团体暗中进行反清宣传，如文学社、滤怀诗社、竞存社等。”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所以当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陆军第三中学堂无论是己经毕业的第一期学生，还是在校的二、三期学生都群起响应，奔赴火线。

在80名甘肃籍学生中，著名人物有在蛇山战斗中牺牲的狄道（今临洮）人张钰，有起义成功后参加陕西革命军东征的天水人马守常，有在黄鹤楼上升起起义旗帜并作为甘肃代表参加黎元洪军政府成立典礼的兰州人张宗海，当然也有书札中提到的静宁人王屏翰等。

虽然王屏翰在《静宁县志》无载，但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大致勾勒出其最后的人生绝响。武昌起义爆发后，已到保定陆军兵官学堂就读的王屏翰等多人，返回学校与二、三期同学一道参加战斗。起义成功后，全国大多数省陆续通电响应，只有甘肃等4个省仍抱残守缺、效忠清室。接受了革命洗礼的甘肃学子们纷纷回家，准备在甘肃举事。王德立、马守常、王屏翰等7名甘肃籍学生军代表自武汉出发，与接受黄兴密令回陕驰援张凤翙革命军的保定陆军兵官学堂教员雷崇修（陕西周至人，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及50名保定军校生在郑州汇合，冲过重重险阻，于12月6日抵达潼关，即紧急投入陕西革命军与清军的激战。经其东路军统领张钫的极力挽留，授雷崇修为总参谋长，王屏翰等57名军校生全部被安排到各营各标，一时指挥有方，连挫清军。后因清廷派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增援，战事失利，革命军内发生哗变，雷崇修和王屏翰等10多名学生军均壮烈牺牲。

就在王屏翰牺牲时，玉山公和多数参加了武昌起义的甘肃籍学生已踏上返乡之路，相机举事；而王屏翰和玉山公的私塾学友受庆龙，正在上海秘密联络两湖同乡会，策划赴甘肃秦州（今天水）劝湘人黄钺起义的事了。

武昌起义，那一群陇上年轻人，不论后来走过了怎样的人生，或英雄，或高官，或布衣，都已经成了古人。作为家乡的后之来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哪怕仅仅是一个失散了的名字，也都是我们甘肃人曾经的光荣和骄傲。

伯曾祖父玉山公致吴锦江先生的这组书札，还得花开两朵，另表一枝，这里就品读一下清代末年甘肃乡村教育状况和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读书人对启蒙教育的看法。

清代末年，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不得不考虑洋务派重臣的奏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停止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至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次年，清廷诏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各督抚实力通筹，府厅州县尽快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学堂，作为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新式教育。

札四

其实，清政府在正式废除科举之前，也相当审慎地出台过由科举制度向新式教育过渡的办法，如1901年9月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不过，“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这虽然属于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但明确了省、府、县三级的学校层次。次年，又接着颁布了《钦定蒙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学校分为七级，即从蒙学堂始，依次为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

且看废科举六七年之后的静宁县威戎镇教育状况。威戎，自古为静宁中部大镇，人文较为发达，金代曾一度立县，并首开静宁官办教育的先河（时威戎县令任天宠“以废署建文庙学舍”），城池直至上世纪60年代才被拆除。所以，在静宁县城开设小学堂的同时，如要“多设蒙养学堂”，则古镇威戎首当其冲。写于宣统三年（1911）春季的札四说：“兄去岁馆设蒙学，弟等知《蒙学章程》，一年必退换教员一次。兄以沉着笃实之学，循循自能善诱，谅能相留多教授几日。”从一句“兄去岁馆设蒙学”，尚无法判断威戎的蒙学堂是否为前一年所设，因为朝廷制定的《蒙学章程》规定其“一年必退换教员一次”，所以，吴文波究竟是创办时的第一任教员，还是接任被退换了好几任的新教员，不敢妄语（写信的玉山公不会想到百年之后，这句话让小子我大费周折）。但完全可以断定，至迟在宣统二年（1910）威戎就有了属于政府义务教育的蒙学堂了。说义务教育，是因为它不是私塾，教员的薪水必由官方供给，否则政府就没有权力每年考核和退换教员。同时，分析“谅能相留多教授几日”，可知这个蒙学教员即使有沉着笃实之学，且能循循善诱，但要保住这个饭碗也难免岌岌可危。由此可见，那时的官员和百姓对教育的敬畏，真可谓“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来不得半点马虎。

虽然当地官民历来重视教育，但由于长期受科举制度的熏染，加之闭塞落后，难得有新思想新知识荡除旧习，所以其文化氛围正如同年五月所写的札五所称：“我地风气犹未大开，人人惮于从新，不敢令子弟入学堂，以为不久八股可复。”试想，废除科举已经七年，距大清覆亡已不足半年时间了，人们还因寄望于“八股可复”，而不敢让子弟到新式的蒙学堂读书（可见此时是新学堂与私塾并存）。甚至“有谓学堂为洋学堂，入洋学堂必为洋人”的一种文化恐惧，直把新式学堂视为欺师灭祖的洪水猛兽，“如此情形，仍是处一片黑暗天日之下”。

辛亥前后的年轻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和民主思想的洗礼，普遍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玉山公以乡下廪生而就读于武昌新式陆军中学堂，在同代人中也算是有些见识之人，自然也不例外。面对家乡如此愚昧落后的文化环境，他仍然能从“铁屋子”一般的黑暗中看到一丝亮光，这就是需要担任启蒙教育重任的人登高一呼——“兄既应授蒙学课艺，得有提倡教育之权，文学进步庶望得有萌芽”。随后，从教和学两个方面提出了希望：就教而言，“惟望循循善诱，若圣人之有教无类，使学东父老乐于送子从学”，特别是从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出发，“使知现在时局，欲出身非入学堂不可”；就学而言，让大家切实体会到新学堂的好处后，“我地富家聪颖子弟得由蒙学而入小学，由小学而升入中学、大学，一时文化庶得勃兴，非惟弟与兄之幸，即为我威邑之一大幸也。是弟所窃然望之者也”。这两段话里，有一个很少见也很古雅的词：“学东父老”。看来当时的教书先生视家长为寄身的东家，尊称他们为“父老”，这不只是一种放下身段的姿态，更有一种供我衣食的感恩。这个称谓，在家长沦为弱势群体的今天，尤其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据家中长辈说，玉山公赋性严正，为人处事，一丝不苟。他对朋友是这么说的，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自武昌起义后辗转归家未几，甘肃已迫于全国形势和秦州起义的压力通电承认共和。玉山公即赴兰州，先在周务学忠武军公所任书记员，几个月后被军政处委任为教育科额外委员，但因“我省虽云承认共和，而专制依然运动大行，是将宦海近成一大苦海，殊可痛悲”。1913年2月，“思男儿志在四方，忽有出关之想”。根据他后来在新疆给吴锦江的书札可知，起初在绥来、叶城县署办理钱谷事宜。1916年8月“蒙详请军帅杨饬委叶城县国民学校教员”，这里的“军帅杨”是指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甘肃陆军学堂总办调任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道台的杨增新（云南蒙自人），1912年已升任新疆督军兼省长。因玉山公就读武昌之前，在甘肃陆军学堂读书，如果不算高攀的话，他与这位“老将军”（新疆各族民众对杨增新的尊称）应有一段师生之谊。任教几月后，旋被委以校长之职，虽然他在陆军中学堂学过新式的国文、史地、理化等课程，但也“只恨学识庸碌，惟恐有负青年”，看来他始终自省自励，兢兢于教书育人事业，因办学成绩突出，他还荣获“新疆省长特奖”银质奖章。直到1920年回乡，又在威戎、雷大教书课子达十余年之久。1933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玉山公被供职于青海省政府的长子庆芬公接到西宁，又先后在西宁中学、昆仑中学担任国文、历史教员，直至1943年去世。算起来，玉山公应该是一名有27年教龄且受过省级表彰的老教育工作者了。回头看他给吴文波关于“望循循善诱”的信，这不光是对朋友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期许。

札五

札五最后还有“惟我地王舍棠现委差赴黑龙江，已领五千两路资就程矣。”王舍棠（1858—1915），字仲郊，号南轩，庄浪县阳川人，大挑一等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武汉办两湖矿业学堂，后又历任矿政调查局、善后局会办，1911年调赴奉天调查黑龙江金矿。玉山公写信时，当是刚刚获知其调任黑龙江的消息。民国以前，一个在外地做官的人，其府上基本上都会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家乡驻此地会馆的义务，聚集一批各行各业的同乡，为大家力所能及地提供聚会就餐、钱物资助等，尤其对在此求学的学生还有训导、交流和举荐谋职的责任。想来当时在武汉（包括武昌）的平凉籍学生们，也一定会是王舍棠府上的常客了。从玉山公第一时间获知其履新的职位和路资，可知这位后来又回南京做到金陵道尹的乡前辈对旅鄂的家乡学子们，还是多有照拂、教导，而且无话不谈的吧。这大概也是战国时期公侯们养士的孑遗，颇有古风。像王舍棠在武汉与家乡学子的交游，又何尝不是对家乡教育事业的一种贡献呢？

另外，关于札四开头祝贺吴锦江先生“弄璋之禧”，虽多礼仪套语，但也足见二人交谊之深，语出真诚。20余年前，笔者因编纂伯祖父庆芬公诗文集，曾在老家拜访过吴锦江长子吴镇东先生，这位当年被尚未谋面的义父寄望于“来朝虎啸闻啼”的婴孩，已是年过八旬的垂垂老翁，他终其一生也从未“虎啸”，倒是因命运多舛而“闻啼”不已。这个不说也罢。

参考资料：

1.张丹《清末陆军第三中学堂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2.陈建中《清末陆军四级制军事学堂体系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纪略》（《湖北方志》2008年第4期）

4.王文元《一群被遗忘的英雄：百名甘肃青年参加武昌起义》（《兰州晨报》2013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