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之城”遵义：红军在此休整的12天
遵义会议纪念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子尹路，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人民视觉/图）
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门口，从左至右，竖立着20名会议出席者的雕像。
左前方的两层灰色楼房，曾是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入遵义后，这座当时在城内“数一数二的豪华洋式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
至1月19日离开，红军在遵义休整了12天，战士们得到了长征途中少有的一次喘息机会。
“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当时负责给团以上干部授课的“红军大学”教员、架桥专家何涤宙在《遵义日记》里如此写道。
据《红军长征记》记载，有的战士在军阀的豪宅中用上了电灯，有的连续几日到饭馆吃川菜，也有和学生们打起篮球比赛的。
大多数感受着“遵义城的繁华”的战士，当时并不清楚，那12天对于红军、对于共产党意味着什么。
在遵义，红军成立了长征途中首个县级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长征路上，红军唯一成立了警备司令部的地方是遵义，唯一发行过货币的地方是遵义。
那12天内，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遵义会议”，每晚持续四五个小时。
2021年4月6日，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炼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遵义则因那次会议的召开成了“转折之城”。
连吃败仗 决定转道
老鸦山的石头上有当年红军进城作战时留下的弹孔，出租车上的电台每天要播放两则红色故事，红军山、红军街、迎红桥……散落在市中心各个角落。
86年前的一次会议，给遵义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
当年，中央红军是以极度疲惫的状态进入遵义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用“快成叫花子兵了”形容那支部队。
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红军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改变的，最初从瑞金出发时，中央红军的计划本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军途中，连吃败仗的红军决定转道遵义。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转至遵义西北地区”。
时任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这一转道“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张炼的分析是，转道遵义为全军赢得了休整、补充给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宝贵时间。
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的一张老照片，记录了1931年的遵义城：湘江河穿城而过，南面是老城，北面是新城。老城民居商铺密集，四周被高高的石砌城墙环绕。当时的遵义城仅3平方公里，人口约4万。
作为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算是红军长征途经的较富庶地区，军阀、地主较为集中，他们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垄断工商业。同时，遵义的守军势力也较为薄弱。
“富庶”的遵义盛产大米，曾任遵义地委副书记的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称，娄山关战斗进行时，红军队伍中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打下娄山关，进遵义吃大米饭”。
多名中共党员在红军进入之前，已在遵义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在听闻红军将向贵州进军后，又改名“红军之友协会”。在红军进城前，这一组织在当地传播革命思想，并承担了组织民众欢迎红军的工作。
敌黔军第三团团长的侄儿周江义就是“红军之友”的会员。红军攻城当晚，地下党员周司和从周江义口中得知敌军要逃的消息，便沿街奔跑，大喊“快开四门，欢迎红军！”
前一晚，红一军团红二师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承担了主攻任务。夺取遵义时的“智取”战术，日后“成为长征中全军称颂的范例”。
前卫一营营长曾保堂带领二三十个司号员，化装成溃逃的黔军，押解一个被俘的敌方营长，在遵义新城的城楼下，俘虏营长发话打开城门。化装的红军迅速占领了城楼、截断了电线，一齐吹响冲锋号，后续部队洪水般地涌进城门内，占领了遵义新城。
在进城前，红军制定了严明的进城纪律。
红一集团军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在布置作战任务时就下达了进入城市的相关规定，要求应有整齐的军容、严禁在城内或城郊乱解大小便等。
先遣部队1月7日攻下遵义城后，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总政治部也对进城做出了要求，如“不乱买东西吃”。
“严明的纪律”让红军获得了遵义民众的好感。遵义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此前社会上有“红军吃人”“共产共妻”等说法，长征中的红军每到一地，百姓几乎都早已逃走或藏匿，而在遵义，他们第一次受到百姓的欢迎。
（梁淑怡/图）
“耳目一新之感”
繁华的遵义让红军战士眼前一亮。
“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这一应日用百货也都呈现着城市独有的景象。”红一军团红二师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日后回忆道，“也许是因为我们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在十万大山里钻，一进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文章中写道，“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
何涤宙所在的干部团（原为红军大学）是在1月7日傍晚进入遵义的，为了“省得明天学生藉故请假出来逛街”，干部团当晚就带学生逛了遵义城，何涤宙称，“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遵义日记》提到了当时遵义规模最大的川黔饭店，红军的到来使得饭店生意火爆。进遵义后的第二天，何涤宙就和战友们去了这家饭店，点了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
吃完算账，三元多。何涤宙写道，“我们唯一的土豪（对部队中掌管经费干部的戏称）S.T.同志没有去，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后来何涤宙又随战友们多次去吃辣子鸡，但由于生意火爆，该店的辣子鸡质量逐渐下降，白菜越来越多、以猪肉冒充鸡丁，令何涤宙感觉到“‘红军先生’可欺”。
到遵义的第三天，何涤宙他们搬到一个公馆去住，那里可以瞭望遵义城。“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何涤宙在那期间还参加了当地学生与红军的篮球比赛，红军以30∶12赢了遵义学生队。因打得太剧烈，他晚上睡觉全身骨头酸痛。篮球赛后两天，在当地学生组织的晚会上，何涤宙和战友们还看了魔术双簧等节目。
驻扎遵义城的是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其他军团在遵义城周边的地区驻守，战士们的伙食也有改善，驻扎在遵义桐梓县的红军还在长征中第一次用上了电灯。
王志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桐梓县煤炭资源丰富，是周西成等贵州军阀的老家，非常繁华。周西成担任贵州省省长时比较开明，开办教育，兴办实业，在县里建了发电厂。
1935年1月9日，红一军团红四团攻入桐梓县时，军阀们都已逃走，留下一栋栋小洋楼。红军在洋楼里宿营，每排分住一栋楼，战士们意外发现了电灯。
“关键一票”
红军在遵义休整的12天里，军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亲自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了40万军队，计划围歼中央红军。
于是，红军行进的方向问题被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讨论。
中央档案馆保存、由陈云记载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显示：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不只讨论了进军方向。这次会议上，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的错误指挥遭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批评，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
会议召开之前，部分中央领导人就军事指挥问题已展开较长时间的争论。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道，“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
倡议开会的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他在苏区时就负了伤，与当时患疾的毛泽东都是坐着担架行军。
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是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总司令部驻地，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住在附近，唯独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3人住在新城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距离总司令部超过1公里。
曾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雷光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力争军委机关负责人和各军团首长也要参会，把遵义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样持不同意见的人就大致相当了”。
日后，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关键的一票”。据当时承担会议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回忆，王稼祥是被担架抬去参会的，当时他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他就躺着开会，“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遵义会议纪念馆制作了一部模拟情景剧，循环演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了博古、李德“左倾”战略战术的错误，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多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结束两天后，红军又出发了。1月19日，红军移师北上。
“红军票” 仅流通了6天
红军离开的前一天，遵义闹市区出现了多个摊点，摊面摆满了银元、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民众可用“红军票”兑换或选购，这是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回购货币，目的是“避免群众受损失”。
6天前的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杨柳街开业，苏维埃币正式发行，该币也称“红军票”。遵义城内设立了多个兑换点，民众用银元或其他物品就能兑换。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表示，长征途中，遵义是红军唯一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
纸币是红军从苏区带到遵义的。驻扎遵义期间，红军花了不少工夫征收军阀、土豪的财产，并以征收来的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以此增加了“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
在国家银行业务的具体组织者曹菊如眼中，因为“红军票”既可以买到市场上短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
曹菊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红军手上存的零用钱，在路上用途少，到遵义成了通行货币后，都要买点好吃的和必需的小物品。“所以红军进城12天,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
当时，一元苏维埃币就可以兑换一块半银元，此外还可以换食品、香烟、食盐。此前遵义食盐被当地军阀控制，红军便将征没的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
之所以在遵义发行货币，原因之一是红军本打算以遵义为中心设立长期根据地。不仅如此，红军当时甚至有立遵义为苏维埃政府“首都”的打算。
在遵义，红军成立了长征途中的首个县级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一所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遵义县革委会成立大会。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长征》记录，曾参加大会的遵义革委会成员何绮波称，有位红军领导在会上郑重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遵义城。
拟成为“首都”的遵义，在红军进驻之后，建立起了以革命、工农武装、革命斗争、赤卫、抗捐等多种形式命名的六十多个基础组织，都是当地的临时权力机构。
长征路上，遵义是红军唯一成立了警备司令部的地方。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王云丽考证，这是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拟定都遵义城，警备司令部要担负“首都”遵义的警备要务。
在遵义的12天，是“扩红”规模较大的12天。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中写道，在遵义，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们动员招收新战士，一共招了3000精壮新军。
但由于红军改变了将根据地放在遵义的计划，后面一系列计划随之改变，“国家银行”不得不回购苏维埃币。曹菊如回忆，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
1月19日，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城，进至离城30公里的川黔道上的泗渡站，在这个当时不到100户居民的小镇上，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会议，作出进军川南、北渡长江的具体军事部署。
1935年2月下旬，二渡赤水后，红军又打回遵义，俘敌三千多人，缴获枪支两千多支，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参考书目：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遵义会议文献》；陈云著《随军西行见闻记》；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成仿吾著《长征回忆录》；杨成武著《忆长征》）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