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方荣山（右）来自浙江台州，是一名水手，获救后很快被美国驱逐出境，在为英国商船工作八年后他才得以首次入境美国。除了方荣山，泰坦尼克号上其他五位中国幸存者都没有留下后代，也大多没有结婚。（资料图/图）
詹姆斯·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一幕经典场景：经历冰山触礁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没，杰克和露丝找到了一块救命的漂浮木板，但木板只能容纳一人的重量，杰克把救生木板让给了露丝，自己浸在冰冷的海水中。他给露丝的临终祝福是：“你要勇敢活下去，无论人生多艰难也不要放弃；你要结婚生子，儿孙满堂，最后像个老妇人一样在温暖的床上寿终正寝。”靠着那块浮木，露丝等来了折返的救生船，也遵守了杰克的诺言。
2021年4月16日，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以下简称《六人》）上映，作为监制的卡梅隆首次在镜头前透露，电影中露丝靠浮木逃生的灵感，来自一位中国人。而在《泰坦尼克号》227分钟加长版中（正式上映版为194分钟），折返的14号救生船最后救下来的一名乘客，就是那位无名的中国人。
鲜为人知的是，泰坦尼克号邮轮的乘客，除了欧美人，还有8名中国人，在191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中，他们中的六人活了下来，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纪录片《六人》的导演亚瑟·琼斯发现，绝大多数幸存者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这六位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年龄、家乡一概不详，更别提海难之后去向。琼斯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将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沉没那天起，到同年4月底-5月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英文报纸都看了个遍，也找不到这六人的信息。“他们就像风一样消失了。”琼斯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亚瑟·琼斯是英国人，中文名叫罗飞。罗飞曾是好莱坞知名杂志《综艺》的中国首席记者，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罗飞曾参与制作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纪录片，也为世博会和上海迪士尼制作过宣传片。
泰坦尼克号上幸存却“消失”的六位中国人激起了罗飞的强烈好奇心——从2015年开始，他和好友、历史研究者施万克一起，踏上了寻找这六位幸存者后人的道路，历时五年，当初的研究队伍也从两人扩大到二十来人，他们辗转全球二十多个城市寻找答案，最终拍成了纪录片《六人》，背后是一代华人被歧视、被驱逐、被遗忘的故事。
泰坦尼克后沉没后的一两个月内，美国报纸均不见任何中国幸存者的信息。（资料图/图）
“天高海阔浪滔滔，一根木棍救生我”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最后获救的那位无名中国人，名叫方荣山，也叫FangLang。2015年底，罗飞和施万克找到了泰坦尼克号上一位中国幸存者后人的蛛丝马迹。
电影《泰坦尼克号》加长版公映后，关于船上幸存中国人的讨论，从历史学者圈扩展到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圈。罗飞在一个美国华人论坛上发现有不少网友在讨论泰坦尼克号。有人提到一个幸存中国人名叫“FangLang”，关于FangLang当时的年龄，网友意见不一。有人留言：他不是三十多岁，应该更小一点，二十出头，“因为FangLang是我爸爸”。
这条回复让罗飞如获至宝，可他再仔细看，署名叫“TomFang”的留言者的回复日期是2012年，且账户早已显示注销。罗飞没有放弃，并穷尽所有能想到的邮件后缀，给“TomFang”发去了二十多封Email。
两个星期后，对方回复：汤姆·方是我爸爸，FangLang是我爷爷，他的中文名叫方荣山。
罗飞和施万克随后从上海飞到了汤姆·方生活的芝加哥，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汤姆·方，他五十多岁，剪个寸头，有些发福。仍有很多疑团待解：罗飞不确定方荣山和FangLang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从博物馆、资料库里辗转找到一张FangLang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登记照，还有关于他的资料，那时他是二十多岁的小伙，住在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是一名水手，可汤姆·方家中留下的关于方荣山的照片，大多都是他老年时期的照片，汤姆·方甚至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船难。
罗飞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查阅方荣山的资料，一年多后，他获准查阅，在移民资料里发现了“FangLang”的资料、亲笔签名和入境时的照片。
1920年，方荣山入境美国，先去了纽约，最后在芝加哥定居。入境时，他的职业栏写着：水手。中文签名清晰地写着“方荣山”，英文名写的是“FangLang”。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方荣山”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方荣山没有向儿子提起过船难，包括方荣山的前妻也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但他和当地华人社团成员提起过，自己曾经“沉没在某一艘船上”，也提到了“冰山”。罗飞一行翻阅史料，发现1910年之后，十年之内撞冰山的大船难，只有泰坦尼克号。
汤姆·方二十岁出头时，父亲就离世了，回忆父亲留给他的形象时，汤姆·方想起小时候无意间看到爸爸胳膊上有一个纹身，图案是各种水果。罗飞觉得好奇：一个并非混迹黑社会的传统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纹身？后来他们研究发现，那时许多有过水手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纹身。
2019年，罗飞与施万克来到方荣山的家乡，浙江台州的一个小渔村，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方荣山的远房亲戚们。方荣山的远房侄子记得，方荣山每年都会给家乡亲人写信、寄钱，有一年，他收到了方荣山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写道：“天高海阔浪滔滔，一根木棍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罗飞一行继续寻找，发现了另一位幸存者李炳的行动轨迹。一战结束后，李炳离开英国，辗转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的中餐厅、咖啡馆打过工，最后在小城市加尔特定居。他一生未娶，和家中叔侄生活在一起。拍摄《六人》时，罗飞和施万克在加尔特当地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李炳的资料，大致勾勒出李炳生活的轮廓：周围的邻居都对这个沉默的中国人颇有好评，他时常将家中牛奶分给社区里的孩子们喝。
除了方荣山，泰坦尼克号上其他五位中国幸存者都没有留下后代，也大多没有结婚，关于他们后来的故事，因此变得支离破碎。
从“安妮塔号”到“本杜号”再到“阿喀琉斯号”，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国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在“阿喀琉斯号”之后，他们的信息再次消失。（资料图/图）
“为什么还要忍受偏见和羞辱？”
方荣山首次入境美国时，距泰坦尼克号船难已八年，这意味着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被送至纽约港上岸的幸存者中并没有他，而他的五位中国同伴，也不在上岸的名单内。
学者施万克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被送到了纽约港，但这六位中国幸存者，刚刚从一场大劫难中逃生，目睹了两名同伴在身边死去，数千人浸泡在冰冷海水里哀嚎、死去，还没有喘息的机会，就在24小时内被美国驱逐出境。新闻报道里充斥着这样的报道——“放心吧，坏的那些中国人不会让他们留下的，我们明天就让他们走了，放心吧。”他们的逃生经历没有被记录，甚至被刻意抹去了。
幸存的六个中国人去了哪里？罗飞一行四处搜寻史料，最后在英国的一艘商船“安妮塔号”上找到了他们的行踪，这六位中国水手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被送到了英国商船上，马不停蹄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成为“一战”时期为英国商船效力的15000名中国水手中的成员。
从“安妮塔号”到“本杜号”再到“阿喀琉斯号”，这六位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在“阿喀琉斯号”之后，他们的信息再次消失了。有限的信息显示，方荣山的两个朋友、幸存者——钟捷和林才于1914年因肺炎死在了商船上。他们原本打算等战争结束，下船后一起闯荡美国，在那里开公司，不料“淘金梦”破碎，只留下方荣山一人，他被迫继续留在英国商船工作，一干就是八年，直到1920年才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方荣山是一个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国人。汤姆·方告诉罗飞，方荣山带着自己出去租房，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白人，一看他们就嘀咕，不愿把房子租给中国人，言语极尽讽刺，方荣山二话没说，一拳就向这个白人挥了过去。罗飞这样理解方荣山当时的举动：“我经历万水千山才走到这里，为什么还要忍受偏见和羞辱？”
汤姆·方提供的照片里，方荣山总是西装笔挺。据汤姆·方描述，方荣山晚年过得并不如意，他离过几次婚，最后单身一人，汤姆·方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方荣山靠在一家中餐馆当清洁工维持生计，但即便如此，他仍会穿着西装，像个体面的绅士一样出门。即使生活已经十分拮据，他寄给老家亲人的钱始终没有断过。
15000名水手背后的14万华工
泰坦尼克号船难发生的20世纪初，正是“黄祸论”大行其道的时代，该论调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排斥、迫害少数族裔的法案。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逐步被废除。
时代洪流下，六位幸存中国人身不由己，他们上不了纽约港的岸，只能被迫跳进另一场灾难。
不仅当时的美国人视华人为“黄祸”，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华人也并不友好。一战时，欧洲大量招募华工，英国从中国招募的华工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在军营里，曾有华工因为进了所谓“英国人的专用厕所”，被工头罚站。
虎口脱险的六位幸存者是他们中的幸运者，没有被送往前线，凭借水手身份待在商船里，但仍然从事着烧锅炉这样船上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往往一干就是12小时。
一战结束后，华人劳工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英国却刻意将这些华工的功劳抹去。一战赴欧的华工多达14万人，其中约2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中很多人死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有冷冰冰的工号。许多华人水手也被偷偷地变相驱逐出境。
罗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华人水手被诱骗到加尔各答干活，船到了加尔各答港，才发现无活可干，却不被允许再返回英国。一批批中国水手就这样被迫离开英国。在华人的持续抗争下，英国直到2017年才逐渐开始承认华工的事迹，并公开纪念在华劳工。
认识罗飞后，汤姆·方也参与到纪录片《六人》的拍摄中来。他和父亲方荣山相差五十多岁，是方荣山的老来子，父子间的代沟很深，也几乎没有交流。父亲去世后，汤姆·方每次去扫墓，看到墓碑上父亲微笑的照片，“总觉得父亲要跟他说什么，但从来没有说过”。
方荣山是隐忍的，把历经的苦难都藏在了心里。“汤姆·方到现在都觉得不太认识他爸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帮他修复他与爸爸的关系，让他了解爸爸为后代争取权利所做的抗争。”罗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