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档案中的“乾隆十二时辰”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凡）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北京紫禁城。凌晨四时许，55岁的乾隆皇帝起床，开始了一天忙碌的日程……
这一天，是乾隆帝在位六十年间平凡的一天。但就是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十洲的笔下，变成了一本《乾隆十二时辰》，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
打破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记述方式，“一日史”无疑是乾隆研究的一个创举。为什么选择这一年、这一天来写？一日史的研究视角又会带来什么新发现？
《乾隆十二时辰》，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两年前的热剧《长安十二时辰》，那个虚构的故事，因为细节具有历史感而引人入胜。
吴十洲
本名吴卫国。1953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故宫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著有《两周礼器制度研究》《紫禁城的黎明》《乾隆一日》《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百年斋号室名摭谈》等。
如果以历史学写一天之史，会是怎样呢？
早在青年时，吴十洲就动过这样的心思。上世纪60年代，他曾读到一则笑话，说苏联一位著名翻译家用毕生精力翻译了一天的《纽约时报》，因而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一天的《纽约时报》，具有人们想象不到的信息量，它似乎包含了一个世界、一个时代。”这对吴十洲触动非常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将目光瞄准了乾隆皇帝。那是1995年，吴十洲从日本游学归来，和日本NHK电视台在故宫文华殿拍摄一部文献片。一年多的时间，他接触了故宫里的殿宇、藏品，慢慢有了研究乾隆帝的想法。多年以后他意识到，研究乾隆帝是研究清朝历史不能不逾越的一座高山。
△吴十洲在故宫福建宫花园
一天，他与一位故宫研究员走到故宫里一处未开放的地方——重华宫，这是乾隆帝做皇子时生活的宫殿。在这里，他看到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那天，乾隆帝在重华宫茶宴上留下的亲笔墨迹。这一天就这样有缘地闯入了吴十洲的视野。
他开始大量查阅清宫档案。他想通过乾隆帝的一天，看乾隆帝的一世，看整个朝代的运行。再细细想来，以这一天做史极为合适。乾隆朝共六十年，乾隆三十年正好是乾隆朝的一半，三十年为一世，选择这一年从时间上考虑，最平衡、最有代表性。而在吴十洲查阅史料之后发现，正月初八日又正巧是留下档案较多、活动内容丰富的一天。
“到了今天，我确信18世纪的清代档案中记载的某一天，它的信息量并不亚于上世纪60年代某一天的《纽约时报》。”吴十洲说。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西历1765年1月28日。这一天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吴十洲发现，在编年体著作《东华录》中，记载这一天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行。再看《清高宗实录》，共有1500多卷，采用逐日记录在位皇帝言行事功的流水账簿形式，颇为平常琐细，但对这一日的记述也只有四页纸，600余字。
一共记载了三件事。一是皇上与大学士及内廷翰林在皇宫中茶宴，以“雪象”为题联句对诗；二是一通处置原任甘肃武威县知县永宁涉及十余万两不明所得银的上谕；三是一通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将吉林乌拉锡伯佐领归属蒙古管辖的折文。这三件事并不相关，对于乾隆帝的政治生涯而言，平凡无奇。但吴十洲看到了当中的价值，“这一天并没有什么所谓历史转折点的迹象，把这一天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是在社会史学上。这一天必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天，是随机的一天，才能看到日常的场景。它或许是乾隆中叶、清朝‘康乾盛世’的一个标本。”
吴十洲继续找寻史料，他查阅了大量的“宫中档”“内务府档”“六部档”，试图从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钩沉爬剔出乾隆帝一日的生活全貌。
大量繁琐的细节考证是难度最大的地方。譬如，乾隆帝这一天究竟看了哪些折子？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记载，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上奏的折子有七本，但这并不是乾隆帝当天御览的奏折。因为奏折到达皇帝手中，必须经过驿站的传递，具奏和朱批不可能在同一天。于是又查当天的内务府《日记档簿》，其中有公文发去或发回的记录，再从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奏折录副档案中核实（军机处经办的奏折，都要抄录副本），发现录副上所注明的朱批时间才是皇帝预览奏本的时间。
当天的录副中有三份乾隆帝朱批云南总督刘藻的奏折，均写有：“知道了。钦此。”刘藻的具奏时间是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云南府至京师要用去三十余天的时间。等皇上看到奏折时，所奏情况本身可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番“破案”，让吴十洲更加体会到古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含义。
乾隆帝的一日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在吴十洲的笔下中，我们看到一天日常生活中诸多丰富的细节。
寅正（4时），乾隆帝于养心殿起床，卯初（5时），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卯正（6时），赴中南海同豫轩进早膳。
用完早膳，乾隆帝去往乾清宫西暖阁或养心殿暖阁及弘德殿，览阅先皇实录、圣训。
这一天有一场重要的雅集。辰初（7时）的紫禁城是一个诗的王国，君臣二十多人在重华宫茶宴联赓对诗，他们用华丽的辞藻来赞美一尊雪象。乾隆出口成诗，连作七首。联句结束后，乾隆帝特赐与会者《石渠宝笈》一部。
巳正（10时），乾隆帝从重华宫回到养心殿，一叠厚厚的奏折已放在案头。之后，乾隆帝于养心殿前殿面见各部引见的臣工。在被引见者中有文职的知县、武职的游击，如此下层的官员在选任赴职时都将得到引见，这无疑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这一天他召见了约五十人。之后，在养心殿进晚膳。申正（16时），与军机大臣傅恒晚面。
到酉初（17时），忙碌了一天的乾隆帝才能轻松下来。坐在养心殿三希堂的炕榻上，醉心于赏玩古董与书画。
戌正（20时），乾隆帝于养心殿后殿东暖阁就寝。陪在55岁皇帝身边的是谁？吴十洲也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细致考察，试图推测乾隆帝的“宫闱之事”。
这一天还是顺星节，要祭祀星辰。这一年正月十六日，乾隆帝就要第四次南巡江浙，这一天宫中上上下下也都在为即将启程的南巡做准备……
△《乾隆十二时辰》 吴十洲 著 中华书局
对一位从事故宫学研究三十余年的史学家而言，记述乾隆十二时辰，并不为了讲故事。从一滴水看到清一代的整片大海，从短暂而日常的场景中管窥乾隆帝及其时代，才是吴十洲的初衷。
正如《万历十五年》选取的这个年份具有的历史转折点意义一样，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也潜藏着“转折”。
“这一天上演着丰富而复杂的政治场景，共同映照出一幅多种文化并融并存的盛世之景。但实际上，清廷的盛世之下，已有隐忧。就像冰在凝结时，已经存在着融化的要素一样。”吴十洲说。
作为一统华夏的帝王，乾隆帝的理想是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族民族传统，同时又希望人们视他为儒家正统文化统治者的完美代表。但实际上，当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愈趋成熟的时候，满族本原文化也趋于消亡，所谓的国语骑射早已是强弩之末。
而到了乾隆三十年，乾隆帝仍未确立接班人。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密立储君锦匣，仍是空的。直到8年之后，皇十五子永琰才被选中继承皇位，即后来的嘉庆帝。“雍正设计的秘密立储制度，核心政治理念是有利于在位皇帝的统治，这为清代后期皇权的弱势埋下伏笔。”
更令乾隆帝始料不及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吴十洲记述乾隆三十年这一天，更将眼光投射到当时的世界。“18世纪中叶的欧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西方世界发生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敲响了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钟声，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伏尔泰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以中国为参照物倡言欧洲政治文化改革；在日本，西方医学勃兴一时，萌发了日本人社会改革的意识……但这些世界变局，在当时天朝的上上下下，并没有引起丝毫关注。”
对话
乾隆“走红”无可厚非
历史学研究应并行
现代快报读品：您如何从乾隆十二时辰中，拆解乾隆的多重性？
吴十洲：考察乾隆帝作为人的本性一面时， 他人格的双重性十分显著。他在真心实意地去做皇帝，一天中处理朝廷上下大大小小、千头万绪的事务。正像他在《三希堂记》所引用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作为皇上，他还有什么可希冀的？只有那“希天”的圣王了。这是乾隆帝的诚恳。同时，他的虚伪性也毕露无遗。
他本人对嫡母孝敬宪皇后并没有“亲亲”的热情，却要将孝道的准绳强系在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身上。他口口声声“清心寡欲”“朝乾夕惕”“不迩声色”，却在后宫中纳有各种名号的妻妾四十余人。
他利用国家权力大肆搜集天下古物，使天下玮丽瑰奇、稀世不易得之珍品，都集于一人之手，体现了他的欲望与痴迷。他虽然以“书生”自居，提倡教化，却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之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朝。
他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处置，貌似圣明，却被臣下批评“明之太过”“断之太速”，有师心自用之嫌。他为政保守，性格好胜且虚荣。有多少“丰功伟绩”是这位皇帝无意识动机的客观结果，这似乎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
他到处巡视，大兴土木，规模之大，耗帑之众，为历代之首。总之，他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个集诚挚与虚伪于一身的人。
现代快报读品：从这本史学书中，能感觉到浓厚的文学品质，您是否是一个拥有小说家灵魂的史学家？
吴十洲：中国人讲文史哲不分家，如司马迁《史记》受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左传》也有很强的文学意识，这都是一种魅力。史学著作写得生动了才可能有生气。我非常喜欢文学，从小阅读是一种习惯，我喜欢杜甫、苏东坡、王国维，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写诗。
现代快报读品：乾隆皇帝几乎是古装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皇帝，您怎么看待他以通俗化方式的走红？
吴十洲：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活到89岁的皇帝，围绕他的故事多，传闻多，以他为主人公，大家喜闻乐见。我不反对这种大众化，这个无可厚非。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也应该同时并行。对大众来说，了解乾隆帝的历史，不应该局限于听故事，也应该引起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思考，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力量，汲取文化滋养。
现代快报读品：您是一位从事故宫学研究三十多年的学院派专家，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专著出版？
吴十洲：我的研究是比较发散型的，从先秦史到近代史，有好的选题，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往往会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我要感谢吴瀛写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这本书非常吸引我，我被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所吸引，也让我放弃了过去自己的很多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做故宫学的研究。明年年初，我的《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一书将再版，我用这本书聚焦清朝的精神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内容的修正，进一步对乾隆朝展开深入的研究。
（受访者供图）