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方荣山(右)来自浙江台州,是一名水手,获救后很快被美国驱逐出境,在为英国商船工作八年后他才得以首次入境美国。除了方荣山,泰坦尼克号上其他五位中国幸存者都没有留下后代,也大多没有结婚。(资料图/图)

詹姆斯·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一幕经典场景:经历冰山触礁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没,杰克和露丝找到了一块救命的漂浮木板,但木板只能容纳一人的重量,杰克把救生木板让给了露丝,自己浸在冰冷的海水中。他给露丝的临终祝福是:“你要勇敢活下去,无论人生多艰难也不要放弃;你要结婚生子,儿孙满堂,最后像个老妇人一样在温暖的床上寿终正寝。”靠着那块浮木,露丝等来了折返的救生船,也遵守了杰克的诺言。

2021年4月16日,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以下简称《六人》)上映,作为监制的卡梅隆首次在镜头前透露,电影中露丝靠浮木逃生的灵感,来自一位中国人。而在《泰坦尼克号》227分钟加长版中(正式上映版为194分钟),折返的14号救生船最后救下来的一名乘客,就是那位无名的中国人。

鲜为人知的是,泰坦尼克号邮轮的乘客,除了欧美人,还有8名中国人,在191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中,他们中的六人活了下来,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纪录片《六人》的导演亚瑟·琼斯发现,绝大多数幸存者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这六位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年龄、家乡一概不详,更别提海难之后去向。琼斯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将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沉没那天起,到同年4月底-5月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英文报纸都看了个遍,也找不到这六人的信息。“他们就像风一样消失了。”琼斯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亚瑟·琼斯是英国人,中文名叫罗飞。罗飞曾是好莱坞知名杂志《综艺》的中国首席记者,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罗飞曾参与制作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纪录片,也为世博会和上海迪士尼制作过宣传片。

泰坦尼克号上幸存却“消失”的六位中国人激起了罗飞的强烈好奇心——从2015年开始,他和好友、历史研究者施万克一起,踏上了寻找这六位幸存者后人的道路,历时五年,当初的研究队伍也从两人扩大到二十来人,他们辗转全球二十多个城市寻找答案,最终拍成了纪录片《六人》,背后是一代华人被歧视、被驱逐、被遗忘的故事。

泰坦尼克后沉没后的一两个月内,美国报纸均不见任何中国幸存者的信息。(资料图/图)

“天高海阔浪滔滔,一根木棍救生我”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最后获救的那位无名中国人,名叫方荣山,也叫FangLang。2015年底,罗飞和施万克找到了泰坦尼克号上一位中国幸存者后人的蛛丝马迹。

电影《泰坦尼克号》加长版公映后,关于船上幸存中国人的讨论,从历史学者圈扩展到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圈。罗飞在一个美国华人论坛上发现有不少网友在讨论泰坦尼克号。有人提到一个幸存中国人名叫“FangLang”,关于FangLang当时的年龄,网友意见不一。有人留言:他不是三十多岁,应该更小一点,二十出头,“因为FangLang是我爸爸”。

这条回复让罗飞如获至宝,可他再仔细看,署名叫“TomFang”的留言者的回复日期是2012年,且账户早已显示注销。罗飞没有放弃,并穷尽所有能想到的邮件后缀,给“TomFang”发去了二十多封Email。

两个星期后,对方回复:汤姆·方是我爸爸,FangLang是我爷爷,他的中文名叫方荣山。

罗飞和施万克随后从上海飞到了汤姆·方生活的芝加哥,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汤姆·方,他五十多岁,剪个寸头,有些发福。仍有很多疑团待解:罗飞不确定方荣山和FangLang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从博物馆、资料库里辗转找到一张FangLang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登记照,还有关于他的资料,那时他是二十多岁的小伙,住在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是一名水手,可汤姆·方家中留下的关于方荣山的照片,大多都是他老年时期的照片,汤姆·方甚至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船难。

罗飞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查阅方荣山的资料,一年多后,他获准查阅,在移民资料里发现了“FangLang”的资料、亲笔签名和入境时的照片。

1920年,方荣山入境美国,先去了纽约,最后在芝加哥定居。入境时,他的职业栏写着:水手。中文签名清晰地写着“方荣山”,英文名写的是“FangLang”。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方荣山”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方荣山没有向儿子提起过船难,包括方荣山的前妻也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但他和当地华人社团成员提起过,自己曾经“沉没在某一艘船上”,也提到了“冰山”。罗飞一行翻阅史料,发现1910年之后,十年之内撞冰山的大船难,只有泰坦尼克号。

汤姆·方二十岁出头时,父亲就离世了,回忆父亲留给他的形象时,汤姆·方想起小时候无意间看到爸爸胳膊上有一个纹身,图案是各种水果。罗飞觉得好奇:一个并非混迹黑社会的传统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纹身?后来他们研究发现,那时许多有过水手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纹身。

2019年,罗飞与施万克来到方荣山的家乡,浙江台州的一个小渔村,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方荣山的远房亲戚们。方荣山的远房侄子记得,方荣山每年都会给家乡亲人写信、寄钱,有一年,他收到了方荣山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写道:“天高海阔浪滔滔,一根木棍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罗飞一行继续寻找,发现了另一位幸存者李炳的行动轨迹。一战结束后,李炳离开英国,辗转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的中餐厅、咖啡馆打过工,最后在小城市加尔特定居。他一生未娶,和家中叔侄生活在一起。拍摄《六人》时,罗飞和施万克在加尔特当地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李炳的资料,大致勾勒出李炳生活的轮廓:周围的邻居都对这个沉默的中国人颇有好评,他时常将家中牛奶分给社区里的孩子们喝。

除了方荣山,泰坦尼克号上其他五位中国幸存者都没有留下后代,也大多没有结婚,关于他们后来的故事,因此变得支离破碎。

从“安妮塔号”到“本杜号”再到“阿喀琉斯号”,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国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在“阿喀琉斯号”之后,他们的信息再次消失。(资料图/图)

“为什么还要忍受偏见和羞辱?”

方荣山首次入境美国时,距泰坦尼克号船难已八年,这意味着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被送至纽约港上岸的幸存者中并没有他,而他的五位中国同伴,也不在上岸的名单内。

学者施万克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被送到了纽约港,但这六位中国幸存者,刚刚从一场大劫难中逃生,目睹了两名同伴在身边死去,数千人浸泡在冰冷海水里哀嚎、死去,还没有喘息的机会,就在24小时内被美国驱逐出境。新闻报道里充斥着这样的报道——“放心吧,坏的那些中国人不会让他们留下的,我们明天就让他们走了,放心吧。”他们的逃生经历没有被记录,甚至被刻意抹去了。

幸存的六个中国人去了哪里?罗飞一行四处搜寻史料,最后在英国的一艘商船“安妮塔号”上找到了他们的行踪,这六位中国水手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被送到了英国商船上,马不停蹄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成为“一战”时期为英国商船效力的15000名中国水手中的成员。

从“安妮塔号”到“本杜号”再到“阿喀琉斯号”,这六位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在“阿喀琉斯号”之后,他们的信息再次消失了。有限的信息显示,方荣山的两个朋友、幸存者——钟捷和林才于1914年因肺炎死在了商船上。他们原本打算等战争结束,下船后一起闯荡美国,在那里开公司,不料“淘金梦”破碎,只留下方荣山一人,他被迫继续留在英国商船工作,一干就是八年,直到1920年才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方荣山是一个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国人。汤姆·方告诉罗飞,方荣山带着自己出去租房,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白人,一看他们就嘀咕,不愿把房子租给中国人,言语极尽讽刺,方荣山二话没说,一拳就向这个白人挥了过去。罗飞这样理解方荣山当时的举动:“我经历万水千山才走到这里,为什么还要忍受偏见和羞辱?”

汤姆·方提供的照片里,方荣山总是西装笔挺。据汤姆·方描述,方荣山晚年过得并不如意,他离过几次婚,最后单身一人,汤姆·方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方荣山靠在一家中餐馆当清洁工维持生计,但即便如此,他仍会穿着西装,像个体面的绅士一样出门。即使生活已经十分拮据,他寄给老家亲人的钱始终没有断过。

15000名水手背后的14万华工

泰坦尼克号船难发生的20世纪初,正是“黄祸论”大行其道的时代,该论调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排斥、迫害少数族裔的法案。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逐步被废除。

时代洪流下,六位幸存中国人身不由己,他们上不了纽约港的岸,只能被迫跳进另一场灾难。

不仅当时的美国人视华人为“黄祸”,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华人也并不友好。一战时,欧洲大量招募华工,英国从中国招募的华工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在军营里,曾有华工因为进了所谓“英国人的专用厕所”,被工头罚站。

虎口脱险的六位幸存者是他们中的幸运者,没有被送往前线,凭借水手身份待在商船里,但仍然从事着烧锅炉这样船上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往往一干就是12小时。

一战结束后,华人劳工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英国却刻意将这些华工的功劳抹去。一战赴欧的华工多达14万人,其中约2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中很多人死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有冷冰冰的工号。许多华人水手也被偷偷地变相驱逐出境。

罗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华人水手被诱骗到加尔各答干活,船到了加尔各答港,才发现无活可干,却不被允许再返回英国。一批批中国水手就这样被迫离开英国。在华人的持续抗争下,英国直到2017年才逐渐开始承认华工的事迹,并公开纪念在华劳工。

认识罗飞后,汤姆·方也参与到纪录片《六人》的拍摄中来。他和父亲方荣山相差五十多岁,是方荣山的老来子,父子间的代沟很深,也几乎没有交流。父亲去世后,汤姆·方每次去扫墓,看到墓碑上父亲微笑的照片,“总觉得父亲要跟他说什么,但从来没有说过”。

方荣山是隐忍的,把历经的苦难都藏在了心里。“汤姆·方到现在都觉得不太认识他爸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帮他修复他与爸爸的关系,让他了解爸爸为后代争取权利所做的抗争。”罗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