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革命先烈之陈法轼 牙永平

【编者按】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贵州改革”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事迹,弘扬浩然正气,感悟精神力量。今天介绍的是陈法轼、牙永平2位革命先烈事迹。

陈法轼

(1917-1942)

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

壮志犹未折,热血迸将流。

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

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为反抗阶级压迫,为抵御外族入侵而留下了一幅幅壮丽的画卷。当他们身陷囹圄之时,或慷慨就义之际,又留下多少千古传唱的诗篇。这首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的气壮山河之作,则是一个年仅25岁的共产党员临刑前在狱中挥笔写下的《就义诗》。他就是工人阶级的好儿子陈法轼。

陈法轼,名从风,字苏庵,化名陈干,贵阳市人。1917年7月出生于贵阳一户贫苦市民家庭。1937年以前,他先后在贵阳志道小学、省立一中初中部、高中部学习。学生时代的陈法轼,生性豪放,兴趣广泛,除学业之外,他酷爱书法、体育、诗赋和英语,因钦慕苏轼(东坡)的才华,自己改名“法轼”。

1937年,20岁的陈法轼高中未毕业,家里已是一贫加洗,姐弟三人法轼居二,大姐出嫁寡居,全家生活的担子,要由他来承担,陈法轼只得辍学,从此步入社会。

1937年3月,陈法轼考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任贵阳营业组组员。“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陈法轼和许多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同年10月,他调镇远县邮局任襄办。镇远当时是地处抗战大后方贵州的通讯枢纽,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寄住滇黔的邮件,均要在镇远分发转运,邮局工作十分繁忙,陈法轼常同邮工一道赴码头下船搬运邮包,封发邮件。一次,沉重的邮包和过度的疲劳,使他从封发楼上跌下摔成重伤,在将近半年的治疗过程中,他以坚韧的毅力每日晨起负重爬山,以增强体质。

1938年4月,陈法轼得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便回筑加入了“民先”。返回镇远后,他在邮工和青年学生中宣传“民先”的性质及使命,为当地“民先”的建立作了不少工作。这年冬天,共产党员田伯平来镇远开展活动,初到之时,尚未找到职业,陈法轼与他同吃同住。在陈法轼的帮助下,田伯平很快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了解掌握了当地情况,着手筹建镇远党的地下组织。1938年底,田伯平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在镇远邮电、教育行业的员工和青年中活动,开展救亡宣传。不久,田伯平与遵(义)镇(远)师管区补充团内的党员谢速航取得联系,他们三人组成了镇远党支部。支部建立后,创办了秘密刊物《海燕》,发展了“民先”队员,成立“读书会”“音乐研究会”等团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陈法轼还根据支部的意见,以邮工、学生为主,组织了歌咏队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剧,唤起民众起来抗战。

进步青年熊岳柏在邮局附近办起了一家“新光书店”,陈法轼得知,非常高兴地前去祝贺,并鼓励熊岳柏多为镇远民众传播新文化、新知识,他还暗中帮助书店购进《新华日报》及其他宣传抗战的书籍,文艺小说,国内外名著,同时利用职业之便,避开国民党的种种检查,使“新光书店”为镇远的抗日救亡宣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9年1月,陈法轼调回贵州省邮政管理局,离开镇远。此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难民涌向西南,沪杭等地的邮工也大量流亡贵阳。可是贵阳物价暴涨,难民生活极为困难。贵阳邮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陶涵椿、孟昭仁等根据党的指示,决定组织邮务工会来维持邮工的利益。流亡贵阳的邮工中,有一个地下党员沈天生,是上海的工运骨干。于是,陶涵椿等人决定由陈法轼与沈天生负责工会的筹备工作。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不少邮工住房被毁,无家可归。邮政当局却熟视无睹,党组织指示要抓住时机,组织邮工代表向当局要求救济。2月5日,陈法轼、沈天生、王泽蓂代表邮工向当局正式提出请求,几经交涉,邮政当局同意每人“暂借”50元救济费。请愿的胜利,使邮工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作用和力量,加速了邮务工会的成立。3月26日,贵州省邮务工会正式成立,陈法轼、沈天生、曾启周、王泽蓂等人被选为常务理事,贵阳的邮政工运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工人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工会,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和邮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向工会理事会提出“改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又以提升职务为诱饵分化工会成员,并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将工会骨干一个个调离贵阳,以达到破坏工运的目的。从4月到7月,先后将沈天生、王泽蓂调往龙里、黎平,陈法轼又调回镇远。陈法轼对当局的作法非常气愤,临行之前,挥笔写下了《别筑》一首,表达了心中的愤懑与抑郁:

古筑伤别离,年年不见春,

歌声檀板里,犹是去时人。

古筑伤别离,年年不见春,

歌声和檀板,不忍归来闻。

1939年6月,陈法轼调回镇远邮局。在当时的国共合作关系状况下,国民党中统贵州特务机关,按照“侦察重于逮捕”的方针,对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暗中监视,寻机破坏。解放后,缴获的特务密报,从中可以看出陈法轼是如何在艰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贵阳邮局职工陈法轼、镇远电报局工务主任谭森科,……等均系共党分子,其来往函件甚多”;“陈法轼6月由筑调镇远,未开始办公,即以‘邮务工会镇远特别组’名义发出函件,响应常德邮工加薪要求”;“6月25日,陈法轼油印书信与各地邮工特别组,商讨改善待遇及谋团结问题……”;“龙里局沈天生7月6日函陈,拟以马场坪为集合地点,进行真正团结,表现力量”;“陈法轼与谭森科积极组织镇远邮电员工俱乐部,7月9日成立”;“凡陈法轼等往来邮件,均用邮政公事信封,避免检查”。为了破坏党领导的工运,国民党贵州当局故伎重施,将他调往川黔交界的土城。

1939年8月,陈法轼调赤水县土城邮局任局长。在这里他很快与四川古蔺地下党组织建立的土城区委的同志取得联系。由于他与土城区委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直接参加组织生活,但他积极协助党的工作。当支部的同志开会时,他在门外放哨。他还帮助党组织订了多种报刊,并开设了一家西药店周济穷人。逢赶场天,陈法轼与其他同志组织土城男小、女小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上街演出《王小二讨口》 《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等街头剧,深受群众欢迎。他还常到赤水县的元厚乡,担负党的交通联络。元厚小学校长周潮声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陈法轼与他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周潮声聘请陈法轼担任学校义务教师,他欣然应允,而后常常步行几十里从土城到元厚给学生们上课。陈法轼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941年初夏,赤水大旱,庄稼歉收,他走乡串寨了解旱情,询问疾苦,并写下了《久旱喜雨》一诗,将农民的忧愁,盗匪的横行和人们久旱逢雨的心情浓缩在短短数语之中:

青天无片云,大地裂龟纹。

农大泣垄畔,相对愁收成。

盗匪拦路劫,寂寞无行人。

空阶一农雨,万户听到明。

他的《洗乾坤》一诗,更是表达了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打碎旧世界的抱负:

贪吏去兮酷吏后,污迹遍城薰宇宙。

安能召得河伯来,鼓浪洗尽乾坤垢。

从1940年6月起,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开始破坏抗日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把这些倒行逆施扩展到全省。贵州邮政当局于1941年6月下令将陈法轼调往湘黔交界处的松桃县,他在离开土城时,写下了感人的《土城别诸友》一诗:

十载走天涯,无成虚岁华。

别君东道去,何以报国家。

在前往松桃的路上,他不畏辛劳,长途跋涉,途经习水、桐梓、遵义、湄潭、凤冈、思南、印江七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印江时,他给当地青年讲解抗战形势,鼓励他们为国出力。国民党印江县党部得知后派人追捕,陈法轼在当地青年的帮助下及时脱险。在松桃任邮政局长期间,他将薪金大部分用于革命活动和接济穷人,以至于薪水虽厚,行囊常空”。他曾以诗言志:

生平无所学,心比寒江雪。

急公喜好难,行囊常空缺。

屡遭边庭苦,壮志未稍折。

雄心无处售,有负满腔血。

这首诗表达了他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陈法轼调到松桃仅数月,国民党便向他下了毒手,1941年11月20日,国民党特务在松桃将他逮捕,旋即押送贵阳,囚禁于贵州省保安处牢房。面对特务们的审讯、拷打,陈法轼怒目而视,宁死不屈,无计可施的特务只得将他送往重庆,不久仍被押解回贵阳。在狱中,陈法轼置生死于度外,作诗自挽,以棋为乐。他在《自勉诗》中写道:

生不害世,死不累人,

雄心无愧,吾亦可去,

志在救国,举在济众,

伟业未成,我应重来。

在《狱中吟》中这样写道:

一切表现着惨痛,我内心没有悲哀。

天天沉沦在恐怖里,我没有感到惧怕。

祖国到处是黑暗,我看到了光明。

在黑暗里,我听见同志们临终的惨呼,

也听见无数革命人民的咆哮。

鹊巢样的小屋,加上层层的门和锁,

范围着我的行动,但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不说这里是乐园,也不说这里是愁城。

这是一座高度的熔炉,

锻炼我的意志成钢!锻炼我的决心成铁!

随着国民党新的反共逆流的到来,贵州国民党当局开始屠杀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1942年6月20日,特务们向陈法轼举起了屠刀。当看守打开牢门呼叫他时,正在与难友对奕的陈法轼从容镇定地提笔写下了最后一首《就义诗》,愤慨就义。

陈法轼是战士,也是诗人。他的诗来自战斗,他的战斗是壮丽的诗。陈法轼一生写了几十首诗,《革命烈士诗抄》和《贵州革命烈士诗抄》共收辑了十八首,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牙永平

(1909-1940)

牙永平,壮族,1909年11月生,广西天峨县人。1924年,他投奔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武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9月,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特派员邓小平与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等人决定在左右江地区结合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12月底,韦拔群领导的农军参加百色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21师。牙永平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此后的一年多时间,牙永平经受战争的考验很快成长起来。1930年初夏,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作战英勇,三次负伤。

1932年4月,受韦拔群、陈洪涛的委派,黄举平、韦国英、牙美元、牙永平、黄伯尧五人到右江上游开展革命活动。6月,中共黔桂边委成立,牙永平任委员。

1932年9月,国民党桂系廖磊部10000余人围剿岜暮苏区。红军在甘孟的突围战中,牙永平身负重伤,仍坚持带领50多名战士突破层层包围,保存了红军力量。

1933年5月,中共黔桂边委在金锁关召开会议,决定边委和红军连队向黔桂边转移,牙永平做通了当地布依族首领王海平的工作,将带去的红军战士编在王海平部第4大队,以便搜集情报,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同时,边委秘密移驻贵州望谟板陈。为了扩大新赤区,边委决定派牙永平到望谟卡法发展红色力量。卡法居住着布依、苗、壮等少数民族,这里的群众世世代代受封建土司压榨,还常遭到小股土匪抢村、劫寨,过着苦难的日子。

交龙寨田海标有支40多人的队伍,是个讲江湖义气的绿林好汉。牙永平亲自上门争取和团结他,田海标出身穷苦农民,经过启发教育表示愿跟红军走。牙永平收编了这股力量,队伍扩大了几十人。牙永平严格执行军纪,尊重当地农民风俗习惯,红军连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很快站稳了脚跟。

牙永平带着队伍转战贵州后,广西军阀加紧搜捕红军及亲属,许多红军家属和在岜暮反围剿中失散的红军也陆续来到卡法。要解决近百人的吃穿问题,就必须自己动手。1937年春,牙永平带领连队在卡法、毛令一带开荒种地以农养兵,还把家属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队伍日益壮大。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下,掀起全国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9月,中共广西省工委负责人刘敦安来到卡法、板陈等地,传达了党的抗日主张。为了打开望谟抗日运动的局面,在边委领导下,牙永平提出了“取消一切新仇旧恨,不分地域党派、阶级阶层,对内团结,对外抗战”的口号。到各地宣传党的政策,他亲自到各乡做乡、保、甲长的工作,团结这些人,为抗战作些有益的工作。

为了把卡法连队建设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牙永平设法筹集了1000块大洋,在葫芦湾办起一座小型兵工厂,日产两支步枪,不断补充连队的武器。

长期以来,望谟有几股土匪活动猖獗,民众不得安宁。1938年9月,牙永平与王海平部配合,亲自带队半年内将伏开、纳上、纳过、桑郞、新屯、打岩等地的土匪全部消灭。望谟仅剩一支较大的土匪武装,霸占着老王山、小麻山方圆百里的地盘,当地人民饱受蹂躏,民众对他们恨之入骨,1939年4月,牙永平率领部队全歼这股匪霸,捣毁其老巢,保护了各族人民。从此,连队在望谟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然而国民党贵州当局感到惊慌,认定牙永平是“异党活动”。1940年7月27日,他们利用牙永平抗战心切,假托要“商讨共同合作抗日事宜”,指使叛徒将牙永平骗到望谟县城逮捕,并在第二天将牙永平杀害于天马山麓的木榕树下。

牙永平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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